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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覃国翰

发布日期：2017-09-20 15:44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廖庆堂
    覃国翰是一名战将，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从小就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是远近闻名的“红小鬼”。
    山旮旯的倔强儿
    隔着一座痩骨嶙峋的十二坡便是滔滔东去的红水河，山旮旯这边，光秃秃的大石山绵延围拢成一个“B”状的盆地。盆地的中央位置便是板桂村公所，其不远处有一个趴在山脚的村子，那是巴洪屯。
    山高皇帝远。土司时期，巴洪屯为兴隆土司辖地。1905年，满清政府在废除科举考试的同时，也废除土司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将都阳土司和安定土司合并，各取头一个字，设立都安县，该屯隶属都安县古河乡板桂村。星移斗转，沧海桑田，1988年10月，大化瑶族自治县从都安县析出，巴洪屯随古河乡划属大化瑶族自治县行政区域。
    巴洪屯环巴洪山脚一字排开，村前那几十亩田地凹凸不平，由于时涝时旱，土壤贫瘠，村民广种薄收，甚至有种无收，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村头那间破败不堪的茅草屋，依山而建，屋的主人是沉默寡言的覃士金，其妇人韦氏俊秀的脸颊上镶嵌着一对丹凤眼，鼻翼厚圆，嘴唇圆润，给人以胆识过人而又慈心善举的亲切感。
    夫妻双双是老实巴交、规矩本分的庄稼人。屋前那虬枝苍劲的老黄皮果树看似垂暮老者，直觉在告诉人们，此树、此屋应均是“传世之物”了。
    1912年11月18日，恰逢农历十月初十，是千载难逢的双吉之囍。当日午后，艳阳高照，此屋喜添一丁，小巧玲珑。
    “三三得九”天之后，依照当地习俗，就要给宝宝起个乳名，以图个吉利，覃士金恭请族中长老和族贤商酌。按覃氏班辈排序，排行到“国”字辈。小子虽短小，但硬朗，眼珠大且乌黑有神，浓密大耳，众人琢磨来琢磨去，最后钦定取“翰”名。据说，古人认为“鸟羽之长而劲者为翰”，取其名包含“矫健飞翔”之义，希望日后是一条硬汉。
    果然，日后的覃国翰，不负众望，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军队的强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人们仰慕的开国元勋。
    此时，覃家是地地道道的大家庭了，小生命上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加上父母，成了八口之家。清贫如洗的家境，自己嗷嗷待哺，哥姐饥肠辘辘，父母不但高兴不起来，还弄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家里死气沉沉，像快要窒息似的。
    俗话说：“先定良禄后定生”。也是，上帝不会随随便便降临一个生命来到世上，而是首先预设了活命的法子。人各有命，穷人命硬，不知不觉中，这些苦命的孩子不但都活了命，而且都渐渐长大了。
    不知覃国翰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他生长的年代，是国家最动荡、最黑暗的改朝换代时期。是时，封建王朝气数已尽，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还弱不禁风，几任“临时总统”朝换夕改，轮流登场，闹剧不断。地方上，军阀割据，你争我夺，混战不休；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奴役百姓，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广大百姓走投无路,时常群起而造反。偏居于桂西南一隅的板桂村亦无幸免，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愈演愈烈。小小的覃国翰耳濡目染，深受其害，铭刻于心。
    转眼间到了1921年，覃国翰九岁时，瘦弱的父亲因为长年累月劳作，积劳成疾，又无钱请医，最终眼巴巴地别妻离子、撒手人寰，定格在不足五十岁的人生。
    突如其来的变故，家中没了顶梁柱，母亲顿觉天塌下来一般。操办完后事，面对大大小小的六个子女，母亲咬咬牙，毫不迟疑地强打起精神来。毕竟，孩子们要活下去，再难的日子也要过，再大的困难也要扛，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故去的丈夫。于是，她睡半夜，起五更，忙里忙外，抚养好孩子，艰辛度日，闯过一个个难关。
    板桂村不大不小，方圆几个村庄相距不远，上百户人家彼此相认。有些富户子弟看不起穿着破烂、家境贫寒、个子矮小的覃国翰。然而，覃国翰人穷志不穷，从小养成了不听天由命、不赌不服输的刚强性格，人们都称他“倔小子”。每每受到欺凌，他都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板有眼地对付他们，叫他们服服帖帖，不敢再惹事生非。他还常帮伙伴们打抱不平，由此，他深得穷小子们的信赖。
