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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峰同志：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上）

发布日期：2017-12-19 12:51    来源：中红网    作者：杨小冀
----纪念杨秀峰同志诞辰120周年  
   
   杨秀峰(1897年—1983年）
        杨秀峰同志(1897年—1983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法学家。
    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在杨秀峰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深切缅怀！
    追求真理  救国图存
    以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杨秀峰从小受家庭影响，5岁入读私塾学习。1915年，在滦州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因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声讨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被校方开除。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史地学科。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倭寇入侵，民族危亡，促使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毅然参加各种革命进步活动。
    1919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代表，和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      
    1921年暑期，北京高师毕业后，开始了教书生涯。1925年5月，发生上海“五卅惨案”，他组织通县爱国师生游行示威，支援反帝斗争。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与叔父杨十三，每年利用假期在家乡开办农民讲习所，传播革命思想，介绍南方农民运动情况。
    1929年秋，杨秀峰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在这里，杨秀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跃升为共产主义者，并作党的工作，参加领导党的外围组织“东方反帝同盟”，任党团副书记，负责编印《工人》等秘密刊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举行反日游行集会，被法国当局拘捕和驱赶出境。之后，暂至比利时。1932年2月，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由于不同意王明错误对待陈郁等同志，拒呼"王明万岁"，遭到王明的打击迫害，被遣送乌拉尔加里矿山做工。1933年夏至1934年春，分别在德国、英国，参加了德共和英共中国语言组工作。
    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4年10月，杨秀峰回到祖国，此时正是在国家和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交给他的任务是，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领导平津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当时，华北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不准抗日，“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他奔波于北平、天津两地各校，在所授十数门课程中，从不同角度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启发学生觉悟。尤其是，1935年5月杨秀峰在北平师大做了题为《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的学术演讲，他用翔实资料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的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使人耳目一新，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黄令坦撰文指出：“在一二﹒九运动之前, 一些左翼教授如杨秀峰等在课堂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革命理论，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经常人满为患，‘很叫座’”[1]，他们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平津青年学生起到启蒙作用，推动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
杨秀峰不囿于在课堂上传播革命理论，他通过组织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和同乡会、座谈会、讲演会、时事座谈会等群众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等各种方式，到青年学生中间去，到文化教育界人士中间去，引导他们投入救国运动。
    以学者的身份，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5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号召，他和北平文化界的许德珩、徐冰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他积极参加著名的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协会”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又亲自领导了天津"一二一八"游行示威, 还积极声援营救上海 “七君子”等革命活动。被广大青年学生誉为"红色教授"。
    据庄林（庄金林）回忆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一二•一八’前夕，杨秀峰告诉我，天津也应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他在公开场合作了三次重要讲话，至今我的印象还很深。其中有一次，在讲经济学时，讲到学校当局让他填一张有反共内容的表格，他当场撕掉了表格，因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要靠共产党来领导。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相信马克思主义，填了那张表，就等于违背自己的信仰，自动解除自己的职务。他的话很有力量，博得了热烈的鼓掌。”[2]庄林说：杨秀峰学识丰富，为人诚恳、直率，善于和同学接近，言谈很有说服力。他和阮慕韩作风不同。阮持重谨慎，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杨性格爽朗，敢说敢作，似乎无所畏惧。我始终不知道他已是党员……
    12月18日早晨8点，校园内响起了钟声，同学们集合起来，立即出发了，整个队伍大约2000余人。杨秀峰教授参加了游行，他夹着黑色皮包，和庄林走在队伍最前面，指导学生们行动。当队伍走到东南城角时，有的同学要冲向日租界，他赶快跑过来，问：“要干什么？”庄林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告诫说：“那怎么行！不干那蠢事。我们走西马路，东南角。” 离日租界已很近。日人筑有防御工事，架有机枪，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把守，正监视游行队伍的行动。学生们高声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然后转向西马路，最后到达目的地――南开中学操场。在集会请愿后，大家返回学校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
    杨秀峰的爱国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多次遭到军警通缉追捕。其中1936年8月，特务机关向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密报”：“天津学生救国运动的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秀林、温健公2人”。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立即指令北平宪兵第20团到天津抓捕杨秀峰。当时，杨十三的内弟司可庄（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口行营参谋长）获悉消息，立刻派秘书张连之乘飞机火速赶往天津，密告杨十三，杨十三即派女儿杨效昭迅速通知杨秀峰转移，免遭迫害。在杨十三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下多次化险为夷。
    有资料记载，“杨十三教授不仅积极参加了杨秀峰领导的‘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而且大力支持帮助杨秀峰在天津发动和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也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在学生中广为宣传，抗日复仇之事，负责组织开展河北省工业学院的学生爱国护校运动。在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大游行爆发之时，杨十三也组织了工业学院学生和部分教师一同上街游行，指导学生自治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书’，并以教授身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阻拦和殴打时，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组织队伍有序地疏散，以免遭更大的伤害，并设法保护被国民党政府点名缉拿的几名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帮助他们安全离校。”
    组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开始向抗日方向转变。会前，我党决定发动全国民众请愿，逼迫国民党做出抗日的决定。在北平成立了一些救国团体等民间组织，文化教育界杨秀峰与张申府、张友渔、邢西萍、于毅夫等，参加了组织筹备。杨秀峰分别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华北学联”随团顾问，“和平促进会”（简称“和促会”）负责人。其中“和促会”是由华北上层党政军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等参加组成的，包括宋哲元秘书长刘鼎五、老同盟会员社会名流李锡九、大公报名记者戈公振以及老国民党员、大学教授等。杨秀峰主要负责组织“和促会”赴南京请愿，他在大会上推荐何礼[3]以“北平学联”代表身份参加工作，作为请愿团秘书。何礼临行前，杨秀峰在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说：希望“和促会”能尽量联络各团体，尽量争取公开，表达民意！[4]
