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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鲜为人知的史实
发布日期：2018-01-23 17: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康泰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一些档案史料的公开，有关贺昌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被发现，对其生平研究意义重大。
首先，贺昌并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有关1921年夏秋他接替王振翼担任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2年9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这一说法不正确。新发现档案资料显示，1922年4月11日，贺昌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致函上海临时团中央，称曾“数次报告改选书记及此地情形等”。说明此前贺昌已经取代王振翼担任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书记，成为该政治团体第二任领导核心，是10名团员中年龄最小的。王振翼则改任该团政治宣传委员会主任，这说明王振翼此时并未离开太原。另一份档案显示，1922年5月团的一大之后，王振翼代表太原参会由粤返晋，继而改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首任书记，7月13日准备离晋赴京时，才改选贺昌为太原地方团执委会书记。
其次，贺昌增补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的证据被披露。1922年10月30日，第一届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第21次执委会议，会议在接受高君宇等3位执委提出的辞职请求的同时，提议增补贺昌等3人为团中央新的执委，并决定“俟得各地方团组织同意后即正式予以委任”。团中央机关由沪迁京后的12月15日第22次执委会议记录中，有“中央经费缺乏”，“贺昌委员暂勿来京”之语，说明此时贺昌新补团中央执委身份已被确认，成为5位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
第三，贺昌入党时间有了新的可能。目前，史学界多以1923年6月贺昌参加中共上海大学小组活动的时间，认定为其入党时间。新的档案资料显示，1922年9月24日，团中央执委会议同意贺昌接受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书记之邀，到京汉铁路高碑店做事而辞去所任太原地方团执委会书记一职。这样，贺昌就有时间和客观条件，经比较熟悉的中共二届中央执委邓中夏、高君宇等介绍，在离晋的9月至10月30日团中央第21次执委会议增补他为团中央执委前，即已由团转党。鉴于武汉地方团曾就其参加团的一大代表是团员而非党员之事，专门致函团中央予以解释，可见团的一大时似只有中共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团的一大的组织原则。因此，有理由相信，增补团中央执委更应当是中共党员。也就是说，团中央在考虑增补贺昌为新的执委时，应当知其已为党员。
第四，发现贺昌离晋时间的新证据。新的档案资料显示，1923年1月6日，团中央在京召开第25次执委会议，会议准予贺昌“来京就职，担任《先驱》发行主任及其他中央之事务”。此后，贺昌离晋赴京履职，并于1月27日开始参加团中央执委会议，2月1日又就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从而否定了史学界有关贺昌1923年7月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才离晋赴沪的说法。
第五，发现贺昌与毛泽东交往的佐证。1923年8月3日和12日，贺昌与中共二届中央代表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团中央第40次和41次执委会议，说明二人此时已经相识。这为日后贺昌担任中央巡视员兼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在干部输送和物资采购等方面倾力支持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第六，贺昌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有力组织者和实践者。据杨松青1961年回忆，贺昌1925年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员，是该校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史料显示，贺昌曾作为中共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助周恩来指挥了南昌起义，并参与了广州起义。之后，贺昌又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组织策划了醴陵暴动，并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组织发动了平江起义，指导了广西左江和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与邓小平等发动了百色起义等。（山西日报）
首先，贺昌并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有关1921年夏秋他接替王振翼担任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2年9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这一说法不正确。新发现档案资料显示，1922年4月11日，贺昌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致函上海临时团中央，称曾“数次报告改选书记及此地情形等”。说明此前贺昌已经取代王振翼担任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书记，成为该政治团体第二任领导核心，是10名团员中年龄最小的。王振翼则改任该团政治宣传委员会主任，这说明王振翼此时并未离开太原。另一份档案显示，1922年5月团的一大之后，王振翼代表太原参会由粤返晋，继而改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首任书记，7月13日准备离晋赴京时，才改选贺昌为太原地方团执委会书记。
其次，贺昌增补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的证据被披露。1922年10月30日，第一届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第21次执委会议，会议在接受高君宇等3位执委提出的辞职请求的同时，提议增补贺昌等3人为团中央新的执委，并决定“俟得各地方团组织同意后即正式予以委任”。团中央机关由沪迁京后的12月15日第22次执委会议记录中，有“中央经费缺乏”，“贺昌委员暂勿来京”之语，说明此时贺昌新补团中央执委身份已被确认，成为5位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
第三，贺昌入党时间有了新的可能。目前，史学界多以1923年6月贺昌参加中共上海大学小组活动的时间，认定为其入党时间。新的档案资料显示，1922年9月24日，团中央执委会议同意贺昌接受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书记之邀，到京汉铁路高碑店做事而辞去所任太原地方团执委会书记一职。这样，贺昌就有时间和客观条件，经比较熟悉的中共二届中央执委邓中夏、高君宇等介绍，在离晋的9月至10月30日团中央第21次执委会议增补他为团中央执委前，即已由团转党。鉴于武汉地方团曾就其参加团的一大代表是团员而非党员之事，专门致函团中央予以解释，可见团的一大时似只有中共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团的一大的组织原则。因此，有理由相信，增补团中央执委更应当是中共党员。也就是说，团中央在考虑增补贺昌为新的执委时，应当知其已为党员。
第四，发现贺昌离晋时间的新证据。新的档案资料显示，1923年1月6日，团中央在京召开第25次执委会议，会议准予贺昌“来京就职，担任《先驱》发行主任及其他中央之事务”。此后，贺昌离晋赴京履职，并于1月27日开始参加团中央执委会议，2月1日又就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从而否定了史学界有关贺昌1923年7月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才离晋赴沪的说法。
第五，发现贺昌与毛泽东交往的佐证。1923年8月3日和12日，贺昌与中共二届中央代表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团中央第40次和41次执委会议，说明二人此时已经相识。这为日后贺昌担任中央巡视员兼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在干部输送和物资采购等方面倾力支持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第六，贺昌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有力组织者和实践者。据杨松青1961年回忆，贺昌1925年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员，是该校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史料显示，贺昌曾作为中共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助周恩来指挥了南昌起义，并参与了广州起义。之后，贺昌又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组织策划了醴陵暴动，并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组织发动了平江起义，指导了广西左江和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与邓小平等发动了百色起义等。（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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