    很快又过了两年，覃国翰已11岁，但还没有钱上学，他日思梦想。一天，他打柴路过邻村的私塾门口，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把他吸引住了。他垫一块石头趴到窗口往里面望望，见十几个小孩正在开心的读书，他好生羡慕。先生见他目不转睛，就问他：“小朋友，你想读书吗？”他知道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书，就索性不回答先生的问话，流着眼泪默默地扭头走开了。
    此消息很快传遍全村，她母亲也听说了，难过至极。她自己没读过书，目不识丁，知道不认书识字吃的亏、受的苦，又见小儿子国翰性子倔，脑子灵，记性好，便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她还是咬着牙卖掉几分口粮地，送覃国翰去读书。开学那一天，她亲自送小儿子到私塾，对教书先生说:“我这仔倔得很，全靠先生好好管教了。”然后又叮咛儿子要听先生的话，覃国翰很乖巧地朝母亲点头。
    上了学，覃国翰心里乐开了花。他深深懂得，自己能读书是多么不容易。因此，他学习特别用功，每天一大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从来不迟到早退，课堂用心听，认真做功课，不懂就问，悟性特好，先生喜欢，所以学习成绩进步最快。一放学他就赶回家，尽力帮妈妈做农活、帮家务，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压。见儿子孝顺，母亲颇感欣慰。
    可是，好景不长。1926年春，覃国翰的家乡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他家租种的两亩田地不但白费劳力，还颗粒无收，家里已断了炊，全家人急得像热窝上的蚂蚁。而狠心的地主仍然上门催租逼债，雪上加霜，他们家陷入了绝境。为此，覃国翰失了学，万般无奈地加入到逃荒讨饭的行列，心中对不平的社会、残酷的现实陡生愤恨，也使他的性格更加倔强。
    1926年秋天，正当覃国翰极度迷惑困顿、不知所措之际，韦拔群在东兰组织农军打土豪的枪声震动了红水河畔的村村寨寨，革命的烈火也燃烧到了板桂村。韦拔群先后派来了农运领导人陈铭玖、陈洪涛和邓无畏与覃道平接头，他们在丹桂村以办夜校的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广大群众欢天喜地。覃国翰像着了迷似的紧随不离，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当年末，板桂村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自卫队。14岁的覃国翰被吸收为队员，带着一根木棒痛痛快快地参加打土豪、斗地主的活动。一时间，那些土豪劣绅都销声匿迹了，而协会里却喜气洋洋，覃国翰平生第一次感到尊严的滋味。
    跟着拔哥搞农运
    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右江地区，出生于东兰县的韦拔群，农民群众尊称他为“拔哥”，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发起者、探索者、领导者。其策源地在东兰，传播渠道首先在红水河流域，然后推及整个右江地区。出生于红水河畔的覃国翰，走向革命道路缘于拔哥，起于农运。
    1925年夏季的一天，覃国翰刚吃过晚饭，侄儿覃道平就带来两个陌生的客人，安排在他家住下，说是覃国翰的远房舅舅，并嘱咐覃国翰不要往外说。后来覃国翰才知道，他们一个叫陈洪涛，一个叫邓无畏，是从东兰来的。
    陈洪涛是东兰人，在梧州加入共产党不久，正在筹办田南道（今百色市属地）农运办事处，协助韦拔群领导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邓无畏是三江县人，此时为广西省农运特派员。韦拔群委派他俩到都安西区以板桂村为核心开展革命活动，组建农民协会。
    两个“舅舅”到板桂村后忙得不亦乐乎，既走村串户联络群众骨干，传播革命思想，又忙着用石灰在墙壁上写大标语，诸如：“团结互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不自由吾宁死”、“建立农会，有我无敌”等等。覃国翰跑前跑后帮忙找适合写标语的地方。
    1925年末，覃道平从东兰农讲所学成归来，就马不停蹄地在板桂村周边开展农民运动，筹建农民协会。覃国翰乐此不彼当好助手。
    经过精心筹备，1926年3月的一天，板桂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会员有150多人。14岁的覃国翰光荣地成为村农民协会的首批会员。经过推选，覃道平任农会主席兼农民自卫队队长，覃桂才为副主席，覃德兴为组织委员，覃桂森为宣传委员，韦绍林为教育委员，覃秉均为保卫委员，覃妲英为妇女委员，覃汉鹏为青年委员，覃国翰为通讯员。会议还讨论决定，将板桂村改名丹桂村，表现了全体会员革命到底的决心。韦拔群亲派陈铭玖出席成立大会和指导各项工作。
