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宅大院到抗日敌后（上）

发布日期：2015-12-24 16:48 来源：《吕梁晚报》作者：晋绥基金会

2015年9月3日的郑织文

　　郑织文简介

　　1923年10月出生，河南省鄢陵人。1935年在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参加“战地教育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4月奔赴延安，5月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女生队学习；同年10月分配到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调任120师独立第1旅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参加了晋西北反“扫荡”、百团大战和大生产运动。1946年，任晋绥军政干部学校组织科副科长。1950年任西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女生队政治指导员。1952年任云南省开远市中共滇南工委研究员。1954年任中共云南省委边委干部处副处长、省委组织部直工部干部处副处长、省委直工部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任总参谋部办公厅秘书。1965年任总政治部军事法院办公室秘书。1984年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初中二年级的郑织文

　　书香世家

　　1923年，我出生在河南省鄢陵县的一个书香世家。

　　我家祖籍福建，爷爷到鄢陵做官，喜欢上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置房买地，定居下来。

　　父亲郑锡田，字砚农，晚号睡佛。他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之誉，17岁（1900——1901年）时曾两中“光绪庚子辛丑并科副榜”（即举人），后毕业于河南师范学校和天津政法学堂，曾被任命到山东做知县，因不满现状，拜见省里长官后就辞职回家乡。他不愿当官，情愿在开封几所学校里做语文教师。

　　父亲曾追随孙中山，思想比较进步，喜欢谈论政治。他读遍当时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籍，认为宪政容易达到而从事维新活动。民国建立，父亲当选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第二届众议院议员。母亲说过，当时住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个胡同里，家里有电话，有专门的黄包车，二姐的名字“京文”就是1920年在北京出生而起的。父亲任议员时，对国家大事提了许多建议，但都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他感到内战频繁，政府腐败，国家更贫更弱，他所希望的立宪制很渺茫，1922年底便辞职回家。1924年土匪攻打鄢陵城，他在城中协助防守，保全了县城。此后，父亲便闲居开封，不时和老朋友做诗饮酒。他还是有名的书法家。1933年父亲病故于开封，时年51岁。他蔑视经商，所以我们家在鄢陵无一店铺，只在开封的商务印刷馆和科学仪器馆有些股份。

　　母亲曾在开封师范读过书。父母都有文化，都喜欢读书，家里有一间放了许多书柜的房间，我记得书柜都是满满的，有很多线装书，尤其醒目的是，每个书柜上面都有几个一尺多见方的、浅黄色的硬木小书箱，书箱上雕刻着“四库全书”、“史记”、“四书”、“五经”等。我稍大一些，也会去那里翻看我可以看懂、数量有限的小说，包括外文翻译过来的小说。

　　我从小是奶妈带大的，我对奶妈的感情比对母亲要深厚。对父亲的记忆很淡，因为他重男轻女，我又是第4个女孩。唯一的男孩从小娇生惯养，不爱读书，几乎年年留级，还未到高中就弃学不读了。我们4个女孩都读书上学，而且很勤奋，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考入教学质量较好的省立学校。

　　参加救亡

　　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1935年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日寇侵略，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震惊中外、气壮山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学生响应。开封学生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打倒卖国贼”紧接着几个学校的学生卧轨，要求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次学生运动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当时我刚上中学，年纪很小，也随着潮流参加了游行和卧轨，可惜被哭哭啼啼的母亲拉了回去。不久，开封的省立中学爆发了声援被解聘、有进步思想的校长的活动。我们省立女中是继省立男中之后第二个开始行动的，经过串连，于晚饭后包围了校长办公室，打碎了全部玻璃，要求新校长“滚回去”。几百个警察包围了学校，手持警棍将新校长护送出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教英语的王实味老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给我们讲了事变经过，这才知道为什么日本步步入侵却未受到任何抵抗，大家义愤填膺。

　　这时开封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也在开封组织了救亡团体。我的二姐已是学生救亡团体“战地教育工作团”中的积极分子。

　　学生们在课外暗中传阅着萧军和萧红所著《八月的乡村》等一类进步书籍，关心起国家大事。《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和各种救亡歌曲在学生中最为流行。每当唱起《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我们常常泪流满面。我们不知不觉地逐渐成了很单纯的爱国青年。

　　这些变化，都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这次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奠定了无数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938年6月4日，日军进攻开封。6日，守军弃城，开封沦陷。

