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奋战大青山——回忆姚喆同志

发布日期：2019-05-29 17:47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高克林等

高克林奎璧张达志杨植林苏谦益白成铭黄厚

姚喆同志从1938年秋开始，在塞北地区战斗工作了15个春秋，为夺取绥蒙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光阴荏苒，姚喆同志与世长辞已经四年了。我们这些同他在大青山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都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姚喆同志1906年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里。1925年到1926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担任邵阳二区乡农会主席。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黄公略、贺国中等同志的率领下，参加了“平江暴动”，翌年入党。从此，他在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艰苦的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以及保卫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在长征中，他先后担任中央政卫团团长和红三军团十二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红军到达陕北后，调他任陕北红军七十八师参谋长和独立师师长，参加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战役。在整个红军时期，他五次负伤，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和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授予他三级红星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姚喆同志历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塞北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曾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人大代表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古以后，在这一地区驻有一个旅团，四个伪蒙古骑兵师和大量的伪民团、伪警察，严重地威胁着我陕甘宁、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对这地区十分重视，曾多次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发电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贺龙、关向应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组成了大青山支队。这支队伍由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率领，于1938年7月29日从晋西北的五寨县出发，冒着酷暑，突破了敌人重重封锁于9月初胜利登上大青山，与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贾力更等同志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在一起。从此，开始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长期、艰苦的斗争。

为了打击入侵的日寇，扩大我军的影响，争取和发动群众，打开抗日局面，姚喆同志积极协助李井泉同志连续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 9月初首先打开了陶林县城，歼敌一部。10日攻克了绥北重镇乌兰花，全歼守敌日伪军百余名，接着又在归绥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伏击了日寇的十余辆运兵汽车队，歼敌80余人。10月上旬在石拐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和袭击了三道营火车站。在大青山南麓沙尔沁和大青山中和山北的宫地后窑子和广业公司等地袭击了敌人的据点，共消灭日伪军700余人。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人们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党中央、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后，指示大青山游击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姚喆同志在具体执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汉族群众听说八路军需要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带马匹来参军，有的自动献马献鞍具，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纵容，大青山里土匪成灾，他们抢掠奸淫，无恶不做。姚喆同志为民除害，率领部队，围歼了夏军川、肖顺义、郭长清等匪部。基本上消灭了匪患，安定了局面，从而争取了群众，站住了脚跟。

1938年12月，七一五团主力奉命开赴冀中地区，只留下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和动委会第四支队，在大青山坚持斗争。李井泉和姚喆同志根据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导思想，将部队分散到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开辟工作。这三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很快发展成为一、二、三营。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伪军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一带和绥南的蛮汉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国民党骑二军的郭栖鹏、骑六师师长王照墉，也趁机带部队进入大青山，要从我军手中“收复失地”，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李井泉同志在延安汇报工作未回，姚喆同志立即部署各区，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同时，带领绥中部队转到外线，从侧背打击敌人。日伪军对我无可奈何，却给国民党骑六师以严重打击。

王照墉在仓皇北逃的途中遇到我军，苦苦哀求姚喆同志统一指挥他的部队以摆脱日寇的尾追。姚喆同志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允许王同郭的部队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行动。在姚喆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使这几支部队很快摆脱了敌人。后来王照墉和郭栖鹏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脚，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骑兵支队在姚喆同志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取得了反“扫荡”和反磨擦的双重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1月李井泉同志调往晋绥工作，姚喆同志接任骑兵支队司令员。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姚喆同志肩上。这时，阎锡山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进攻新军；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同日寇勾结，在大青山频频制造事端，袭击我军，枪杀我地方工作人员。他们提出“绥远人治绥远”的反动口号，妄图把我军赶出绥蒙地区。为了反击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活动，姚喆同志指挥绥中、绥西、绥南部队集中兵力，同时行动，一举歼灭了“自卫军”总部和各路指挥机关及其主力八团、十二团以及“自卫军”的绥南专署，俘虏2,000余名，缴枪1,000余支，还缴获了“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秘密信件。接着，又在绥中和绥西粉碎了顽军各1,000余人的反扑，消灭、俘虏了一部，其余溃散逃窜。我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骑兵支队也从三个营发展为三个骑兵团。

