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犯笔供（1）（2）

铃木启久

侵华战犯笔供（1）
我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铃木启久

　　据铃木启久1954年7月笔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3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28联队长辅佐，1945年4月任务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1934年6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2名中国农民”。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 中国人民”。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50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1941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 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作为慰安妇”。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 国农民”。1941年12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2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 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千名中国的农民”。1942年4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地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 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 中杀害了5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1942年7月， 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500户，惨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1942年9月至12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 “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 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1942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 妇”

　　。1944年5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 攻击并将其杀害约10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40名的抗日军游击 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杀害了约100名的中国农民”。1944年8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10人，将农民的 房屋烧掉了约400户，虐杀了约30名的中国人民”。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 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100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300户的房 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杀害了30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1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1945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了”。1945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400户房屋， 惨杀约100名中国农民”。1945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 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40名中国人民”。“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 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藤田茂

侵华战犯笔供（2）
要求士兵杀人试胆——藤田茂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咸兴被俘。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索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1944年4月10日，“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权限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

　　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

　　1.销毁各种文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

　　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

　　3.销毁防毒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