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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了审判日本战犯

发布日期：2017-10-11 15:5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井助国
   
日本高级军官在法庭受审。左起为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网络照片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审理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受这一任务后，调井助国去参与这项工作。到高检后，井助国被分配在五厅（劳改监督厅），任副厅长兼东北工作团（审理日本战犯的专门机构）副主任，后去了抚顺，兼任三室主任，分工是负责战犯管理所的一些工作和对战犯中尉官以下700余人的审理工作。
    本文口述者井助国曾任审判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副主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员，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
    工作开始后，我和同志们发现，大部分日本战犯否认自己有罪，百般不服管教，处处挑衅捣乱，气焰相当嚣张。他们还顽固地坚持军国主义思想，被“武士道精神”洗脑，动不动就以剖腹自杀相威胁，叫嚣是“战俘”不是“战犯”。我们随即加强了政策引导、时事教育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教育，特别是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在一次对战犯的讲话中，发动尉官级别战犯揭发批判日本军国主义首脑的罪恶以及上级军官的罪行。此举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战犯中掀起了一个面对面揭发批判活动的高潮，严厉打击了一批冥顽不灵的战犯的嚣张气焰，揭露了他们的拖延伎俩，促使其真正低头认罪。如日军陆军中将、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在审讯时曾向我表示：下级士官面对面揭露上级长官罪行的事，“简直是他们皇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他愿意如实交代罪行。截至1954年年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700多名尉官以下战犯的结案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军人没有回国，而是参加了阎锡山等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后，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1955年，我去太原战犯管理所负责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1956年审判战犯开庭时，我还负责太原的审判工作。记得当时依附阎锡山的日本战犯城野宏（被俘时少将军衔），就是由我代表国家向法庭提出起诉的。
    由于教育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这批日本战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致使太原审判的结果比我们预期的情况好得多。法庭审判开始后，日本战犯不仅没有一个提出过否认其罪行的言论，实际上，他们在法庭上主动供认的罪行比我们起诉的罪行还要多，且供认时没有一个不表示痛恨自己犯下的罪行。法庭宣判处刑决定后，这些战犯当庭向法庭审判长、检查员、律师以及受害者、证人、旁听群众磕头谢罪，虔诚地向中国人民请求宽恕，并纷纷表示感激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经过特别军事法庭的庭审，分别判处罪行较重的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9名战犯有期徒刑8至20年。其中城野宏等7名战犯因有余刑而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
    战犯城野宏的妻子城野凌子是个大学助教，从日本启程来我国探望时，有一家报纸曾给她出“主意”，授意她到中国后，一口咬定城野宏不是战犯、只是战俘，还许诺她如果照做的话，就给她一笔巨款。城野宏的妻子到太原后，我们即刻允许她和城野宏会面，把预审室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一起。她感慨地说：“真不像在监狱里。”期间，城野宏对妻子坦诚地说明他就是战犯，还向妻子讲述了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也给城野凌子播放了城野宏在法庭上做认罪陈述时的录音。城野宏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后，明确表示自己的丈夫城野宏不是战俘而是战犯，在中国犯下严重罪行，并立即对曾向她约稿的日本某报社表示：文章可以写，但要如实反映情况，绝不允许那家日本报社按其“需要”改动一个字。此后，她还在我国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明确承认城野宏是战犯并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同时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和给予城野宏的人道主义待遇。
     太原公判结束后，在太原的日本战犯也全部集中到抚顺。在管理所举行的文艺活动中，城野宏的妻子、孩子和其他来中国的战犯家属观看战犯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后，也和战犯们一起跳舞。会餐时（因我们是代表国家的检查员未参加会餐，由管理所出面），战犯们对管理所工作人员给予的改造教育衷心地感谢，拉着我们干部的手泣不成声。
    日本战犯真正低头认罪、被改造过来后，他们流露出的感情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曾组织战犯们到各地参观。记得满载着战犯的火车行至宛平城时，广播员刚一广播前方是卢沟桥，全体战犯就不约而同地一齐跪在车厢内，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直到火车驶过卢沟桥后，他们才站起来回到各自的位子上。
    战犯们在狱中接受了良好的改造，被释放回国以后，还和我们通信不断，谈他们的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字里行间表达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尊敬和热爱。记得一个战犯来信说，他的妻子听说了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宽大处理后，非常感动，并定下家规，以后睡觉不让脚朝着中国方向，而是要头朝着中国方向睡。还有一个战犯来信说，他的妹妹听说了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后，她也想学习中国妇女的美德。女战犯二越华子，在我国卫生部李德全部长访日时给李德全部长当翻译，事后二越华子来信说，她为中日友好做了这件事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并表示今后愿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工作。
    上述提到的藤田茂于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
    事实证明，我们改造日本战犯是成功的。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回国时，把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心得和写的材料带回日本，曾连续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阐述事实真相，称赞新中国的伟大，并同日本的反华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在高检时曾看过几篇城野宏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曾这样评价解放军的胜利原因：
    通过国共之战，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何等的软弱，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沈阳、太原两地的审判实况，后来均制成影片，取名《正义的审判》，后来公映并引起很大反响。（本文由井助国子女整理、提供）
本站编辑 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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