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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吕梁地区历史纪事》第八章 1942年
发布日期:2017-03-10 16:17 来源:《中共吕梁地区历史纪事》 作者: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
第八章 正确处理晋西事变,坚持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粉碎日伪的进攻
(1940年1月-1942年12月)
一九四二年
(414)晋西北设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 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1月1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并成立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林枫(兼),副主任肖扬,下设党委研究股、群众运动股、文化教育股、政治经济股,在各股之下又设若干组。同时,行署设调查研究室。要求各专署、地委设调查研究科,县级设调查研究员。其具体分工是:党委方面负责阶级关系及变迁,政策执行及反映,各阶层政治动向,敌友情况的调查研究等;政府方面负责政权建设,敌伪政权的调查研究等;群众团体(包括武委会)负责群众运动问题,群众武装建设的调查研究等(正规军和游击队建设的调查研究,由军队方面负责);文化教育建设的调查研究,由文联和政府教育部门负责。
(415)七地委遭敌偷袭,造成重大损失 1月1日,八专署平原办事处(即七专署)领导机关率清太徐游击四大队进驻古交区小娄峰村,准备召开七分区党政干部扩大会议,总结1941年对敌斗争经验教训,部署今后工作。3日拂晓,太原、古交等地日伪军300余人偷袭小娄峰村,我方猝不及防,遭受重大损失。七地委副书记、清太徐中心县委书记肖靖、八专区平原办事处主任兼四大队大队长李晓村、政委马真、榆太路西县县长吕惠民等60余人负伤,徐东区区长任国昌等30人被俘,32人牺牲,并丢失机枪1挺,步枪50余支。
(416)晋西北建立3条秘密交通线 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为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干部能迅速安全地护送,所有根据地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各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的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要求各根据地最高党组织立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建立交通据点,2个月将秘密交通线连结起来,并能使用。
晋绥军区经过周密侦察,开辟了北线、中线、南线3条秘密交通线:
北线:由兴县经岚县、静乐,过忻(县)静(乐)公路封锁线,进人第八分区之阳曲县,由八分区交通队护送通过同蒲路和太(原)大(同)公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军区之北岳区第二分区。
中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通过离(石)岚(县)公路封锁线,再过太(原)汾(阳)公路和汾河封锁线,经太原县、徐沟、榆次或太谷或祁县,通过同蒲路封锁线,进入冀鲁豫之太行区第二分区。
南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过岚(县)离(石)公路封锁线,进人八分区交城,经汾阳过太(原)汾(阳)公路封锁线,在文水或平遥过汾河或南同蒲封锁线,有时通过平遥至汾阳铁路支线,进入晋冀鲁豫之太岳区第一分区。
交通大队的每一成员(交通员)选调“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经过战斗锻炼且有作战经验、头脑灵活、身体健壮的年轻连、排干部担任。”晋绥地区的交通任务主要由第八分区担负,尽管日、伪、顽层层封锁,百般破坏,无论遭遇何种严重困难,晋绥的秘密交通线总能畅通无阻。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底,接送干部2852人,其中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7人,主要党政干部800余人。护送过境的部队达5万人,运送财产、物资等达1000余吨。
(417)决死二纵队六团被敌袭击 1月12日,六团驻地三道川中庄村遭敌袭击,当即与敌展开激战。至13日傍晚,二连、五连损失严重,每连只剩下十几个人,团部举办的“班长党员训练班”60余人损失大半,并丢失重机枪两挺。一、三、四、六连转移,未受损失。
2月,六团进行精简整编,取消了营、股一级,充实到连队。全团缩编为5个战斗连、1个警通连。
