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难忘晋绥 » 晋绥记忆 »

从深宅大院到抗日敌后(中)

发布日期:2015-12-28 13:16    来源:《吕梁晚报》    作者:晋绥基金会

一九三九年抗大女生郑织文
    抗大女生
  到延安后,我就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第一大队女生队。
  在女生队,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突然进入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环境里,开始有些不适应。每天除了军训和上课外,就是劳动,主要是挖窑洞,劳动强度很大。虽然生活很苦,但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抗日救国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到处是军训、到处是劳动、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欢乐,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
  在抗大,我们几乎每星期都会上“广场课”。讲课的都是延安有名的人物,在大广场里大声地讲,因为没有任何扩音设备。我听过《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等,都似懂非懂。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十月革命”——讲列宁、斯大林,讲苏联集体化、机械化和集体农庄的人们是如何幸福。我们的印象,幸福生活就是汽车、拖拉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家都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幸福生活。
  过了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迁往敌后的抗日前线,那里是知识分子锻炼的最好场所。我们听后高兴极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上前线了。大家都积极做长途行军的准备,把被单撕成一条条的打成草鞋,每人发了一个干粮袋。
  大约7月中旬,抗大总校5个大队数千人浩浩荡荡从延安出发了。
  东渡黄河时,我们在岸边面对滚滚波涛,放声高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大家都心潮澎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优秀子孙,真是豪情万丈!直到现在,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当时唱歌时的情景,激动的心情仍然是难以形容。
  行军中,我们要背自己再简单不过的背包,还要背3斤干粮以备万一,下雨天背包重得难以忍受。最辛苦的是每班轮流“打前站”和做饭。全班要比大部队早出发,到指定驻地后首先找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后续队伍号房,还要找厨房,备柴草粮食,烧好洗脚水(为了更快地解除行军途中的疲劳)。第二天出发后,要检查各驻地是否有违反纪律的地方:借用的东西是否都归还了,房间和院子是否都打扫干净了,若有问题要及时处理,完成这一切后才急匆匆去追赶队伍。
  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皮肤不好,老百姓家里几乎都有臭虫、跳蚤,我们换洗衣服又少,长满了虱子,身上都抓破了。8月雨季,每次过河都要淌水,我身上抓破的地方都化了脓。到驻地后,每次取下背包和腿上的绑带,是我最痛苦的事,要轻轻地连血带肉慢慢往下撕,有时找老百姓要点盐,冲点水洗洗晾干,第二天又是如此。我咬着牙忍受着,不流一滴眼泪,因为我正在争取入党。
  我有过从西安到延安的行军经历,所以在行军路上从没有掉过队。到了晋西北五寨县休整,准备过日军封锁的同蒲铁路,在总结前一段行军时,我受到了表扬。
  再次出发过封锁线,领导考虑到女生的体力和当时的敌情,怕发生意外,决定将女生队暂时分散到各个男生队,分别给予帮助。女生队只留下了13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称自己是“十三勇士”,因为在延安看过一个苏联电影《十三勇士》。
  这一夜要走110多里路,过了同蒲铁路才进入安全区。傍晚出发,一路几乎都是小跑,偶尔休息片刻,直到第二天早上,天快亮时,到了一个山坡上就地休息,总算都很安全。我们一个个躺在地上,累得几乎连话都不想说了,但仍然兴高采烈,很骄傲,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勇士”!
  那真是一段新鲜、光明、生气勃勃的生活。
  我的婚姻
  9月,抗大总校抵达晋察冀边区唐县。
  不久,领导找我谈话,要将我们6个女同志调往120师贺龙部队。当时我不愿意去,因为我在文化教员的帮助下,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争取入党。后来队里答应将我的表现以及入党申请书一并放入档案,又因为那时组织决定的事是必须服从的,加上过去也曾听说过贺龙的一些事,想到真去了战斗部队可以直接上前线打仗,所以也就愉快地接受了。

一九五五年金如柏、郑织文夫妇合影。
  我们6人离开抗大,到了120师师部。当天,贺龙师长就接见了我们。我们一日三餐都与他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无拘无束。
  几天后,6个女同志,两个留在师部,一个分到独立第1旅,我们三个分到358旅政治部。因为我的字写得稍好,再加上档案里有入党申请书,所以被分到组织科,每天抄抄写写。
  不久后的一天,锄奸科长给我送来一封旅政治部主任金如柏的信,上面写着:“你来了已经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在议论我俩的婚事,我看还是解决了好……”。我看后撕了个粉碎。我满腔热情地到部队,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我真是苦恼极了,又无人倾诉,就每天在小日记本上发泄自己的失望和不满。
  有一晚,部队行军到一个小村子,我睡在一个条柜上,写完日记到半夜出发时将日记本丢失。后来听说我们走后,师政治部住进了这个村子,捡到日记本的人,因看到日记中记着那么多不满的内容,就将日记本给了师政委关向应。
  不久,358旅旅长张宗逊通知,因为日记本的事,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要我到师部去谈话。我想这次可能会关我禁闭。我说我不敢去。张宗逊提出,让他的爱人陪同我,我只好前往。到了距358旅驻地20多里的刘家沟师部,贺龙、关向应热情地接待了我俩,还给我们冲了咖啡(这是我生平第一杯“苦”咖啡)。接着,关政委说了工农红军如何诞生、发展,如何走过万里长征,老红军干部文化不高,不懂得如何谈恋爱;又说金如柏是小学教员,长征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人品如何好等等。讲了很久,我一直低头听着,直到离开,没敢说一句话,他们可能认为我已经默认了。回到驻地,我关上门嚎啕大哭。
  当年11月,我入了党,候补期半年,第二年在晋西党校学习时转正。从此,我成了受党纪约束的共产党员。
  结婚的事我一直拖着。1940年2月,部队从晋察冀回到晋西北。在临县郝家坡,由旅长张宗逊主持,买了一只羊,我和如柏结了婚。