    当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会员们兴高采烈地参加活动，首先列队依次饮鸡活血，然后到绣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前排行，由覃道平组织集体宣誓：“我们永远忠于农会，永不变心；遵守农会章程和纪律，把革命进行到底！”接着，缴会费。章程规定，每个会员要缴纳会费三元钱，瑶族会员交不起，就宣布免费，给他们填表就可以加入农会。
    丹桂村农民协会成立后，与国民党村公所针锋相对，村里就形成了两派：农民协会这一方是革命派，土豪劣绅及地主老财那一方是反革命派。覃国翰数了数，对方只有23户，而农民协会有33户，占了多数，人多势众。但他们怀恨在心，随后秘密串联，暗中勾结上层反动官吏，纠集反动武装，伺机向农会反扑。
    覃道平想，对付敌人的反扑，农会不能单凭书生意气，更不能赤手空拳。为此，他发动农会会员买枪添刀，武装自己。他带头卖自家的一亩多田，买了一支长枪。随后，覃道平组建农民自卫队，亲任队长，挑选覃国翰为队员之一。
    接着，覃国翰积极参加农会组织开展的打土豪、斗地主的活动。经过几个月革命斗争的考验，1927年三月间，在覃道平的带领下，15岁的覃国翰和伙伴覃善谋、覃建辉出于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带着一股倔劲，加入了都安县农民自卫军的行列。
    覃国翰参加了县农军，心里高兴极了，他接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农军战士。之后，他每天参加军事训练格外刻苦，还经常聆听邓无畏主任的讲课，各方面进步很快。
    1927年4月12日，正当都安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时，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四•一二”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新桂系军阀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对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紧接着，广西反动省政府勒令解散农民协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趁机向革命群众反扑过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是年10月中旬，国民党都安县长韦旦明带军警和民团数百人，围剿都安农运的中心区域——丹桂、古河一带，由于覃道平、覃国翰等农会骨干已经闻讯转移，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就烧毁了他们的房子，全村被烧房子30多间。反动县警威逼群众说出覃道平、覃国翰等农会骨干藏匿的地点，不说不仅放火，还要杀人。乡亲们不怕淫威，个个守口如瓶。反动派无奈，最后就摊派各户交罚金，全村共被罚白银三担半。得了白银，这批爪牙才蜂拥撤离。
    为迎接更残酷的斗争，覃道平派覃国翰、覃善谋和覃建辉三位农军骨干到东兰参加第三届田南道（相当于今天百色市辖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他们三人顾不得夏日炎炎，日夜兼程，用了4天时间赶到了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一到那里就四处打听：拔哥在哪里？
    第二天，他们接到邓无畏通知：拔哥要接见他们了。
    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蹦跳起来。
    傍晚，他们来到拔哥的住处。拔哥伸出刚劲有力的大手，逐一与他们握手。刚开始覃国翰还有些紧张、局促，但见到拔哥和蔼可亲，笑容满面，就没有什么拘束了。
    “拔哥，我是覃国翰！”
    “哦，覃国翰，我早有耳闻了。你虽然只有15岁，但算是个老农会了。有志气，好样的！”拔哥拍拍覃国翰的肩膀说。
    这是覃国翰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拔哥韦拔群，他高兴至极。
    席间，韦拔群详细地寻问都安农民运动的情况，覃国翰作了介绍。接着，韦拔群鼓励他们不要怕敌人的威胁，要坚决地跟反动派作斗争。
    这期农讲所在武篆区中和乡育才小学举办。农讲所内贴着韦拔群亲笔写的标语：“快乐事业，莫如革命”和“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等。这些闪耀着革命战斗火花的标语，成为当时农讲所的校训。
