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犯笔供（14）（15）（16）

　　据住冈义一1955年5月笔供，他1917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1939年入伍并于同月侵入中国安徽宣城县。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1948年7月10日在山西太原被俘。

　　1940年1月，在安徽宣城新兵训练中，“把新四军和抗日军的俘虏约10名，当作‘教育材料’刺杀了”。1940年2月，在作战休息时，将“从民房中逃出来的1名老人，我先用刺刀刺其背部”，“该老人口吐鲜血死去”。1941年12月，在山西太原，逮捕村民两人，“用日本刀刺第1名的胸部杀死”。对另1名同样“命部下将其斩杀”。1942年2月中旬，在太谷县新庄村后山的山洞中捉来村民4名，“我将其中二十二三岁的妇女在我的房中将其强奸了，另外的约27岁的妇女，由部下二三名轮奸”。对两名男人因拷问不回答，将其中1名杀害。

　　同在2月中旬，在摩天岭东南某村，“袭击转移中的八路军医院，在民房中逮捕病员5名”，对其中两名拷打后，“我亲自用日本刀将其斩杀”。1942年2月下旬，“掩护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名，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此间我的小队与中队一齐，在和顺县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其他二、三个村庄（村名不详）占领要点，对医务室的人员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类上涂抹细菌，又向盛饮水用的水缸中投细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入细菌的行动进行掩护”。1942年3月下旬，“把拘留着的八路军女工作员（25岁左右）强奸后又由县警备队的士兵轮奸”。中队长为了不让大队长知道，“命我将上述的妇女及拘留着的八路军工作员2名、大盂镇的商人1名共4名杀害之”。1942年

　　5月下旬，在将军墓村西头民房中，将前一天在战斗中俘虏的八路军作战员及干部5名，“我亲自用日本刀斩杀”。1942年6月，在彰德县水冶镇大街宿营，“我将一家中20岁左右的姑娘强奸了，此后又叫部下强奸了其母亲”。1942年7月，在太原市侯家巷驻扎期间，“实施刺杀活肉靶检阅时，……带来的俘虏（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战士、干部、学生，一部分是抗日军的战士）约220名，每人刺杀1名”。“现兵役教育方针是：……要以活着的中国人作教育材料，进行试胆、锻炼为方针。……各教官（包括我在内）根据此进行准备教育后，……把检阅课目中的刺杀假设敌改变为刺杀活肉靶”。1942年8月2日前后，“指挥机关枪新兵约70名，把……俘虏约70名（其中有约50名是妇女），当作教育材料将其刺杀”。“于此次检阅期间，各教官、助教及约340名新兵，共杀害了约340名俘虏”。1943年6月下旬，“指示中队附田中少尉把以八路军的嫌疑拘留在中队拘留所的村民1名，在该村外南侧小沟内用日本刀斩杀”。1944年8月下旬，在沁县，“暖柳村及小河村逮捕村民各1名”，“我命马队长将上述2名在沁县城西侧河滩射杀”。

大野泰治

侵华战犯笔供（15）
吃人脑浆拷打赵一曼——大野泰治

　　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高知县。1934年12月志愿充任满洲国警务指导官。1938年10月被派遣到晋北自治政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

　　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拘禁于横道河子警察署，“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1936年，在滨江省珠河县“参加了以珠河县参事官为首的用警察队约60名组成的无住地带设定工作队（即制造无人区的工作队——译者）”。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县公署接收了两名女人，“一名是27岁的赵一曼”。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1936年8月—1937年6月，组织保甲自卫团，并命令在杀害抗联和“通敌分子”时为证明功绩，要割下耳朵。保甲自卫团“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1937年2月，“在滨江省阿城县南门外看到一个年约40岁左右的患癫病的乞丐，坐在城外非常脏”，遂命部下日人警士用亚砒酸放在馒头内把他毒死。第2天听报告说，“给他吃了后毒死了”。1937年8月左右，在滨江省阿城县永增源，把年约30岁左右的1名抗日联军粮食工作员叫到审讯室，“我亲自用皮鞭殴打拷问，约经过一小时的拷问后，判明此人确系抗日分子”，“遂命警察署的指导官伊藤巡官杀掉”。1940年5月左右，在应县县城，看到县公署看守所有拘禁长达一年以上的约二十来名中国人，指示他们按死刑、罚金、笞刑3种来判决。“我提出其中5名是八路军的工作员，扰乱县内治安应判处死刑的意见”。县长告诉我说已决定有3人判处死刑，所以我就伪称这是县公署中国人的意见。这3人“枪杀在南门外刑场上”。

　　我从1935年—1945年，“杀害了中国人35起计654名”。“我放火3起，烧毁民房约47户计146间”。强奸9起14名；拷打37起724名；掠夺合计36起，粮食64000吨，银洋3600元。

笠实

侵华战犯笔供（16）
饿死150名平民烧14村民——笠实

　　据笠实1954年11月笔供，他1906年生于日本福冈县，华名李实。1939年来华，曾任伪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壶关县政府顾问等职。

　　1939年11月，在河南中牟县某村，“捕虏2名中央军”，因其“途中不能步行，在田地里刺死了”。1943年11月25日－1945年8月15日，“我任壶关县政府顾问时，因为收夺食粮和轻重工业原料，饿死了该县的和平居民150名”。“掠夺了一城和58个村的谷、高粱、小麦、玉米等食粮，合计1087万斤，羊毛约8000斤，羊皮约500张，牛皮约30张”。1943年12月，率部袭击壶关县土河村，“逮捕了在村庄南边哨兵屋内睡着的1名民兵，我将他就地交给松田中尉。次日下午2时左右被原田准尉斩杀了”。

　　1944年6月—10月，“讨伐壶关禾登村。……作战中在该村杀害指导员1名和民兵10名”。1945年2月，“逮捕了县政府教育主任陈某，新民小学校校长张士达和其他公务员6名”，命县长“杀害上记的家伙”。1945年2月，命令壶关县县长进攻土河村，“杀害了该村民兵18名”。同月，命令进攻刘寨村，“将该村村民14名烧死在一个房屋内”。1945年3月，命令部下“讨伐壶关三王头村”，“日军用轻机枪扫射，射死了和平居民1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