1940年6月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对大青山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注意发挥政权作用，要建立绥察行暑，决定由姚喆同志任主任，杨植霖同志为副主任。姚喆同志根据贺、关首长的指示，对大青山地区工作进一步做了部署。8月，他在武川县西梁村主持召开了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制定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出一批干部组成了绥东工作团，成立了丰东工委，在绥东开辟工作。到1941年，在丰镇、集宁、兴和、商都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区县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数百人的骑兵游击队。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大青山各个地区抗日工作广泛深人的开展，整个大青山的骑兵发展到3,500多人，根据地的建设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使大青山地区和晋西北联接起来，形成了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拱卫着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内蒙主要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动统治，使其不敢冒然南犯和北进。从1941年到1943年，日寇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并且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姚喆同志领导大青山军民经受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在地方党、政组织、蒙汉群众和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2年秋季，日寇搜罗了所有驻绥远部队，并从华北专门调来两个机械化旅团，配有飞机、大炮，共达30,000余众，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我在大青山各地区的部队不过2,000余人。敌人凭借数量上超过我十余倍的绝对优势，企图把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彻底荡平。面对强大残暴的敌人，特别是骑支主力已突围转至绥南雁北一线后，姚喆同志仅带少数部队，利用绥西的有利地形，坚持同敌人斗争。他率领三团和教导队及支直两个连，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包围封锁中，声东击西，穿缝插隙，同敌人巧妙地周旋在大青山上。这时，一些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再三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但他说：“为了随时掌握这里的敌情变化，便于坚持斗争，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度过难关。”他的话给了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严冬到来以后，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困难更加严重。为了减小目标，便于机动和解决食宿困难，姚喆同志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或班为单位单独活动。他自己也只带十几个人，在冰天雪地中，拖着伤残的身体，转战在大青山中。

党中央、毛主席和贺、关首长都十分关心大青山的斗争，多次给姚喆同志发报询问情况，姚喆同志每次都坚定地回答：“一定把大青山的斗争坚持到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决不下山。”姚喆同志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大青山军民的斗志。经过这次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大青山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43年夏，大青山地区的对敌斗争的胜利，使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复。1945年春，中央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同志为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政委，张达志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当时，姚喆同志正在参加“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陕北骑兵旅、晋绥二十七团和九团，立即返回大青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接着组建了绥南、绥西、绥中、绥东四个军分区。

8月，遵照毛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姚喆同志指挥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昼夜兼程，向敌区挺进，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收复了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占领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经过八年艰苦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姚喆同志率领绥蒙部队，继续坚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了三年。直到1949年，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解放了绥远全境，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起义部队解放军化，绥远全境解放区化”的方针。

从此绥远获得了新生，绥远人民摆脱了深重的苦难，在绥远(后并入内蒙古)上空永远飘起了人民胜利的红旗。

大青山地区是蒙古、汉、回民族聚居区。姚喆同志十分重视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作风，对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尊重蒙古、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准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不仅严格要求部队，而且还带头做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众广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广大蒙古、回族群众在各方面积极支援我军，为开创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姚喆同志还亲自向一些较有影响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还为我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购买急需物资，对我帮助很大。

几十年过去了，姚喆同志已经变成了苍苍白发的老人，但是他那颗关怀他人的热诚的心从来没有变。在十年内乱中，姚喆同志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对于康生、“四人帮”对他的诬陷，他泰然处之。他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对于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姚喆同志尽他之所能，千方百计给予照顾和庇护，使这些在动乱中备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温暖，增强了度过逆境的勇气和信心。

1979年春，他抱病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同大家一道畅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共商国家大事，坚持到会议结束。在返回武汉途中，他突然休克，虽即返京抢救，终因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

姚喆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青山南北，了解他的蒙汉各族人民非常悲痛。

为了缅怀姚喆同志的功绩，寄托各族人民的哀思，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和群众，恳切希望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汉军区党委和姚喆同志家属给予了圆满的回答，在姚喆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派出代表，将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让大青山地区人民永远铭记姚喆同志的不朽功绩。

姚喆同志和所有为内蒙古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的名字，象苍莽的大青山一样巍峨永存！（《人民日报》1983年8月2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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