    覃国翰和两百多名学员欢聚一堂，聆听韦拔群、陈洪涛等教员的讲课和教诲。先后学习《各国革命史》、《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军事常识》等课程。农所坚持每天三节理论课和两节军事课的学习制度。天刚亮，学员就出操，搞军事训练。上午上理论课，课间学唱革命歌曲；下午练习演讲和到野外搞军事演习，或者劳动（上山砍柴，开荒种菜）；晚间，有时讨论政治，有时到农讲所周围农民家里作社会调查，开展宣传发动工作。通过阶级分析，搞社会调查，学习军事技术，覃国翰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分清了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什么叫中农、什么叫贫农，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提高了和敌人作斗争的本领。
    科目设置很重视社会实践内容。有一天，覃国翰和小组的同学共五人徒步约三十里地，到东里屯进行宣传组织调查工作。这个村是韦拔群的家乡，共有一百多户人家，只有两姓，韦姓占多数，姓黄占少数；有两户地主，姓韦姓黄各一户，五户富农，十户中农，其余都是贫农和佃户。经过深入调查，他们得知韦拔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出身于富农家庭，从广州农讲所结业回乡后，立即召集所有的佃户和农民来到他家门口，大家看到一堆熊熊燃烧着的大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他面带笑容，打着赤脚从房子里走出来，对大家说：“乡亲们，耕者有其田，天经地义！”
    接着，他当场烧掉自家的全部契约，宣布凡佃户所耕种他家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农户所欠他家的债务也不用归还，一笔勾销。韦拔群这一非凡的义举，深深地打动了佃户的心，顿时大家欢呼雀跃起来。韦拔群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忠城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样高贵的品质，深深地影响覃国翰，更坚定了他跟随韦拔群革命到底的决心。
    培训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获知桂系军阀指派朱为珍部一个师和龚寿仪部一个团、刘日福部黄明远一个营，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攻东兰西山，妄图血腥镇压东兰农民运动。韦拔群、廖源芳率领学员和东兰自卫队五百多人迅速开赴西山，覃国翰负责宣传、后勤工作，英勇参战，激战11天，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退出西山。这是覃国翰第一次与正规军作战，机智勇敢，经受了实战的考验。
    3个月后，覃国翰在农讲所完成学业。根据韦拔群的决定，他和覃善谋、覃建辉两个伙伴奉命从农讲所回到丹桂村，秘密从事农运工作。
    覃国翰回村不久，就遇上一件歪打正着、不期而遇的趣事——
    当月下旬的一天，古河区公所要选举区长，全区几个乡来了不少参加选举的村民，也有来看热闹的。土豪劣绅者每人携带着枪，农民有枪的也带来了，但有枪的是少数。当时覃国翰有病尚未恢复健康，在家待着，这时有一位同学名叫覃瑞兰来到他家，邀他一块去参加选举大会。
    覃瑞兰对覃国翰说：“你怕什么？和我一块去，我拿着枪来保护你，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
    覃瑞兰是村上地主的儿子，思想追求进步，对革命也有同情心。他对覃国翰能到外地求学非常羡慕，认为是全村的光荣，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覃国翰到哪个地方学什么、干什么。当时覃国翰的一门心思是组织农民闹革命，其他全然不顾，就同他一块儿去了。
    选举地点设在古河高小学校。来了几百人，把学校挤得水泄不通。选举只是做样子，结果在既定之中。选举活动一结束，农协会领导示意覃国翰上台演讲，他心领神会，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机会，要因势利导。只见覃国翰一个弹跳，就敏捷地登上讲台了。他大声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今天这个选举是富人的选举，是穷人走开的选举。我们穷人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眼巴巴地望着。当今世道，土豪劣绅横行，我们穷人苦难深重。地主官家有吃不完的鱼肉倒去，我们连稀粥都吃不饱，逼得卖儿卖女外出逃荒，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自杀。地主豪绅不但毫不同情，相反催租逼债，害得我们苦上加苦。我们能这样忍受下去吗?不能，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覃国翰的鼓动宣传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他们群情激奋，边手舞足蹈，边向覃国翰投去赞许的目光，不少群众走到他身旁赞扬他有勇气、说得好。而那些地主恶霸却恨之入骨，网罗当局缉捕他。
