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第五章第一节

发布日期:2017-07-23 16:32    来源:晋西北根据地教育简史    作者:刘淑珍
 第五章 中等学校与学生(一)
    从1940年新政权成立到1944年教育改革前后,中等教育在创办、发展、精简和提高四个时期中,先后办了16所学校(不计党校),使用了百余干部,培养了约2286名学生自(小学教员的培训不在此数中),增强了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力量。在这些中等学校中,从名字上已可看出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中学校,另一种是包括军政民方面的干部训练班。到教育改革以后,省、并、提高,只有实验学校和第一、第二中学3所学校,在内容上都兼顾了普通中学和训练班的任务,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这样的,而且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前,都是这样的。其不同的方面是中学以吸收解放区与敌占区的城乡知识青年为主,而实验学校与其前身的各校是以干部进修为主的。下各校表列如:       
时期
校数
学校名称及演变
驻地
干部
学生
一、创办期
1940年2月
3
军政干部学校 永田中学 四区民族革命中学(民中)
兴县 交城 临县
 
共计学生计1342人
二、发展期
1940年6月 以后
5
抗战学院(军干校行政队改编) 晋西北第一中学(民中改编) 永田中学 晋西北青年抗日干部学校(军干校青年队改编) 晋西抗联训练班(军干校民运队改编)
兴县 临县 交城 兴县
 
1941年5月 以后
9
晋西师范学校(抗战学院改编) 晋西第一中学 永田中学(后改称晋西北第二中学) 二区中学(后改称河曲中学) 晋西青年抗日干部学校 晋西抗联训练班 汾源中学(后改称晋西北第三中学) 河曲中学(后改称晋西北第四中学) 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以一二零师教导团为基础成立)
兴县 临县 交城 保德 兴县 兴县 静乐 河曲   兴县
 
1941年9月 以后
7
晋西北师范学校(晋西师范学校改称) 晋西北第一中学(永田第二中学并入) 晋西北第二中学(第四中学改称) 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青干校改编,财政干部学校并入) 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抗联训练班改称) 晋西北第三中学 抗大七分校(后迁甘肃合水,一部分并入总校)
兴县 临县 保德 兴县   静乐 河曲 兴县  
 
三、 精简期
1942年10月以后
5
晋西北师范学校(政、民干校、第三中学并入) 第一中学 第二中学 鲁艺晋西北分院(后取消) 陆军中学(由抗大七分校成立,后迁往甘肃合水)
兴县   临县 保德 兴县 兴县
 
四、提高期
1944年
3
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师范改编)
兴县
68
474
晋绥第一中学
临县
28
205
晋绥第二中学
保德
10
283
共计
 
