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新华书店--中华大地上的第二个新华书店（中）

　　1940年3月，晋西北新华书店在兴县成立。之后，晋西北新华书店改名为晋绥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发行的创立可以说是我党新闻出版工作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的时政读物，发行了数量可观的课本教材。晋绥新华书店及其所属支店，都建立健全了内部分工，制定了会计、进货、门市、订购、邮购“五股制”，同时与其他根据地、解放区新华书店的图书进行了互换、互购。

　　以上图片均为晋绥新华书店出版、重版、翻印的图书、课本及农家历等

时政读物出版多课本教材发行大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发行模式，大致可分为军邮，沿村转送，战时邮局发行，发行站发行，交通队——邮局发行，文具店、书店、文化合作社发行和新华书店发行等模式。新华书店发行的创立可以说是我党新闻出版工作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

　　据崔波所写《延安新华书店的首家分店》一文所载，晋绥新华书店的出版工作是在晋绥根据地办报办刊的基础上建立与开展起来的。书店出版工作的开展，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一样成为正式的图书出版机构。晋绥新华书店曾设立出版科，设有专职编辑人员，出书以翻印、重版为主，曾大量翻印、重版过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图书。

　　与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大多是通俗文艺作品不同，晋绥新华书店出版的多为政治时事读物。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修订再版的《晋绥解放区鸟瞰》 (穆欣著)一 书记载：“新华书店从1940年到1945年编印出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各种读物123种，发行总数达100余万册。”在资料中可见到的书目中还有一些著名的出版物，如《论持久战》(毛泽东著)、《论新阶段》(毛泽东著，由新华书店晋西分店印)、《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著，1941年

　　2月由新华书店晋绥分店出版)、《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1941年由晋西北新华书店出版)、解放战争期间。晋绥新华书店出版过多少种图书，已无法查清。可见的书目有30余种，如《目前形势与西北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1946年编印)、《论农民土地问题》(194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著，1947年12月)、《社会发展简史》(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1948年)、《论查田运动》(毛泽东著，1948年)、《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1948年)、《职工运动文献》(1949年)、晋西北新华书店还于1949年出版过《社会发展简史》、《党员课本》等。晋南新华书店1948年建立后，也陆续出版过一些图书，如《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青年工作文献》、《列宁传》、《恩格斯的故事》、《六年随从列宁》等。晋绥新华书店还出版过大批新年画、新挂历和日历。

　　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文盲占总人口90%以上的晋西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教育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并随之兴起了课本、教材的出版事业。行署教育处参照陕甘宁边区的课本、教材，曾经组织专人统一编写。经审定以后，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后统一由晋绥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并实行免费供应。据《晋绥解放区鸟瞰》一书记载，从1940年到1945年，共“组织编印了初、高级学校(即小学)课本，教员集训教材，冬学扫盲读物等50 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发行数量达50余万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课本、教材数量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发行数量达86万余册。这些数字尽管不一定精确，但仍可以看出，当时的课本、教材以其覆盖面最广，发行量最大，阅读者众多，高居各类图书之首。

发挥枢纽桥梁作用转送互购交换图书

　　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枢纽，因此，晋绥新华书店以及所属支店，在当时到处是战火、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靠人背马驮辗转把代表党的声音的图书报刊传送到四面八方，也担负着负责转运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和中央机关发往华北、华中、华南、大青山等各抗日根据地大批图书报刊的重要任务。遇到一般小件还好处理，如遇大批报刊，则请求兵站给予协助转送。兵站的领导相当重视这一任务，确实把文化食粮当作枪支弹药一样重要，动员民力运输。但因为各种原因，有时还要积压一段时间，不能做到及时转运。

　　同时，为了广泛交流文化，补充边区出版物的不足，晋绥新华书店与与晋察冀新华书店、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华北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等建立了互相批发、交换关系。此外，还用信箱代号或个人名义，以汇票代替汇款等方式，向国统区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订购了大量图书。在解放战争期间，这样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据崔波所写《延安新华书店的首家分店》一文所写，1948年11月以前，晋绥边区从山东解放区的渤海新华书店进书还很困难，两地不但交通需要迂回，货币也不能直接进行流通，银行、邮局都不能办理汇兑手续。为此，吕梁新华书店便通过银行用本地通行的农钞 (西 北钞)，兑换成山东解放区通行的货币 (冀 南钞)，然后把报废了的图书中间挖空，将钱放入，打包捆好后，以印刷品的形式寄往渤海新华书店。渤海新华书店收到后，便给他们发来所需图书。这种做法，虽很冒险，但因双方都很负责，从未发生事故。晋绥边区的书店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办法，购进全国各地的进步出版物，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艾思奇等人的著作，还有外国进步作家的一些译著。这些书刊基本上满足了本边区文化界读者对大后方读物的渴求。

　　他们还将根据地出版的图书，比如对敌斗争的一些小册子等，加上一个《三国演义》、《西游记》、《五女兴唐传》之类的伪装封面，通过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网，巧妙地发行到敌占区和敌伪据点，还将一卷卷根据地的报纸，外面写上“情报”二字，在敌占区沿村转送。这些出版物，对于鼓舞和教育敌占区人民同敌人进行斗争，对于鼓舞教育人民、揭露和瓦解敌人，曾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发行机构的增加和发行业务的日益发展，逐步加强了管理工作。在烽火年代中，晋绥新华书店及其所属支店，都建立健全了内部分工，制定了会计、进货、门市、订购、邮购“五股制”。在革命战争年代，晋绥新华书店是出版、发行二合一的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