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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党员的精神世界
发布日期:2018-04-27 17:24 来源:中青网 作者: 中国青年报
——追记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这是一份特殊的遗嘱
“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祝贺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这必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大发展。”
“悼念当年在战斗中和我一起负伤和光荣牺牲的战友!”
“关于我寿终丧事的办理一切从简,火化。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
“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这个钱由健在的老伴负责支付。”
3月28日清晨,遗嘱的主人——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溘然长逝。这份遗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世人看到一位94岁老党员对信仰、忠诚和原则的坚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走进北京北五环外周智夫生前居住的三居室,仿佛能看到时间的断面。次卧放着上世纪60年代的立柜、70年代的木床,客厅放着80年代的折叠饭桌。这些有年代感的陈设默默向人们讲述着主人的勤俭。
在用了数十年的衣柜里,最新的衣服是儿子周华去年给他买的3条短裤,直到去世也没舍得穿;最时髦的是外孙周洵穿旧的棉服,他留下来自己穿;最被珍视的是一套穿了30多年的军装,虽然已经褪色老旧,但凡隆重场合,周智夫都会交代家人把它熨得笔挺穿在身上。
主卧阳台上摆放着一本记录除伙食外日常开销的“生活备忘录”,小到几块钱的灯泡,大到上千元的电器开支,每一笔都记得很详细。根据记录,2009年至今周智夫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
虽然对自己“抠门儿”,但他对别人却经常慷慨解囊。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挤出钱来资助6名亲戚念完中学。
后辈们感到很纳闷,老人的待遇很好,为啥舍不得花呢?周智夫对他们讲:“我的工资是党给的,留着以后有大用。”
“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去年7月,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二女儿周卫平拉到病床边,郑重地说。
晚年的周智夫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压缩性骨折……2016年以来,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周卫平能感觉出来,父亲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迫切想要完成这件事情。
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1946年4月,22岁的周智夫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在安徽豪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窝,贯通右肺,又打进一位战友的小腿。
冒着弹雨、抬着担架,战友们把周智夫送到后方医院,又7次带他转院治疗。在当时极端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但右侧第六根肋骨摘除,右肺叶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三等甲级伤残。
“我活下来了,可那个战友却因为截肢伤口感染,牺牲了。很多战友也在战斗中牺牲了。”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伴随了周智夫一生,但真正让他一生铭记的并非自己的伤疤,而是战友的牺牲。
“当年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始终没有丢下我。我现在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这位老兵经常对家人感慨。
2017年11月1日,交党费这个全家人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遗嘱。那些日子,他越发频繁地想起那场战斗,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然而,由于赶上干休所转隶调整、儿女们忙于照料病重的父亲,这笔党费一直没找到机会交给组织。因严重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周智夫,从昏迷中醒来就问:“我的事办了吗?”
终于,2018年1月18日,周智夫的两个女儿代表父亲,跟部队领导一起把12万元大额党费郑重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病床上的周智夫看到党费收据时非常激动,伸出了大拇指,并与女儿击掌庆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位正在吸氧的老人吃力地说。
“他用一生诠释什么叫忠诚”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映入眼帘的是窗台上的书籍、报刊,几页信纸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床头柜上还有一个放大镜。
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走来,周智夫一直将学习党的理论作为进步之源。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周智夫因患严重骨质疏松症,两节胸椎、3节腰椎、1节骶椎压缩性骨折。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当天,他仍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坐在轮椅上通过电视收看大会直播。
凡是干休所组织的集中学习他都积极参加,这个习惯保持了30多年。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上完党课的周智夫留下来,吃力地向政委姜东军请假:“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
在姜东军印象里,这位干休所里年龄最大的老人总是弓着腰、拄着拐杖,由老伴搀着来上课。“即使这样他还要到教室来,听完课还当面向组织请假,这样一个老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精神境界,令我非常感动。”
实际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周智夫恪守一生的信条。解放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过长江后先后驻扎在南京、上海,不少战友都留在了当地工作,可他却接到了调往重庆炮校的命令……从上海到重庆,横跨大半个中国,周智夫二话没说,带着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拎着两个竹编包就出发。
在重庆炮校工作11年,事业干得非常出色的周智夫原以为可以在重庆安家落户,让他始料未及的是,1968年6月,他接到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任职的命令,一家人又从重庆赶赴云南建水。
家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由于住房紧张,全家人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一座废弃的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正当他适应当地环境,工作风生水起时,1970年5月,他又被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担任军管会副主任,一家人又千里迢迢从云南搬往北京。
4次跨省调动、10余次部队整编、20多次岗位变换。战争年代,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和平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忠诚。”姜东军说。
为后代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在干休所医生刘梅芳的印象里,周智夫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每次去巡诊,他都会笑眯眯地嘘寒问暖,“春节时还会打电话问候我们,嘱咐我们调休时记得回家看望父母”。
最后一次因为发烧住院前,刘梅芳接到电话紧急前往周家查看病情。缩在被子里、烧得意识模糊的周智夫认出她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吃饭了没有?没吃就等你吃完咱们再去医院。”
“他当时那么痛苦,但首先想到的还是我们。”刘梅芳红着眼圈说,“我们打心底里爱戴他。”
虽然周智夫对他人处处关爱,但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2014年7月,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卫生所按照专家治疗方案为他购买了两种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不同,周智夫马上问:“这药需要花多少钱?我吃进口药符合规定吗?需要我出的钱要按规定收。”得知符合规定后,他才安心服下。
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告诉记者,由于医疗保障标准不同,多年来周智夫和老伴娄淑珍的用药都是严格分开的。一天晚上,老伴的阿司匹林用完了,跟周智夫商量用一下他的药,他很认真地说:“药可以借,但你要记住,买药后必须及时还给我。”
“周老经常讲,我的待遇是组织上给的,我不能用组织上给的待遇,对家属进行额外的照顾。”张杰军说,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近年他每年的实际药费连医药费统筹年标准的一半都没有。
多年来,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三多三少”原则——多为组织着想、多替组织分忧、多给组织添彩;少向组织提要求、少对组织讲条件、少给组织添麻烦。上世纪70年代,他调任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军管会副主任,一家四口与另一家挤在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先后有几次换房机会,他都让给了急需的同事。
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个子女正值就业的年龄,身居要职的周智夫没有在子女就业问题上打过一声招呼。现在,他的5个子女分别生活在江西、重庆、江苏、北京4个省市,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勤奋做事,干净做人。
“刚开始我真有点怨他,后来才理解他的苦心,让我们得到很多锻炼。”大女儿周雪文说,父亲不仅教会了自己独立,他正直无私的品格更是让自己一生受益。
“老周常说,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周智夫的老伴娄淑珍说,“他一辈子没给儿孙挣得什么金银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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