32
 
 
106
2286
注:①前引《中等教育概况》,1页。略有修改。
第一节  党 校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等学校,其主要目的是吸收培养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而干部中起重要作用的党员干部,更需要经过培养提高,在战火中创建了各级党校来完成艰巨的任务,所以把党校列为中等学校之首,举例加以叙述。
    反顽固斗争胜利后,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与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党委书记林枫。党委机关迁至兴县后,立即把党训班办成了正式的党校①,对外名教导队,林枫兼任校长,经常亲临授课、讲话。晋西区党委党校分为高级班与普通班,到日寇无条件投降时,共办了6期十三班()。林枫书记还提倡各级党委都要办党校或党训班。②在晋西北新政权建立初期的1940年到1942年间,雁北党校取名五地委训练班,共办了5期。③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阶段,尤其雁北处于日寇战略上要确保的“蒙疆区”,敌人除了频繁的扫荡外,从四面向我活动的中心地带修公路、筑碉堡,步步蚕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大批青年干部,热情积极,但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应付艰苦复杂斗争的经验。为了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五地委决定开办训练班。
    194011月,地委宣传部长胡亦仁和训练班主任石磊从右玉环南山转移到平鲁四区进行筹办。平鲁县委调给一个区委干部贾升当事务长,又从农村动员一女党员吴殿英做炊事员,和一个14岁的小鬼当通信员,共4个人,训练班就办起来了。因为地处残酷斗争的游击环境,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地委机关代号“大路堡”,训练班代号“胡家洼”。12月初,第一期正式开学。
    参加学习的大多是区县干部,每期30人左右,学期至少3个月。课程有: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各种政策,由地委书记赵仲池和胡全(2期以后)担任,党的建设课由组织部长郑林讲,群众工作由民运部长龙鸣讲,支部工作由宣传部长胡亦仁讲,对敌斗争由地委社会部长李登沄讲。两年半的时间共办了5期。第5期时,延安已开始整风,训练班增加了整风文件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教员讲课之后,就联系实际进行小组讨论,有时也召开支部大会讨论。识字不多的教员还要学文化,主要是认字,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出每天学会几个字,由文化高的教。当时纸笔都很困难,只能用麻纸订一个小识字本,有一支铅笔就不错了。练习主要靠用柴棍在地上写。
    训练班没有固定的地址,前4期主要活动于朔县二区和平鲁四区一带。为了防止敌人突然奔袭而经常转移。每到一村,老乡给腾出几个窑洞,就是“校舍”。有的村庄小,窑洞少,学员们就自己动手修理老乡不用的窑洞住起来。“校舍”除了一面土炕外,一无所有。学员们也没有什么行李,不管春夏秋冬,穿什么,铺的盖的就是什么。当第二次到同一村时,老乡们一见就说“回来啦!”学员们也就各自到住过的窑洞。
    上课,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窑洞,就是“小教室”,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地下。敌人出扰时,就在山沟里上课,这是特有的“大教室”。有一次住在后沙沟村,正是胡全讲课,井坪镇的敌人出来袭击,相距只有5千米路,训练班搬到山沟里上课,叫阎璞到山上放哨。这个小鬼很负责,上山不久就回来报告:“那面有一群牛。”惹得大家一场大笑。以后胡全一看到阎璞就说“呀!一群牛!”大家总要笑一阵。
1941年元旦快到了,训练班出了第1期墙报,稿子写在一块小纸上,然后贴到一块大纸上,钉在墙上就是墙报。行军时取下来,由支部学习委员随身带上,到了一地     再钉在墙上。有一天正在平鲁和尚壁村上群众工作课,龙鸣因事没有来,由石磊代讲。平鲁的敌人出发到了熊梁沟村,与和尚壁只隔一条沟。石磊通知哨兵严密监视,照常上课。不一会哨兵报告,敌人向和尚壁方向来了。训练班向南翻过山到了九平梁村,学习委员忙着钉墙报。石磊带哨兵去看哨位,刚一上山坡就见敌人赶来了,训练班马上跑步向南转移,学习委员手捧墙报跑步。到了上乃河以东,突然向西转到陈家庄村的山顶上隐蔽起来,把敌人甩开,后半夜又向东转移到后沙沟村休息。第二天,学习委员又把墙报挂起来,既没丢,也没弄坏。
    1940年冬到1942年夏,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根本吃不到盐。1941年有很长一段时间,老乡只能供给一些粗豆面,每顿饭就是豆面放点碱,捏成饽饽蒸着吃,又黄又硬,比作“钢盔”,吃一口,嚼一阵,口水不够用,就喝一口蒸锅水往下送。有一次,李登沄来讲课,想给他改善一下生活,向老乡换来一点小米,没有菜,叫通信员挖点苦菜,没有盐,只好白水煮了。看到大家着急,教员哈哈一笑说:“这就不错了。”
