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犯笔供（12）（13）

　　据菊地修一1954年12月笔供，他1915年出生在日本宫城县，1937年派遣到伪满洲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投国民党阎锡山部，任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炮兵团长。1949年4月24日在山西被俘。

　　1938年9月下旬，在河北省尧山县尧山城附近侦察时，“正路过东门，有25岁左右的妇女和4岁左右的女孩子，对此我说，到现在还留在城内的是敌人家属，即命部下以轻机关枪和步枪射击，将妇女射杀，以后对哭拉着母亲尸首的女孩子也用步枪将其射杀了”。

　　1938年10月上旬，在河北省高邑县，“为锻炼新兵胆量叫新兵刺杀俘虏”，“首先叫3名士兵向绑在桩子上的1名俘虏，于30公尺地点，一个一个地以冲锋要领突刺，接着又叫其他新兵2名同时刺杀在坑边的2名，将其刺落在坑里”。1939年

　　3月下旬，在山西省代县峨口镇，对拒绝借用做饭用具的两名妇女进行殴打，“在房屋内又把30岁左右的女性和她的孩子2名刺杀了，接着又在民房内刺杀了居民3名”。

　　1939年12月中旬，“在太原市内一家民房里强奸中国女性1名”。1940年3月下旬，在山西省“崞县贾庄东北侧70公尺河滩上，将八路军俘虏3名由中队的兵5名拿刺刀突刺后射击惨杀”。

　　1940年4月上旬，山西神池县“参加对水泉梁东方山沟中居民扫荡时，把逮捕的居民20余名刺杀或射杀了”。

　　1940年5月中旬，“仗分遣队长的权力，把16岁1名中国女性强奸了”。1940年7月中旬，“奉大队长之命，把1名18岁左右的八路军伤兵交由配属宪兵询问后，由宪兵拿手枪射击头部杀害了”。1940年9月上旬，“于五寨县五寨城内，把1名20岁左右的女性强奸了，以后又强奸2次”。1941年9月上旬，“在偏关城内宪兵队，由特务工作队领来妇女3名，叫她们在筵席上斟酒后，23时我在宪兵队把22岁左右的妇女强奸了，并纵容部下军官2名强奸其他妇女2名”。

　　同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俘虏1名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首先把咽喉割开，不叫出声，施行盲肠手术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就那样搁在医务室，看经过的情况。第3天14时许，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尸体埋在当场”。9月中旬，“于偏关城内中队兵营碉堡里施行活人解剖，把肠子割断缝合起来以后，到第2天下午看经过情况，17时，把该人抬到偏关城内中队兵营东南侧城墙地方，河原军医拿手枪射击头部惨杀”。

　　1942年2月上旬，“由第3中队曹长金井忠作把和大队逮捕的6名居民一起于三岔堡城外东南角地里刺杀了”。

　　2月中旬，在岢岚县霸王山，“至少烧毁民房有200所”。5月上旬，“叫翻译把从大同市来神池城1名19岁中国女性带到神池城内翻译家里强奸了，以后又强奸该女性3次”。

　　1943年4月中旬，“于平山县孟家把250名居民、50头驴奴役了15天。……以其中2名怠工为理由，由指挥班长殴打后，11时许纵容于孟家东北侧射杀了”。6月下旬，“急袭神池县史家庄后，……逮捕八路军4名，居民2名，……拿刺刀突刺3名八路军俘虏而惨杀了”。7月上旬，为了试验中队新兵胆量和鼓舞士气的目的，把来历不明的2名俘虏叫新兵拿刺刀突刺惨杀。1938年7月下旬—1945年9月3日的罪恶总结如下：杀人总计292件，

　　1122名。其中平时845名；战时277名。“杀人手段：……斩杀7件、10名；打死2件、3名；活人解剖4件、4名；……摔死3件、5名；拷打后死亡1件、1名；活埋1件、2名；使用瓦斯后射杀和突刺1件、1名；使用细菌2件、33名”。“被害人区别：居民202件、727名”。“强奸60名。个人强奸39名”。