(418)晋西北第一届群英会 1月13日至16日,晋西北第一届群英会在兴县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劳动英雄代表共83人。大会检阅了1941年的劳动战果,展览了工、农、矿业产品共1000余种。
(419)杜凤英、李秀珍牺牲 1月23日黎明,由于汉奸告密,离石县城日伪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离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在突围中,县妇救会秘书杜风英,组织部长李秀珍二人不幸被捕。先被押送到离石县伪新民会,敌人以重金利诱无效,被押送到日军司令部,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1月28日清晨,敌将她们绑到城墙上,在凛冽的风雪中“示众”一天。黄昏,敌人将李秀珍腹中7个月的胎儿剖出,然后用刺刀把两人刺死。杜凤英、李秀珍英勇牺牲,时年均26岁。
(420)平介县委奉命开辟秘密交通线 1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共晋西区党委和晋西南工委决定让平(遥)介(休)县委开辟从晋西北到晋东南的秘密交通线,其任务是护送全国和延安之间往来干部,转送中央文件,保持党中央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以及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常联系。平介县委为此组建了县委武装交通队(对外称武工队),政委王德泰,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同时设立了政治交通员,在许多村庄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经过艰苦努力,建立了从文水边山经边山和从汾阳经平介到介休边山两条秘密交通线,平过这两条秘密交通线,先后护送过3000余名党政军干部和伤病员及其他人员过境。其中有刘少奇、薄一波、罗瑞卿、陈赓、蔡畅、安子文、何长工等。
(421)八分区建立交通队和兵站 八分区的交通任务日益增加,日军的封锁越来越严,秘密交通线的斗争更为艰巨。为了适应形势与任务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区的指示,撤销交通支队(营),1月,重新组建4个短小精干的交通队和6个兵站,在军分区交通科领导下,分工担负八分区东、西两方面的交通任务。地委、专署及有关县均加强了交通科、队的力量和网点工作,保证秘密交通线之畅通。
(422)粉碎日军春季“扫荡” 1月下旬,敌人向东村、离石、圪洞、西马坊等据点增兵3000余人。同时,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村川、佐佐木、杉山3个支队,共4000余人,集结于王狮、普明、马坊等地;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3个支队5000余人集结于三岔、五寨、西马坊等地。
2月4日,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3个支队向西急进,村川支队在界河口、恶虎滩遭到第三五八旅七一六团阻击、伏击,6日到达兴县李家湾一带;佐佐木支队在田家会、孔家沟、康宁、曹家坡一带遭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和兴县游击队阻击、伏击,6日到达兴县。敌人合击水江头、瓦塘、裴家川口、黑峪口,数次扑空,便分散为100余人的若干小队,采取“梳篦队形”,沿山脊山沟实行“抉剔扫荡”。此间,七一六团、八团奉军区命令在界河口、二十里铺之间,破击兴(县)岚(县)公路交通,切断敌补给线,打击运输部队;军区特务团、警卫营则在兴县附近继续袭扰敌人。为配合内地反“扫荡”,第二分区部队主力在五寨、神池、三岔堡地区打击敌人点线,并以一部兵力在岢岚、保德地区与敌周旋;第四分区、第八分区部队,在岚县至离石、离石至军渡、太原至汾阳公路线展开破击作战,不断袭扰据点,连续打击小股出扰之敌。决死四纵队十九团3次截断方山以南以北敌交通线,第三十五团两次破坏寺圪塔附近的公路。
2月12日,进入兴县敌以多路纵队在李家湾、胡家沟、高家村、黑峪口、杨家坡、小善地区和小善、康宁、罗峪口之间地区进行搜索“清剿”,村川支队则转至界河口、二十里铺地区,维护交通安全。军区特务团、警卫营、兴县游击队,在兴县周围地区不断阻击、伏击敌人。
2月20日,进入兴县敌3个支队集中兵力将第三五八旅旅直机关和第七一六团包围于明通沟、阳会崖地区。七一六团以第二营阻击两路敌,激战半日,掩护旅部和主力突出重围,敌人则在作战地区盲目反复“扫荡”。敌人在军民联合打击下,于26日开始撤退,3月初全部退回原地。
这次敌人“扫荡”内地区,合击根据地领导机关和歼灭主力部队的企图,终未实现。敌人捉走青壮年近千人,抢走粮食百余万公斤及牲畜一部,给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造成了一定损失。在反“扫荡”中,军区部队、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共与敌作战252次,毙伤日伪军1670人。