    参加学习的多数是区干部,也有县级的,有中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刚刚认字的工农干部,学习都很认真努力,从来没有一个人叫苦,连怕苦的表现也从来没见过。举出第1期的刘发顺、土居穴二人为例。为了保密,来学习的一报到就改名,叫克敌、致胜等等,刘改名得胜,土叫胜利。他俩未上过学,是朴实的农民干部。一到训练班就如饥似渴地抓紧时间学,上课专心致志地听,使劲用脑子记下;课后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复述,还讲给别的同志听,看看自己记得准不准、全不全;开小组会讨论,发言都很积极。因此,教员每讲一课,他俩大体上都能记得住内容,能把记的说出来。他们还见缝插针地认生字,有空就练,晚上睡下或行军,也要用手指在身上默写。3个月的时间,又认识了六七百生字,临结业时,刘发顺已开始练习写信和写几勾墙报了。结业之后,土居穴回平鲁任区委书记,后英勇牺牲。刘发顺先任区委书记,从后方回来,派到敌占区工作,很有成绩,日寇投降后在回到右玉县任区委书记期间,英勇牺牲。
    训练班处于紧张战斗环境,经常保持高度警惕,采取军事行动,早晨跑步,晚上轮流站岗放哨。为了检査大家的行动,前3期举行了演习。19411月间,住在沙沟村,一天晚上下大雪,胡亦仁提议:半夜演习突围。通信员按预定的时间在北山上向村中打了两枪,石磊传达命令跑步向南山上撤。雪下得很大,不少人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到了山顶,命令停止前进。生活队长仔细检查后报告男女同志都在,什么东西都没丢。这时,大家才知道是演习,松了一口气,活跃起来。
训练班有严格的纪律,如违反了纪律,轻则点名批评,重则开除。第2期开学以后,敌人出来“扫荡”,训练班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同学违反了纪律,训练班向地委书记胡全写信请示。复信指出:支部应讨论,二人都从训练班开除。信中说:“不如此不足以教育本人,不如此不足以教育大家,不如此不足以挽回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信中一共写了6个“不如此不足以......。”并指示把信在全体会议上宣读。猛一看来,似乎处理有点失之过重,然而仔细一想,在那紧张复杂的环境下,如不严格执行纪律,就很难保证行动的一致,也很难保证不再出类似的问题。
    训练班是真正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学习,生活很艰苦,但大家很愉快。平常在晚饭后都有一阵文娱活动,多半是丢手绢,做游戏。遇到节日也举行晚会,讲故事,说笑话,唱歌。第1期住在平鲁县陈家庄,1941年春节,还搞了一次军民联欢。什么设备都没有,大家就在一个大院子里各显所长,刘发顺准备的秧歌最受欢迎。演出开始了,有的敲盆,有的击小锅,有的筷子打铁子等作为乐器。演员们把皮袄反穿,脸上划几道黑,在摆好的凳子上一坐,就唱开了。唱的是包公铡陈士美的一段,引起大家一阵大笑。村里的老乡们也来得不少,大家自编自演,过了一个热闹又十分愉快的春节。
    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以后,听到后方在大搞生产,训练班也想摘点生产来改善生活,第3期用伙食结余买了一头小猪养起来。没有固定的地方,一转移就得抱上走。以后猪大了,不好抱上行军,和泉子上一个老乡合伙喂养,结束时,大家吃上了自己生产的猪肉。
    第1期的代号叫胡家洼,后来因有一个在训练班学习过的学员的爱人被俘,恐怕失密,从第2期改为磨石铺。
    第5期人数最多,近40人,还有副县长、县委委员参加学习。由于雁北地区大大缩小,第5期结束后,除少数几个同志留下工作外,大多数同志送到了兴县中共晋绥分局党校继续学习。在训练班学习过的同志,不少人如刘发顺、土居穴、张生春等同志在以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现在幸存的大多数成了相当负责的领导骨干,他们的成长,当然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个人长期努力学习和锻炼的结果,绝不是短暂的3个多月的游击训练班所能做到的。然而作为一个加入党不久,热情、积极、纯洁而没有经验的青年人来讲,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得到一次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尽管经验不足)也是很难得的。石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本人,第一期既是主任,又是学生,就深有此感。


注:
     ①②前引《忆林枫》,12页,郭明秋著《职业革命家》;34页,张稼夫等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林枫同志》;46页,秦穆伯著《难忘啊,他都坚强的党性》。

    ③石磊著《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一1942年)的雁北党校——回忆五地委训练班》,1981年6月15日手稿。

 

    资料来源:《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 刘淑珍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ISBN7-5408-3430-7/G.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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