　　我正读初中，学校停办，留在开封就要当亡国奴，于是母亲、大姐和我回到老家鄢陵。二姐随“战地教育工作团”从开封南下路过鄢陵时，我家为了支持她们的活动，除捐献一些钱外，还专门为几十个人做了一顿肉包子，由我送去。

　　大约半年后，省立各大、中学校迁至河南南部一些县城重新开学，大姐回到迁至镇平的河南大学，我也回到迁至淅川的开封女中。

　　我考上高中不久，在“战教团”的二姐京文和李梅到淅川来看我，讲了很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还讲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她们教唱激发人心的救亡歌曲，一间小小的屋子每天满满的人。二姐和李梅发展了我和几位追求进步的同学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姐走后，我又接到好朋友从延安的来信，谈到延安极为浓厚的抗日救国气氛，比较起我的学校简直是两个世界，我更加不安心读书了。

　　奔赴延安

　　1939年初，放寒假，我来到镇平县河南大学大姐住处。二姐和李梅正在那里“养病”，其实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几乎每天泡在她们屋里。一天夜里，她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说当地反动派要抓她俩，于是连夜离开了镇平。我顿时感到很失落。

　　我和几个同学商量着要从家里偷跑，一同到延安，但苦于没有路费。这时正值开学之际，母亲从鄢陵寄来了学杂费，大姐去邮局取，回来对我说：“今天邮局没取到钱，你有空去取。”这正合我意，我立即将钱取回。当大姐问我时，我骗她说没取到。

她顿时发怒，说：“听到你和几个同学议论要离开家，你这么小，能干什么，妈妈把你交给我，让你好好读书，你二姐走，是通过妈妈同意的，你如果这样，从今以后你不要认我这个姐姐！”

正在争吵时，城里发出了空袭警报，她拉着我就要走。我说你带着孩子走，我留下看门。她匆匆走后，我简单拿了一些衣物，像得到解放似的离开了。

　　当天下午，我和于廉、普云湘两个女同学买汽车票到了南阳。其中一个同学以前因为出走曾在南阳的旅馆被家人带回，所以这次我们不敢住旅馆，找了一个同学家住下。第二天就出发去找二姐的救亡团体。1939年

　　1月我离开了家，这一走就是十年，直到1949年我才第一次回到家。十年中，无音无信。一是因为解放区与外界基本无通信条件，二是怕家庭受连累。

　　十年后，当我回到开封家里见到大姐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问我找谁。我说：“我是织文，就找你！”我们俩都哭了。

　　大姐告诉我：你从镇平走后，当天下午，她丢下正在吃奶的孩子就乘车到了南阳，问遍了所有旅馆都没找到，只好哭着回到镇平。后来每想及此事，她都很后悔，因为没有任何交待，就这样吵了一架走了，而且多年无音信。

　　我对家里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我在何方，是死是活，连二姐也无音信，我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直到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前夕，当时我们住在陕西省绥德县，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朱瑞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路过绥德，我们在一个桌子吃饭，他听我满口的河南口音，问我名字后，说他们那里的抗大分校有一个叫郑京文的，是你什么人？我才知道二姐在山东。

　　有一次，我与亲戚说起1939年离开家的事。他问我：“你后悔吗？”我说：“我永不后悔。”1939年4月，在朱军和李梅所在的工作团中，我们一直不安心，一心想到延安。最后，工作团答应送走我们三男两女5个人，将我们介绍到确山县竹沟新四军办事处，由那里介绍我们到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到了西安办事处，两个院子的屋里有许多通铺，已住了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都是等待时机去延安的。后来规定每人交5元可以乘汽车，但很多学生都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不可能带很多钱，我们5人早已把从家里带出的少许钱交给工作团了，只好报名步行。

　　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但国民党看见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为了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在从西安到延安的中部县（今黄陵县）设卡拦截学生。西安办事处将我们100多人编成一个护士大队，每人发了灰军服、“八路”臂章，我们就这样参了军，都高兴极了。

　　因为都是没有走过长路的学生，所以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路，我第一次参加了14天的长途行军到了延安。2002年，我重返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时，回忆当年，真是感慨万千。参观到叶剑英同志住的只有六七平米的小屋时，我真想大哭一场。回来后，我在留影的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39年，我16岁，一个欢蹦乱跳的女孩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从这个大门走向了革命，如今，这个大门依旧，街道依旧，我却白发苍苍坐着轮椅来了，看见这个大门，60多年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与生离死别一齐涌向心头。对着这个庄严的黑色大门，我禁不住泪流满面。”(郑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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