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金如柏
  不久前,我二姐的儿子对我说:“你和我妈妈的婚姻基本类似,部队很多老首长的婚姻也差不多都是这样。我和我的同事很不理解,你们之间的家庭出身、年龄、文化、经历及生活习惯都相差很远,为什么可以长久的生活在一起?我妈妈在我爸爸已成植物人后,每次到医院看望时,都会凑近他的耳边喃喃细语。而你更是,‘文化大革命’受尽磨难,都无怨无悔,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做到。”
  我说:“我们的婚姻大部分都是‘组织包办’的,当时我是百分之一的自愿都没有。真正的感情,是在共同的理想以及紧张又频繁的战斗生活中同生死、共患难,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感情很原始,很单纯,但牢不可破,有着比爱情更高的情义,只有这样才会终身相濡以沫。”
战斗生活
  在部队里生活十分紧张,一个地方很少住一星期以上。不是我们进攻敌人的据点,就是敌人袭击我们,大小战斗不停。1939年9月,我刚到358旅就参加了著名的“陈庄战斗”。120师成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歼灭战,击毙、击伤日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嘉奖,认为这次战斗“开创了山地歼灭战的光辉范例”。1940年夏,在晋西北,突然有一天所有战斗部队同时出发,袭击了同蒲铁路,敌人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战绩十分辉煌,致使同蒲铁路久久不能通车。当时非常保密,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在晋西北,所有铁路、公路和城市都是日军占领的。我们活动的范围都是山区,而且是最贫困的地方,经济发展落后,老百姓一年四季吃的都是“两稀一干”,处于半饥饿状态,但他们还要供养这么多部队的粮草和军鞋。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后,真是把老百姓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他们吃的都是日军烧过的黑乎乎的粮食。部队一年多都以黑豆为主食,每人每天4两黑豆。1940年我在晋西党校学习,“五一”节吃了一顿小米饭,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到了1941年春荒,更是“瓜菜代”。拿出储存了近半年的大南瓜、白菜和土豆,几乎每顿都是这三样熬上一锅。很多指战员都得了“夜盲症”,当地群众叫“鸡婆眼”,天一黑就失去视力,很大地影响了战斗力。
  那些年,没有用过肥皂,洗衣服和女同志洗头都是用水将老百姓烧过的豆杆灰泡一下,过滤后使用。说起穿鞋,也是女同志最头痛的事,军鞋全部是老百姓供应的,各式各样,都是按男同志的鞋号做的,部队女同志少,我们几乎没穿过一双合脚的鞋,经常是在鞋前面塞点棉花,再用带子捆着,行起军来脚上打泡是常有的事。
  晋西北因为经济十分落后,连火柴都看不到,点火都是用一个月牙形的铁块,叫“火链”,使用时用一块粗糙的石头敲打出火星来,将一小块破烂不堪的棉花点燃,过的真是原始人的生活。
  到了冬天,我们都没有袜子,脚冻得又红又肿。老百姓看到女同志受这样的苦,特别同情,有时会给我们一双布袜子,我们真是把它当作宝贝一样。大娘、大嫂也会将家里好吃一点的东西如红枣、柿子、红薯送给我们。在那样的条件下,老百姓忍饥挨饿还要供应部队的吃和穿,我们从不发一分钱,无法报答他们,这一切都使我没齿难忘。
  那时主要信息来源是靠领导之间来往的电报,他们会过一段时间作个形势报告,讲些各个战场的情况,也有些国际上的消息,这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部队组织纪律很严,大家思想也很单纯,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要求,服从组织是绝对的,大家都觉得“个人要求”很可耻,更没有谁会去争官位。当兵的或当官的,吃的穿的都一样,大家都为打日本鬼子受着一样的苦。每当到了一个新的驻地后,当兵的可以休息,当官的还要操很多心。那时当官唯一特殊的是有一个大家都没有的手电筒。
  那时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部队都是年轻人,娱乐就是互相“拉歌”,唱救亡歌曲。男同志有时掰掰手腕,女同志往河里扔小石子打个水漂,或者在地上划几个方块,用七个小石头下“七子棋”,都是很快乐的事。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人向困难低头,因为我们都有理想,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八年抗战,全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让我们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