(423)日军袭击南沟村,八分区副司令员刘德明牺牲 2月17日,由汾阳、文水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一部组成的轻装突击队,对交城县中西川的南沟村(今属文水)晋西北第八军分区司令部进行突然袭击。副司令员刘德明在率警卫连掩护机关安全转移后,率部迂迴歼灭正面进攻之敌,在反击战中英勇牺牲,年仅32岁。事后,八分区党政军各界2000余人,在交西县隆重召开了追悼刘德明大会。
刘德明,陕西礼泉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后参加红军,在红五军团工作,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党。曾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历任班、排、连、营长。长征期间,任教导队队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任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油房坪、午城、井沟及百团大战中的多次著名战斗。“晋西事变”后到山西新军工作,任决死二纵队副司令员,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
(424)中共晋西区党委指示加强对敌斗争 3月12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和一二〇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敌斗争的指示》。指出: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特务、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而我缺乏具体实际对策,形成工作被动,地盘缩小,干部牺牲。因此,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统一党政军民的力量,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党政军民的专门组织——对敌斗争委员会,成立各级敌工科。在敌占区内,对敌斗争的方针不是强调军事斗争,而是从政策上开展政治斗争,加强敌伪内线工作,建立组织基础,开展敌占区、近敌区的群众工作,团结地主、绅士、名流学者等上层分子,特别是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对敌斗争与保存力量相矛盾时,应放弃斗争保存力量。具体分工为:敌军、伪军工作由部队负责,地方党则统一领导党政民进行对敌占区政权、学校、群众团体的工作,敌伪工作站归部队领导,原有的政权及其它关系,统交各级党委书记。对敌斗争委员会的组织,地委一级,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敌工科长、工作站长、专署民政科长、公安分局长、支主任、抗联主任等11人组成。县委一级由9人组成。
(425)决死二纵队石沙庄伏击战 3月21日,决死二纵队司令员韩钧,集中四、五、六等3个团的主力,共10多个连的兵力,在交西县中西川的石沙庄附近设伏,在崔三娃等民兵武装配合下,伏击奔袭八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日军佐佐木勋突击队170余人。
22日,敌经东社、水峪贯,烧杀抢掠后,进入东葫芦川。敌奔袭扑空,由东葫芦经满荆沟向石沙庄方向撤退。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各连迅速将敌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歼敌150余人,佐佐木勋当场被击毙,残敌10余人在文水敌增援接应下逃跑。二纵队伤亡60余人,其中连长、指导员、排长牺牲6人。
这次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八分区军民的抗日意志,稳定了八分区局势,使日军长时间不敢进行轻装奔袭。
(426)交西县长张清源被俘 本月底,日军偷袭交西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薛家沟,杀害我军民20余人,交西县长张清源被俘。
(427)晋绥边区开始整风学习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的方法、步骤和学习文件,提出了开展整风学习的号召。根据中央决定,晋绥边区全党开始整风学习。
5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晋西整顿三风的指示,要求全体干部以中央宣传部指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为武器,整顿晋西北的党风、学风、文风。指示中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晋西北的集中表现。