    事后不久，覃国翰和覃善谋考上古河高小学校读书。他们边读书，边做学运工作，组织成立学生革命委员会。为避免敌人过早注意自己，覃国翰不担任革委会的任何职务，为此学运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是到年底高小毕业考试时，县教育当局给学校邓校长来信说：“学校里参加考试的学生，由当局派人员来严格审查，学生里是否有与韦拔群党羽有关系的。”邓校长把消息泄漏给他们，他们两人便决定不参加考试，悄悄离开了学校。
    是时，都安县农会主席覃道平率镇江区农民自卫军15O余人在西部山区攻打土豪团局据点，配合东区、中区农军作战，形成了全县暴动高潮。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惊恐万状，于当年11月16日向全县发出通令，通缉捉拿邓无畏、覃道平、覃国翰、覃建辉、覃善谋等8名农运骨干，农民协会也被勒令解散。
    遭受通缉，覃国翰无所畏惧，对革命毫无退缩。
他和覃善谋采用与敌人周旋的方式，利用熟悉地形的便利，巧妙地东躲西藏。他们有时露宿在山上，有时躲避在洞里，有时跑到瑶胞村里去隐藏。经过三天的东奔西跑，最终甩掉了敌人的跟踪。
    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覃国翰琢磨着：要搞革命，非组织革命武装不可，要组织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没有枪是不行的！
    但到哪里去弄枪呢？光靠这些红缨枪和地方强大的武装作斗争是斗不过人家的。于是，覃国翰和几个农会骨干倡议：两个或三个会员合买一支步枪。
    覃国翰心里盘算着单独买一支步枪。但家里贫穷，到哪里去筹钱买枪呢？他左思右想，家里的两亩水田目前是卖不出去的，要急卖得掉的只有家中唯一的水牛了。得到母亲的支持后，覃国翰用卖水牛得到的四百元银洋购买了一支步枪。
    枪，终于有了。但到哪里去弄子弹呢？他们只好东买一点，西凑一点，加上上级农会发给的，这样丹桂农民协会已有4O多支新枪，加上原有的旧枪共有1OO多支步枪，威力增强了许多。
    胆从枪里来。丹桂村背后的一个弄场里有一个大地主，住着深宅大院，家有良田数百亩，平日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穷人敢怒不敢言。令人发指的是，谁家有漂亮的姑娘，这个禽兽就要霸占糟蹋。覃国翰决定要治一治这个“活阎王”的威风。一天夜里，他召集了十多个农军骨干，愤恨地说：“走，发挥这个家伙的作用，我们去抓这只臭名昭著的‘吃人狼’”！
    大家拿着枪，一鼓作气，直扑地主家。这当儿，酒足饭饱之余的老地主，正由小老婆陪着寻欢作乐。忽然传来狗腿子惊叫:“老爷，不得了啦，有人打进来了!”
    老地主顿时吓得一身冷汗，慌忙起身，象受惊的野猪到处乱钻。覃国翰手持步枪，带着农军翻墙而入，几个护院的爪牙很快被打翻在地。躲在楼上的老地主被揪了出来，已经愤怒到了极点的覃国翰，当即就对老地主一顿狠打。一个曾被这个老恶虎霸占了未婚妻的青年，气得两眼喷火，顶着老地主的脑门说:“你伤天害理，糟蹋人家的姑娘，霸占我的未婚妻，今日我要千刀万剐你这个禽兽不可……”
    老地主赤着脚，跪在地上，不住地叩头告饶。第二天一早，覃国翰和几个农军又用栓牛的绳子把老地主五花大绑拉出去游斗。目睹此情景的广大群众，无不为覃国翰的胆大超人而钦佩。
    1928年9月，韦拔群写信给都安县农会主席兼农军赤卫队队长覃道平，要他派队伍到东兰武篆领取武器。
    阅完信，覃道平思来想去，一再考虑谁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最后，覃道平决意把这个重任交给覃国翰。
    “小叔，拔哥拨给我们十几条枪，要我们派人到东兰武篆去领取，路途遥远，危险性大，我们决定由你带几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你有把握吗？”覃道平对覃国翰说。
    “坚决完成任务！”覃国翰肯定地回答。
    覃国翰挑选了四个人，连夜赶到武篆。
    次日早，他急匆匆地找到武器管理员，递给介绍信。看完介绍信，管理员问：“你们来多少人？”
    “四人。”覃国翰回答。
    “来人太少了，路上不安全，不能给枪！”管理员严肃地说。
    覃国翰急了，转念一想，撒了个谎：“路上还有10个人接应。”
    “这才差不多！”管理员露出了笑脸，然后带他们到仓库领枪。
    “15条枪、3箱弹药怎么拿？”管理员问。
    “我们有办法，还多给几条都拿得。”覃国翰笑嘻嘻地说。
    “这批武器是韦拔群指挥东兰农军攻打兰泗团局和桂系军阀龚寿仪部缴获的，好家伙，非常难得，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带回去！”管理员特别吩咐。
    “一定完成任务！”覃国翰边敬礼边答话。
    接着，他们以“剿匪”为名，扛着长枪和弹药，当天大摇大摆地返回了古河乡。
    1929年11月底，正当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加紧准备百色起义之时，都安县农民协会在覃道平、黄梓英的领导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达默起义。
