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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三次来吕梁
发布日期：2017-02-08 12:40 来源：兴县新闻网 作者：王永卫
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期间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于1943年、1946年和1947年，先后三次来到吕梁，出色地完成了统筹后方、支援前线的任务，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主席称赞其为“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第一次来吕梁
1943年2月，习仲勋在担任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期间，第一次来到吕梁。绥德警备区所属吴堡县、葭县与吕梁临县隔河相望，当时日军已侵略临县，并在临县建立据点，设立了司令部，企图西渡黄河，入侵陕甘宁边区。为了粉碎敌人的战略图谋，习仲勋来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临县，给黄河东岸临南县一小(现为临县丛罗峪村小学)的师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用党的政策方针教育干部群众做好抗日工作，做好支前工作。
第二次来吕梁
1946年11月上旬，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西渡黄河，准备偷袭延安。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12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派遣彭德怀与习仲勋从延安起程东渡黄河，来到临县甘泉村，会见了陈赓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6日，习仲勋出席了由彭德怀在离石县高家沟村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太岳地区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贺龙、陈赓、李井泉、罗贵波、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军区等问题。这次会议是一次迟滞胡宗南集团突袭延安计划、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议之后，先后取得了“吕梁战役”“汾孝战役”的辉煌胜利，和其他解放区共同战斗，一道实现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开辟了中国革命从困难走向希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广阔前景。
第三次来吕梁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的问题。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晋绥军区重新并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人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
上图为贺龙和习仲勋(右)在小河会议上合影
7月22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勋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问题谈了自已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左”倾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解放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勋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以至后来谈起此事时还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和人员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8月18日，贺龙、习仲勋率部刚渡过黄河，胡宗南的部队就追到西岸，隔河打炮，激起阵阵水花。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师，成为西北战场转人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习仲勋率部渡过黄河后，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就近驻在山西临县沙垣、南屹垛村一带。当时，贺龙住在沙垣村，习仲勋住在南屹垛村。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也住在临县。临县有良好的革命基础，是晋绥边区的中心地带，又与陕北隔河相望，住在这里既便于与中央后委机关相配合，又便于与陕北相呼应。
贺龙、习仲勋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动员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当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这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一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足，晋绥军区部队和中央后委机关都很困难。在此情况下，筹粮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财经工作问题。在小河会议上，由于当时部队的军服和口粮都很紧缺，人们对原来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为了全力支援前线，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共同研究，迅速实行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的统一，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9月下旬，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了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驻地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边区卓有成效的财经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为全国各解放区作出了表率。
贺龙与习仲勋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动员，组织起了由部队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 妇女32万人次。”当时的筹粮、送粮，确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吕梁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习仲勋曾经说过：“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
习仲勋在紧张地筹集粮款、物资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在密切关注着边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0月13日，晋绥边区机关十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习仲勋对边区的土改工作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边区土改中“左”的做法，令他忧心忡忡。当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搞土改，采取斗“化形地主”、挖浮财、查三代、“贫雇农坐天下”等过激做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由于战事紧张，支前任务繁重，习仲勋没有能够立即向中央报告。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土地改革工作时，习仲勋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已的看法。十二月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重新发布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定》。1948年1月4日和1月19日习仲勋又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两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交调研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将习仲勋写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转发给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需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此后，晋绥及陕甘宁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逐步纠正了“左”的做法，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和人员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8月18日，贺龙、习仲勋率部刚渡过黄河，胡宗南的部队就追到西岸，隔河打炮，激起阵阵水花。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师，成为西北战场转人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习仲勋率部渡过黄河后，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就近驻在山西临县沙垣、南屹垛村一带。当时，贺龙住在沙垣村，习仲勋住在南屹垛村。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也住在临县。临县有良好的革命基础，是晋绥边区的中心地带，又与陕北隔河相望，住在这里既便于与中央后委机关相配合，又便于与陕北相呼应。
贺龙、习仲勋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动员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当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这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一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足，晋绥军区部队和中央后委机关都很困难。在此情况下，筹粮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财经工作问题。在小河会议上，由于当时部队的军服和口粮都很紧缺，人们对原来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为了全力支援前线，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共同研究，迅速实行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的统一，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9月下旬，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了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驻地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边区卓有成效的财经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为全国各解放区作出了表率。
贺龙与习仲勋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动员，组织起了由部队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 妇女32万人次。”当时的筹粮、送粮，确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吕梁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习仲勋曾经说过：“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
习仲勋在紧张地筹集粮款、物资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在密切关注着边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0月13日，晋绥边区机关十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习仲勋对边区的土改工作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边区土改中“左”的做法，令他忧心忡忡。当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搞土改，采取斗“化形地主”、挖浮财、查三代、“贫雇农坐天下”等过激做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由于战事紧张，支前任务繁重，习仲勋没有能够立即向中央报告。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土地改革工作时，习仲勋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已的看法。十二月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重新发布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定》。1948年1月4日和1月19日习仲勋又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两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交调研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将习仲勋写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转发给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需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此后，晋绥及陕甘宁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逐步纠正了“左”的做法，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笔者在高家沟高级军事会议纪念馆参观学习
习仲勋在吕梁期间，频繁地奔波于临县、兴县、离石等地，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和地方工作会议。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深人群众的作风在当地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在临县南屹垛、沙垣一带居住期间，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不给村民增添麻烦，而且还经常帮助村民挑水、扫院、干农活。毛泽东曾夸奖习仲勋，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在吕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革命风范却让老区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王永卫 原载《吕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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