永富博之

侵华战犯笔供（13）
开设慰安所奸杀民众——永富博之

　　据永富博之1955年2月笔供，他1916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1938年在中国江苏省吴江县任华中派遣军宣抚班班员。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1949年在山西被俘收容，1950年12月9日被逮捕。

　　1938年1月，作为国士馆学生，在到达南京下关前的路上，看到“有好几万连数都数不清的尸体”。在南京下关，将1名跳到江中的“俘虏开枪打死”。1938年

　　4月，为给将校们示范教育，在吴江县将1名俘虏“用日本刀予以斩首”。将“某中国女性而予奸污。其后经过一周，再赴苏州时，将该妇女带到吴江奸污一周”。1938年11月，在安庆“叫来中国女性一人在机关内予以奸污。”又于次日在某中国人家里介绍了一位中国女性奸污一次。12月，“于安庆城内某中国人里家将XXX介绍给我（年龄16岁）是夜将其强奸。”1940年10月，于苏州吴中饭店命差役介绍中国妇女（年龄20岁前后）奸污一次。1941年5月，“为了对新兵50人进行白刃战教育”，对俘虏“以刺刀由距离10米处起跑，对其中一人予以突刺”。1942年5月，在山西闻喜县扫荡中，命令中国人工作队（汉奸队）将拒绝带路的中国人枪毙，“尸体放弃于路上。”

　　1942年8月，搜查闻喜县横水镇东郝庄时，将居民5人“用日本刀在横水镇小北门外空地上予以斩首”。1942年10月，在闻喜县云泉村、牛庄村一带搜查时，将逮捕的中国人民“全部用刺刀刺死或步枪打死”。1942年11月，在闻喜县扫荡时，逮捕3名晋南野战军战士，在横水镇情报室，“为了试验在情报所由中国铁匠打制的日本刀能不能斩首，遂于横水镇的地里井的旁边予以斩首”。1942年12月，在闻喜县下峪口村“用矛子将8个人臀部施予乱刺而予杀害”。在闻喜县东山底村逮捕20多名居民，“用日本刀、切草刀施以惨杀，”并且“于南门上将中国人民的头颅两具枭首示众”。

　　1943年2月，在闻喜县北白石村扫荡，“将15人带到村庄北面的凹地用步枪把所有人员枪毙”。同日，在盖寨村“由我命令”，由工作队（汉奸队）将9人用步枪枪毙，并将带路人烧死。1943年10月—11月，在太岳山脉，将中国居民6人，“由高山顶上将全体人员推下去而予以杀害”。“于某村将中国妇女孩子20人赶到窑洞内予以烧杀”。1944年7月，任霍县保安队指导官时，开设慰安所，“目的是用此来把保安队士兵麻痹于女色，杜绝其逃走，况且我自己亦可公然来满足兽欲”。1944年12月，对霍县李家山一带扫荡时，将村民3人逮捕拷问，由于怎么都不说，“命令士兵将其全部杀害”。在西许村南将11人用步枪打死。

　　1945年4月，指挥保安队接收俘虏，“将9名眼蒙住、缚手而予以枪毙”。

　　“于日军时期、协助阎锡山时期及被解放时期，通过所有时期所犯的罪恶之总统计”：对居民射杀88人，刺杀9人，活埋2人，烧杀26人，溺死1人，坠死6人，日本刀或切草刀惨杀41名；中央军、晋南野战军、抗日战士61名。

　　“我由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将所犯罪恶作一计算来看：由我亲手直接杀害的中国人共计61人”。我命令而杀害的总人数为166名；奉命而下令惨杀者41人。

　　“对妇女的强奸罪恶7件（其中有夫之妇为5名，姑娘2名）；设置安慰所而供日军及保安队员的兽欲罪恶为3件，12名妇女；我奸污的中国妇女为18名

　　（安慰所妇女5名，饭店女招待4名，私娼8名，使女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