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干群情怀

　　抗战时期的张亚平(右)、李哲夫妇

　　“曾经救过我的家乡亲人，是我永远的思念”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那场空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浴血奋战，同凶顽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那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革命前辈更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本期特刊发世纪老人张亚平的口述文章，以飨读者。

　　一

　　我是一个年近百岁的幸福老人。自称幸福老人，是觉得自己的一生，虽然道路坎坷历经艰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获得新生。如今，我99岁，老伴李哲 98岁，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我耳还能听清，眼还能看见，思维比较灵敏，精神状态很好，孩子们笑称我是“人精”，不过我不是妖精的精，而是精气神的精，就是觉得浑身有劲。

　　我常常想，能有幸福的今天，少不了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和培养，一条是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领导和培养我走上了革命的星光大道，人民群众在危难时刻保护和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隆重纪念，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一来可以同声声讨日寇侵华的暴行，二来可以再次回忆抗战时期美好的干群情怀，感恩挽救了我生命的父老乡亲。

　　我出生在临汾县(现临汾市尧都区)东山沟的屯斗村。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临汾县做一般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调到洪洞县，先后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日寇在山西进行大扫荡活动最猖獗的时期，环境很恶劣。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破坏了的党组织，建立新的党支部，我们经常乔装打扮，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敌人作斗争。有一次，天快黑了，我装扮成一个卖杂货的小商贩，担了个担子，里面放些花生、芝麻糖、麻花等食品，到一个村里活动。路上被几个日本鬼子看见了。那几个坏蛋，不由分说，把我推倒在地，饿狗扑食似地扑上来，把我挑的食品抢了个精光。他们还在我身上使劲踢，我装作昏迷过去。这几个坏蛋一边吃，一边尖叫着走了。等他们走后，我爬起来，赶回村里，叫上同伴，连夜开会，研究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

　　那个时期，不仅日寇活动猖獗，阎匪的活动也很猖獗。1942年的一天，阎匪的伪县长李宜选，一次下令，就杀害了洪洞县南垣一带7位抗日村长。群众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我们严惩阎匪杀害抗日干部卖国求荣的罪行。我们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但想到群众，想到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日激情，想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抗战意志就更加坚定，对斗争充满了必胜信心。

　　二

　　1942年秋天，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扫荡加剧，斗争十分激烈，天灾也降到人间，洪洞天旱得赤地遍野，庄稼颗粒无收。干部群众都没有吃的，饥饿难耐。我们忙活上一天，一点粮食也吃不到，只能挖草根，拔野菜充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一下子病倒在地。群众说我得了伤寒病。那些天，我高烧不退，浑身打颤，鼻子流血，无法坚持工作。组织上劝我去看病，我说，在这么紧张斗争的时期，我怎能离开前线去养病呢?领导见劝说不行，就硬下命令，令我立即找个地方治病。我只好住到离县城不远的永疑村。

　　永疑村是敌人维持的一个村子，我住的这家，房东叫孟元生，家里很穷，住的是破窑洞，盖的是破烂被子，穿的是破衣裳。但孟元生是个共产党员，一说打鬼子，精神就来了。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对他说，我1937年出来参加工作，在临汾县干了两年。1939年山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卖国求荣，杀害共产党员。党组织为了保护暴露了身份的抗日干部，保存革命种子，送我到晋冀鲁豫边区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就调到洪洞县委工作，我在这里已工作了两年多。这里的斗争形势虽然复杂，但群众基础很好，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很有前途。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特别好，他们一家人像亲人一样待我，细心照料，精心护理。只盼我能早日康复，重上前线。那时，敌人到处封锁，药买不到，粮吃不上，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眼看就支撑不下去了。他说：“老张，你可要硬撑住啊，万一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向组织交待呀?”我说：“老孟，我太感谢你们一家了，我就是好不了，也绝不会怪你们一点点。咱们是革命战友，共同支撑，共渡难关。”有一天，老孟指着他家窑洞里的一口棺材对我说：“老张，这是给我老爸准备的送终棺材，你若有个好歹，我把这口棺材送给你吧，绝不能让革命的同志留下遗憾呀。”他说这话虽有点半开玩笑，但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泪水就流下来了。

