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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朱老总：誓拼热血铸中华（下篇）

发布日期：2018-10-09 14:36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任振杰
    挑起扁担，漫漫征程初心不改
“种菜能手”朱德。（资料图）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峰峦巍峨，层岩叠嶂，山高、林密、路险，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根据地。在井冈山一带，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红军，先后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最后“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红军在井冈山立足不久，敌人的“进剿”和“会剿”越来越频繁，在经济上也对井冈山进行了封锁。为了打破敌人封锁，解决山上粮食短缺问题，红四军发起下山挑粮运动，农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担，带头参加，每次100多里。在敌人疯狂进攻的同时，红军的战术也愈加成熟，朱德还和毛泽东一起总结出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红军的战略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从1930年初，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频频发起攻势。1月攻占乐安、永丰，3月强攻赣州，力克南康，4月占南雄、信丰、会昌。6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12军整编为第1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第一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后，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此后，朱总司令的称呼为军民所熟悉，“红军之父”也是广大军民给朱德的最高赞誉。
    在朱德被任命为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就相继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反“围剿”中，朱德和毛泽东以“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从中间突破，在龙冈地区全歼“分进合击”的国民党第18师，生擒师长张瓒辉以下9000多人，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二次反“围剿”中，面对敌人20万兵力，朱德和毛泽东仍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提出先打弱敌，在16天的时间里，横扫700里，5战5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干净利索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面对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三十多万国民党军，朱德和毛泽东仍以“诱敌深入”为作战方针，避敌主力，指挥三万红军战士，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朱德以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作战实践，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朱德以他崇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遭到排挤，离开了红军。当蒋介石自任“剿匪”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时，朱德和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在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路的方针，在黄陂、草台冈战斗中一举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蒋介石也感叹：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天生喜欢军事的朱德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善于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从理论上总结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原则。1931年7月，他相继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怎样指挥和掌握军队》《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怎样学习山地战斗》《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等，文章不但继承了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了建设铁的红军的基本条件，而且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了“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等著名论断。
    然而，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左”倾路线开始贯彻。特别是李德抵达苏区后，在军事上一意孤行，错误指挥，不接受朱德等红军将领的正确意见。结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虽经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未能打破“围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朱德却和毛泽东一样，不得不离开了他亲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离开了洒满红军战士热血与汗水的土地，踏上了更为艰难的征程。
    长征初期，红军接连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抵达贵州遵义。在遵义会议上，朱德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首长。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作战时，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朱德高大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他亲临前线，指挥若定，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
    四渡赤水后，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先后巧妙地渡过乌江和金沙江；接着，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终于于1935年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然而，两军会师的喜悦很快就被战略方针和行进路线的争论所冲走。朱德同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向川、陕、甘前进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而张国涛却会上同意，会后拖延，最终竟向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发出了与中央相左的命令，提出“向南进攻”“首先赤化四川”“打到天下、芦山吃大米”的口号。
    当时，朱德总司令正和张国涛一道共事，朱德一贯宽宏大度，谦逊礼让，而张国涛却专擅用权。张国涛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朱德表态支持自己，朱德却鲜明提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当张国涛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关系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对此，毛泽东赞扬朱德是：“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
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资料图）
    率师抗日，敌后战场运筹帷幄
    红军主力汇集西北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朱德出任了另一官职：中央军委特设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1937年4月12日，他在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很宽。他又在《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中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要领导中国革命，红军要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军事技术，反对军阀主义，做好友军工作。6月9日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朱德进一步指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将起很大的作用，要准备培养一批会打游击战的干部。这些论述，实际上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作战方式、作战时间、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高超的预见。
    日军对卢沟桥进攻的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及时通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7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关于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8月22日，蒋介石依据达成的协议，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又将第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朱、彭分任正、副总司令。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军委前方分会，朱、彭分任正、副书记。9月6日，朱德率部挥师东进，踏上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征程。
    朱德挥师山西之时，正是山西告急之时。他在太原与阎锡山会商八路军游击地区等事宜后，即于9月23日匆忙赶往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布置平型关作战。他电令第115师，立即向平型关、灵邱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25日，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第115师在平型关大捷中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一个大胜仗。
    朱德指挥八路军坚决打击了日本侵略军，1938年2月，他亲自指挥担负警卫和通信任务的两个连，为保卫潼关和临汾的大批军需品，与日寇激战4日3夜，毙伤敌300多人。此外，朱德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地关注抗日根据地建设，1937年9月他建议创建晋察冀边区，1938年11月，又亲自率总部和第129师挺进晋东南，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还对打击日寇的作战原则进行了极具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总结：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
    临汾失守后，国民党于3月初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一部外，还指挥国民党军7个师。4月初，日寇就出动3万多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围歼总部和东路军。朱德灵活运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战原则，以一部钳制多路来犯之敌，而我主力则把苫米地旅团压在八路军预设的河谷里，将敌截成数段，一举消灭日军2200多人。在其他各路日军后撤之时，东路军各部又乘胜反击。此役共歼敌达4000多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朱德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的方针，于1940年上半年坚决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返回延安前，率领的八路军已由原来的3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游击战争从山区发展到平原，还开辟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
    返回延安后，朱德直接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系统总结了他在华北敌后两年多的抗日经验，和毛泽东一道指挥我军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敌伪顽三方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极为艰苦的日子里，他还投入大量精力指导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他提出军垦屯田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并直接指示359旅好好开垦南泥湾。  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1959年6月23日，朱德在东北视察途中。（资料图）
    革命到底，人民的总司令为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一切民主力量。无疑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面对又一次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在这一场决战中，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再一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期间，朱德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远见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在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后，朱德又和刘少奇一道，先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青（县）沧（县）、保（定）北战役，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大胜，攻克了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经过苦战，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朱德和彭德怀以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共中央在进驻西柏坡不久，同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就历史地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总司令朱德同样以很大的精力考虑战略决战的时机和战场。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信心十足地说：20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从1948年8月起到1949年1月，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大战役的胜利，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已极为低落，但仍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负隅顽抗。对此，朱德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随着命令的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天堑，占领南京，直接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在党和政府中身兼许多重要职务，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基本上是以步兵为主体的单一兵种，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保卫祖国的需要。1950年9月25日，他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国防军。他亲自指导和领导了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重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的建设，狠抓了军队的后勤保障、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军事人才的培养。
    为表彰朱德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方面的卓越功勋，1955年9月，党和政府授予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名列元帅之首。毛泽东亲自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病逝。“朱老总”的称呼也同中国革命由极其困难走向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交融在一起。他从八一炮火中走出，成长为人民永远爱戴的总司令，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也永远地在我们心中立起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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