    侵略战争的显著目的之一，就是进行野蛮掠夺经济财富和物产资源。 日军除了对华北加紧军事侵略，还在武装保护下疯狂地进行经济走私活动，通过买办廉价套购煤炭、金属、棉花、粮食、烟叶、油料，并低价倾销日本纸张等工业品，严重破坏中国国民经济，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冀察当局财政收入。此外，日军在热河广种鸦片，由日商包销，在北平市内“大烟鬼”、“白面客”流窜街头，抢掠盗窃，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市民人人自危。
    在何其巩校长支持下，杨秀峰主持“北平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走私。到会代表50余人：北平商会会长邹荃荪和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教联的代表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妇女界刘清扬，学联史立德，新闻界罗隆基、窦子洪，工人代表长辛店铁路工会秦其武，东北救亡总会北平负责人于毅夫，梨园公会侯喜瑞和会长杨小楼的代表刘砚芳及三友实业社驻平代表等。会议由杨秀峰和商会邹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各界联合起来，广泛宣传，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服用国货”运动，打击日军的走私活动；……接着，北平商会在开明戏院召开一个20余个同业公会的代表大会，到会千余人。杨秀峰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大家一致拥护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倡议，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日军走私活动和服用国货的主张。至此，“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工商业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 。[5]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6]。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7]
    投笔从戎，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放弃教授的优越生活，脱下长袍，与夫人孙文淑带领，如杨秀怡、张雨兰等大批流亡学生离开平津南下，深入太行，担负起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杨秀峰在冀西，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冀西民训处告冀民众书西》
    ①组建“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
    “冀西民训处”的组建，是中共北方局在河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部署，也是杨秀峰长期在华北文化教育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继续。
    杨秀峰于1937年9月初辗转到达太原后，见到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 彭真等。刘少奇指示他继续发展与张荫梧[8]的关系，争取回河北组织游击战争。当时张荫梧正筹备河北民军，极力笼络进步力量，以抗日之机东山再起。经温健公推荐，张欣然呈请上级，任命杨秀峰为“冀西民训处”[9]特派员，工作区域为冀西北起阜平、南至邢台13个县。正值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侵，国民政府赋予特派员在沦陷区任免县长、组建武装的权力。时在9月中旬，杨秀峰取得“合法”身份后，即返太原向党组织汇报。恰逢周恩来与程潜（第一战区司令）会商军事，因冀西属于该战区范围，杨秀峰随周恩来到元氏县，与司令长官部取得了联系。随即在井陉城筹备成立了冀西民训处。
    10月中旬，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平定地区。这时中共北方局指示：“冀西民训处和八路军129师会合，而后转回河北活动；加紧组建游击队；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随129师行动”。经与129师首长张浩、倪志亮等共同商议，成立了冀西游击总队（辖5个大队），杨秀峰任总队长，129师红军干部余伦胜任副总队长、赵炳润任参谋长。总队部设政训处、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等。10月25日，冀西游击总队在昔阳县皋落镇召开成立誓师大会，宣布冀西游击队正式成立。
杨秀峰（右1）、和徐向前（右2）一起视察冀南军政建设。
晋冀鲁豫边区详图
    ②成立“冀南行政公署”。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徐向前副师长于5月率129师主力进入冀南，形势迅速发展。6月15日，杨秀峰率领冀西游击队干部战士由太行山区向南部平原挺进，参加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8月14日，在南宫由51个县各界代表民主选举杨秀峰为“冀南行政公署”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统一了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权，使冀南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③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是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成为边区人民公认的群众领袖，很有威望和影响。边区政府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政区，4个行署，22个专署，150多个县政府，全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中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力量”[10]。根据抗战需要，他组织领导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被毛主席誉为"模范的例子"。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11年，斗争极其艰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到1944年8月，部队就伤亡107000多人），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日寇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收复国土18万多平方公里，县城105座，解放人口2400万，均占各根据地总战绩、总面积、总人口的1/5到1/4，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本地区的抗战任务，而且对夺取整个抗日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杨秀峰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
    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
    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关键是执政者必须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民生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发展和建设，除了面对日寇的“扫荡”和攻击，还要面临灾荒。他组织领导的生产救灾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毛主席赞誉他为“救灾专家”。
    他在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发展边区文教事业、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人民武装、支援前线等方面，为巩固人民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伯承曾高度评价杨秀峰主持的抗日政权：“这些政权都是时时刻刻的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聂荣臻曾高度评价杨秀峰在边区政府的工作，称他为“政权工作专家。”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的解放、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黄令坦：《北平教授与一二九运动》，摘自《北京社会科学》， 2016 (4)， 第31-40页。
    [2]庄林（时为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学生）：《回忆杨秀峰老师的教育》
    [3]何礼又名何维登，当时是北平清华大学学生。
    [4]参阅：《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5]参阅：何嗣珌《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载于《纵横》2007年第12期。
    [6]《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2015年09月10日《红旗文稿》龚云）
    [7]参阅《“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2011-06-27北京晚报）；《用青春热血传承“一二九”精神》（2015年12月09日中国青年网）。
    [8]张荫梧 （1891-1949），河北博野人。国民党晋绥军陆军中将。中原大战晋绥军失败的祸首，抗战初期组织河北民军。发明了“曲线救国”一词，被中共称为摩擦专家，与八路军争夺敌后根据地，被八路军彻底击溃。
    [9]冀西民训处，全称为“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
    [10]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李艳杰在2017年6月14-15日邯郸召开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研讨会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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