　　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事情有时候就是有点奇怪，人急了什么办法都可能整出来。有一天，老孟见我气喘得不行，以为我快支撑不下去了，想在临死前给我弄点吃的。他对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我去给你想办法找。我说，现在是秋天，你能不能弄几个梨?他说，行!我去给你找。第三天，他突然惊喜地对我说，老张，告诉你个好事，你不是想吃梨吗?我在邻村一个卖梨的老汉那里买了几个梨。那卖梨老汉说，你想吃就多吃几个，这东西，不但好吃，还能治病。我问他能治啥病，他说，最好的就是能治伤寒病，这是祖传秘方——把梨切开，用梨块在身上擦，一连擦上几天，伤寒就好了。老孟说完，就把带回的梨切开，往我身上擦。感觉真是不错。这之后，他又去买回一筐梨，连续给我擦了几天，真奇怪，病渐渐好了起来，我和他们全家人都乐坏了。老孟在我临近死亡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用土秘方治了我的伤寒病，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永远铭记着帮我、护我，从病魔中救了我的老孟同志!

　　三

　　病情好转以后，我又转移到了离洪洞县城较远的后汕头村，住在村支书侯金命家。侯金命30来岁，很能干，他妻子20来岁，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对我特别好。我在这里，一面继续养病，一面通过侯金命联系外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有一天，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嘈杂。村里有人喊，快跑呀，鬼子进村了。我到门外一看，有几个鬼子，端着枪冲进村里。不一会儿，把村子给包围了。翻译官大喊：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统统都到场上集合!没一阵子，敌人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口的场上。我也不例外，同20多个青壮年一起，排成一排，站在那里，听鬼子训话。鬼子翻译大喊：“这里边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站出来的，不杀，要是不自动站出来，叫人认出来，统统的枪毙!”鬼子头子哇哩哇啦狂叫了一阵，翻译官叫喊：“皇军说了，村里的人只要不是八路、共产党，是良民的，就可以回去。你们每家都认自家的人，认好了就带回去，不认识的人，谁也不能走，听候皇军的命令!”村里的人，一个个都领上自家的人走了。轮到我了，鬼子头子指着我，跟翻译官哇哩哇啦对话，显然是怀疑我不是这个村的人。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在这个村里，除侯金命一家外，我和谁也不认识。心想，这下完了，难逃敌人的魔掌了。正在这紧要关头，侯金命老婆冲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胳膊，大声说，他是我男人，走，咱们回家去!翻译官问：“你刚才拉着的那个男的不是你男人吗?”她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我的丈夫。又指着侯金命说，他是我家长工。翻译官问村里的维持会长(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他说的对吗?”维持会长点了点头说：“这个高个子是他男人，那个人是他家的长工。”鬼子通过翻译官说，那你可以领走他了。一阵紧张之后，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鬼子叫我们几个青壮年把他们抢到的财物搬上，往附近的岗楼里送。我也只好跟他们一起去搬送财物。在搬送的过程中，路过一个拐弯处，我趁鬼子不注意，扔下东西逃下山坡，撒腿跑了，这才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

　　之后，我立即回到洪洞县委继续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革命胜利后，我时时回想当年抗战时期深厚的干群关系，想着从病魔和敌人虎口里救了我的家乡亲人，现在虽然年老不能多活动了，但曾经救过我的家乡亲人，是我永远的思念。

　　『编后』

　　编完由世纪老人张亚平口述、李哲整理的回忆文章，在受到老人充满凛然正气的精神感染的同时，心里充满感动。张亚平老人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同日本鬼子展开激烈的斗争，身染重病不愿下前线，病入沉疴仍心系组织，病情刚刚好转，立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从敌人的虎口逃生后，马上返回洪洞县委继续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张亚平老人当年在老乡家养病时，房东孟元生、村支书侯金命的全力守护，细心照料，浓厚的革命情谊跃然纸上，令我们感同身受。老人的经历是战争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的追忆，则是最贴近真实的历史还原。“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战争年代，干群一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情谊令人动容，老人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