    达默镇背靠江洲圩，正面是天险红水河，侧面是高山峻岭。由上谷村沿红水河而上，只有一条路通达。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
    是时，覃国翰和都安县西区所有农民协会会员秘密到达默镇集结。该镇一共有四十多户，附近有三个山洞，都住满了客人。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12月底的一天，都安农民协会按计划在达默正式宣布都安农民武装起义。
    当天，达默镇的那一片田坝成了人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群众汇聚到这里，欢庆武装起义，绣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旗迎风招展。覃道平在起义大会上宣布成立都安县赤卫营。五百多人的赤卫营全副武装，意气风发地在主席台前列队。覃国翰迈出队列，接受覃道平的授旗。
    接着，覃道平讲话：“乡亲们、同志们，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我们都安达默起义成立了都安赤卫营。我们赤卫营是革命的队伍，是劳苦大众的队伍！”随后，他号召全县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干革命，铲除一切剥削者。同时宣布成立都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
    大会推选黄梓英（原名黄廷现）为都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
    起义大会结束后，赤卫营队员们满腔怒火，直接冲向上谷村山背后弄场的一个无恶不作的蓝姓大地主家里，把他抓起来，拉到会场，进行批斗，斗倒了他的威风，还把他的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当天还公审了几个土豪劣绅，真是大快人心！
    达默起义的消息，很快被县城的反动民团知道了，他们秘密勾结武鸣军阀陆福祥派一个团的兵力，于当天兵分两路围攻达默镇。情况紧急，覃国翰随赤卫营立即登上凤凰山迎击敌人。赤卫营靠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激战一昼夜，打退敌人5次冲锋，杀伤了不少敌人。但是，敌人靠着人多势众和武器优良，拼命冲击，想一举把赤卫营消灭。正在危急关头，韦拔群派两个营的援兵赶到，把敌人两面夹击。敌军腹背遭受打击，顿时乱了阵脚，仅一个半小时，敌人即全线崩溃，狼狈逃遁，丢下大批枪支弹药，遗弃很多伤员和尸体。还有不少敌人从红水河夺路而逃，结果淹没水中。
    随后，起义队伍乘胜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渡红水河，兵分两路夺取都阳镇。扫除了号称“七老爷”的都阳土司黄永然团董，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七老爷”只带了部分残兵败将狼狈向七百弄方向逃窜。
    翌年元月27日，韦拔群亲临都阳镇，出席都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议选举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共九人，覃道平任主席，黄梓英、覃桂才为副主席，覃国翰任组织委员，覃善谋、吴介三、唐向岩等担任委员。
    几天后，敌人侦察得知丹桂村的兵力薄弱，豆也的土豪劣绅韦豹臣、韦克臣就纠集反动民团武装一千多人，兵分为两路进攻丹桂村。覃国翰组织赤卫营10余名战士与敌人打了一整天，打死打伤敌人十多个，逼迫敌人撤到本礼、豆也等村。不多久，敌人又反扑，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太大，覃国翰就带领小分队连夜从小道撤退到古河圩，第二天下午转移到都阳镇。这时，反动民团已包围丹桂村，并放了一阵空枪，却不见一个赤卫营队员和农会会员。脑羞成怒的敌人，就将村里33户农会会员房屋烧光。至今，覃国翰家被烧的断墙残壁依然故在。
    达默起义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仅存在四个月的时间。这短短的四个月，让都安各族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它为谋求解放的劳苦大众亮出了明灯、指明了方向，也奠定了覃国翰戎马生涯的起航。
    作者廖庆堂，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池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散文集《根是一条河》和长篇传纪文学《韦祖珍将军传》《姜茂生传》《覃国翰传》等。现供职于广西河池市政协。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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