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宅大院到抗日敌后（下）

发布日期：2015-12-30 17:39 来源：《吕梁晚报》作者：晋绥基金会

2009年郑织文与儿子金一南、金一明合影。

　　军中母亲

　　在残酷的战争中，女同志要遭受比男同志更为严峻的磨难，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同志，敌后动荡不安的环境，更加重了精神上的压力。1941年，我怀孕八个多月，部队突遭日军袭击，将我和另一个怀孕的女同志李建平疏散到一个很小的村子里。

　　有一天夜里，我肚子很疼，建平吓得直哭，连忙去找老百姓帮忙。好不容易找了两个人，他们用一个门板将我抬上，要送到40多里外的兴县贺家川师部医院。黑夜里，路很难走，又阴着天，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医院究竟在什么地方，一边走，一边敲开老乡的门问路。后来我实在难以忍受，大喊大叫。建平大哭着跑到一个老乡家，但老乡不让进屋子生，认为让孕妇进屋生孩子会遭血灾，那家老太太当接生婆，孩子生在了门前的石头上，乳名石头。

1956年金如柏、郑织文夫妇与儿女合影。

　　石头出生后不久就抽风，开始时几个月抽一次，到7岁多时一天要抽好几次。简陋的医疗条件对这种病是束手无策。石头在苦难中诞生，又在苦难中死去。这7年我尝尽了一个做母亲的辛酸滋味，看着他玩得好好的，突然一下会跌倒在地抽起风来，手脚僵直，大小便失禁。常常会摔得头破血流，抽风后又昏睡过去。每次我都会心碎的流泪。他在这个世上的7年，谁也无法知道他受了多少痛苦。他死后，如柏和我狠心要卫生所将他解剖，看看究竟是什么病。医生说他脑子里有一个瘤子，而且脑纹基本上是平的，没有皱纹。我们用缴获的日本呢子大衣换了老乡一个小木箱，将他埋在岚县一个山坡的荒地里，把他一个人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第二个孩子一宏一岁多时，我们住在前线的后方，相对稳定的地方——临县一个小村子里。一宏半边脸肿，越肿越大，化了脓，无医无药。我大胆向老乡借了一个剃头刀，在锅里蒸了一下，就自己给她开了刀，流出不少脓，以为这样就会好了。但是因为脓未排尽，而伤口又愈合了，一下子发起高烧，半边脸都肿起来了，我吓得够呛，找老乡要了一个牛车，到20多里路外的县城医院又开了刀，引流出很多脓，最后总算好了。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因为我的无知和鲁莽，差点送了一宏的命。

　　我身体不好，没奶水，一宏从小几乎全是晋西北老百姓的小米汤喂大的。

　　抗战时期是残酷而又艰难的，但又是激情万分的，再苦再累我们都从来不觉得难。1940年以后，由于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军封锁，边区很多地方吃穿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毛泽东主席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各部队都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生产高潮。

　　纺线能手

　　1943年，如柏在独立第1旅政治部工作，驻扎在陕西省绥德县。我们纺棉线、纺羊毛线、纳鞋底、开荒种田、拾粪等等，旅部规定每人每月要上缴象征一定数量小米的生产成果。

大生产中的120师女兵

　　我一下子就喜欢了纺线，成了当时旅政治部的纺线能手，可以纺出缝纫机用的三股合一的细纱。我还学会了用夹板纳鞋底，使用粗麻线，一天可以纳3只鞋底。我们用自己纺的线、纳的鞋底做军装、军鞋。

　　如柏纺线不成，只好纺羊毛。纺线用的纺车都是各单位自己制作的最简单不过的工具。延安的报纸也主要围绕大生产运动，介绍纺车要如何造才可以转的灵巧，棉条要如何搓才可以纺出好纱来等等。2002年我重返延安，看见纺车，真是倍感亲切，马上坐下来摇车，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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