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时事》——报头唯一留有“毛泽东题”落款的报纸

　　“五日时事毛泽东题”

《五日时事》——报头唯一留有“毛泽东题”落款的报纸

　　《五日时事》，为《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前身，初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于1938年5月25日在山西孝义张家庄创刊，系8开油印小报，五天出刊一次，开始时每期印数5000份，后来增加到30000多份，具体负责人为王修、曹速。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与晋西北区党委并为晋西区党委，《五日时事》报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继续出版，至1940年9月18日《抗战日报》创刊时终止。《五日时事》自创刊至终刊共历时2年零4个月，中间除反“扫荡”行军的日子外，《五日时事》大约出刊了230期左右。该报刻印技术出色，有时还有地图和漫画，还经常用红、蓝油墨套版印刷，美观醒目。在1939年初延安举办的各抗日根据地报纸展览时，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的赞赏，毛主席为此亲笔题写了报头，这也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数十种报名中，唯一留有落款的一份报。

　　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

　　1937年11月，八路军第115师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敌后进行抗日战争。1938年临汾陷入日寇手中，中共北方局转移至太岳地区，并在晋西南地区成立区党委，领导同蒲路南段以西，汾离公路以南这一地区的工作。林枫同志任书记，王达成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任宣传部长。

　　晋西南区党委成立后，为了能及时传达中央政策和区党委的指示以及报道战争形势，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适应工作需要，由于日寇的不断扫荡，抗日一直处于游击环境中，所以办报只能用油印。

　　那时，北方局油印的两位负责人张永青、褚风岐同志都已调走，所以林枫同志决定由王修同志负责这份报纸。因为以前油印要写大字只能用双钩的办法，里边划着几条稀疏的条纹，很不醒目，而这时王修同志经过刻苦研练，终于能把细纹拼成一片，描出大字，并已经能在蜡纸上刻出大标题字，当时刻一张蜡纸能印到一两千份。

　　就这样，晋西南区党委的第一张8开油印机关报《五日时事》由王修主编，于1938年5月25日在山西孝义正式创刊。

　　《五日时事》出版的时间是每月的5日、10日、15日、20日、25日、30日。创刊号0刊号至49号，报头是横排黑体字。

　　后来林枫去延安开会，请毛泽东给《五日时事》题写报头，毛欣然题字，并在报头上写了“毛泽东题”四个大字。

　　于是《五日时事》从1939年2月15日第50号起，用“五日时事，毛泽东题”报头。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感谢，林枫在第50号《五日时事》发表了《志谢》文章：“本报同人夙仰毛泽东先生对国家民族贡献之伟大，特辗转托人求先生为书一报头，以表同人等对毛先生伟大人格崇敬之意。兹蒙不弃，慨为惠题，不胜感幸之至，特此致谢!”

根据地早期刊物的样板

　　1939年初，在延安举办的各抗日根据地报纸展览，《五日时事》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领导的赞赏。该报刻印精致，并时常配以地图、漫画和彩色套印，版面整齐美观，因此也被作为同行学习的样板。

　　主编王修亲自从事刻印工作，是刻印技术的高手，除了能刻印大标题字、报头、漫画外，还能搞彩色套印、印破版，这些技术都是在研究实验中摸索出来的。

　　而《五日时事》报上的小字则沿用张友清同志刻蜡版时的魏碑体，他这种字体在刻板上写起来，偏锋平拖顿挫不多，非常顺手，字形也秀丽，所以大家都学他，这些字体后来在晋绥地区，逐渐形成了油印的标准字体。

　　1939年12月19日，牛荫冠撰写出版的《关于晋西事件》一书和罗贵波发表的《十二月事变与山西新军》文章

《五日时事》停刊

　　《五日时事》每期油印五千份，发行到晋西南二十几个县。原来交付它的任务，只是要求能将每天电台收来的消息汇总，编成新闻简报。后来，内容逐渐充实，经常发表五天中的时事分析、各战场战况，还有区党委的指示、通知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

　　《五日时事》在报道内容上的日渐成熟，深受读者欢迎。报纸以报道全国各战场的战争形势的篇幅为多，由于各县工作的同志在游击环境里不易见到外面的报纸，《五日时事》就起了介绍形势的作用。同时作为区党委和下面联系的渠道，有些不需专门行文的指示就在这张报纸上登载，由于领导同志们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五日时事》作为区党委的机关报，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1939年5月中旬，日军向晋西北进犯，《五日时事》报从5月20号的第

　　66期开始改出“战时报”，由平时的8开2版改为1版，出至第70期。《战时报》文章短小精悍，反复宣传的战斗口号是：“粉碎敌人的围攻，牵制敌人的西进!”“保卫吕梁山，保卫大西北!”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晋西南地区所有的进步刊物都被迫停办，《五日时事》报跟随中共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了兴县，《五日时事》作为晋西区党委的报纸，继续出版。1940年9月18日，新的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出版，《五日时事》停刊。自创刊至终刊两年零几个月，这份报纸除反扫荡行军的日子外，大约出刊了230期左右。

一个人的“独角戏”

　　《五日时事》这张油印小报是八开四版，五天出刊一次。最初，这张报纸从采编、撰稿、插图、校对、刻写到油印，全套工作都由王修一个人负责。

　　每日王修同志除了整理特稿文章、评论外，还将五天来收集的新华社电讯加以挑选整理，安排版面后进行选阅。选好内容后，王修同志下午再进行刻字制板，由于两版需刻两张蜡纸，就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晚饭后他开始印刷，往往印刷到天亮才可以完工，次日一清早把印好的报纸交给交通科转走。

　　林枫以后每逢讲到艰苦奋斗、精兵简政精神的时侯，就举王修一人主编《五日时事》报的经验，说：“我们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报社，是一个骡驮子上的报社。社长、主编、编辑兼印刷只有一人。”

　　随着根据地工作的胜利开展，地区逐渐扩大，报纸的需要量也日渐增多，从创刊时一二千份，渐增至五千份。这就需要提高印刷技术，要求一张蜡纸能印出很多数目，如遇两次刻板，就会影响及时发行。王修同志经过刻苦努力，反复试验，最后实现了一张蜡纸印出五千份的目标，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在张家庄后期，由油印科调来了一位张同志，帮助刻报上的小字。这位同志有油印科调来时，大家都亲昵地叫他“油张”，时间久了便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油张” 同志除刻小字外，还担任印刷，技术日渐成熟，一张蜡板的印数也日渐提高。这样有了两个人的分工，工作就顺利多了。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在通过汾离公路封锁线时，“油张”不幸失踪，事后多少年一直下落不明，这样又只剩下了王修同志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后来，又调来了16岁的杨平同志学习印刷。他掌握技术很快，很快成为王修同志的得力助手。由晋西南向晋西北转移的途中，虽然行军匆忙，报纸还是照常出版。 1940年春到晋西北后，报社才算安定下来，这时又调来彭成同志帮刻小字，报社已有三个人分担工作，这时是《五日时事》人员最多的时候了。

　　后来在晋西自卫反击战中，部队缴获了阎锡山部队赵承绶的一个印刷厂，区党委决定在河西陕甘宁边境内的神府县杨家沟林建立印刷厂，《五日时事》改为铅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