(428)日军推行第四期“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面积迅速缩小 4月,日军开始推行第四期“治安强化运动”,其“蚕食”政策由局部推进到全面展开。5、6月达到了高潮。
敌人实施“蚕食”政策,从政治上瓦解抗日政权,建立伪政权。第一阶段在就近据点周围的根据地选择目标,派遣特务汉奸,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宣扬“王道乐土”,进行破坏。在侦探地方党、政、军情况的同时,从地主、士绅、流氓、会道门首领中物色收买对象,建立秘密“维持会”和特务性组织,散布谣言,挑拨军民关系。日军“扫荡”时,暂不对此类地区实行“三光政策”,而实行怀柔拉拢政策。当阴谋失败或遭打击后,则以恐怖手段,大肆杀人、捕人,唆使收买利用的地主、士绅出面组织“维持会”。第二阶段则在重要村镇设据点,派兵驻守,公开周围的“维持会”组织,以据点为中心组织伪联合村公所。第三阶段开始一面对新占领地区实行“治安强化”,巩固统治,一面以新占领区为依托,继续向根据地内推行“蚕食”。在经济上扼杀根据地军民,一面实行“三光政策”,破坏春耕秋收,一面在交通要道设卡、设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等,扣押一切生活用品,不准进入根据地,并向根据地倾销奢侈品、毒品。在军事上,以“扫荡”实行军事占领,掩护“蚕食”推进,摧毁根据地人力、物力,镇压群众抗日情绪,强迫加入“维持会”。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仅本年春季,日军对兴县、临县、保德地区“扫荡”中,杀害和拉走壮丁3450人,烧毁房、窑23680间,抢走和烧毁粮食523.2万公斤,抢走和杀害牲畜83300头,抢走金银首饰20603件,毁坏农具和生活用具52367件,抢走和烧毁衣物、布匹54026件。从1941年到1942年,敌人进行大小“扫荡”32次,先后出动兵力4万余人,在晋绥根据地新增设据点216个。
日军对第四分区的“蚕食”目标,是由石门嫣寺圪塔向三交镇,再向临县大川南北地区伸展;由圪洞、津良庄、胡堡向临县安业村及其以东的安业沟、榆林村及其以东的榆林沟地区伸展。企图将离(石)岚(县)公路以西及临县大川变为占领区,掠夺棉、麻、土布、煤矿等资源,断绝抗日军民物资来源,并分割四分区,截断四、八分区之联系。由于第四分区工作基础较强,群众不被敌欺骗利诱,日军主要以军事恐怖政策掩护“蚕食”。到5月29日,敌人出扰11次。离石第四区17个行政村所辖131个自然村,只剩下4个自然村没有被强迫“维持”。到 6月,方山、离石两县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临南县二区6个行政村所辖89个自然村,被“蚕食”4个行政村所辖22个自然村。距离敌据点5华里左右的村庄大部分成立了秘密“维持会”。安业沟一带的6个行政村所辖55个自然村,1/3被敌“蚕食”。
日军对第八分区的“蚕食”,从年初已伸向山区。到3月,根据地已缩小为17个行政村,部队回旋余地日益缩小。到6月,汾阳的三、四道川和中西川的会立以南地区,以及东西葫芦川、东坡底、上下白泉等地区,变为我占优势之游击区;汾阳一、二道川,冶子河、南沟、鲁沿、打油底、塔所等地,变为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清、太、文、交边山和东社、米家庄等据点周围的地区,基本变为敌占区。敌人在八分区的据点增至230个。日军仍然疯狂“蚕食”推进,敌进我退的形势十分严重。
(429)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 5月4日,为进一步团结开明士绅,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发挥其积极作用,由晋西区党委建议、行署出面组织的“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从兴县黑峪口渡口西渡黄河赴延安。参观团由兴县的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白朴生、刘秉衡、白玉成、贾文德、任辑五;临县的刘佑卿;临南的樊沚如、刘墨林;离石的刘菊初、陈顾三;静乐的武润生;保德县张映暄;神池县程进等16人组成,牛友兰为团长,刘少白、武润生为副团长。20日,参观团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了许多机关、工厂、学校,会晤了延安各界人士。7月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人员。毛泽东与牛友兰、刘少白等晋西北士绅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在抗战胜利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战后的中国必定是民主的中国。”8月5日,参观团返回兴县,表示要把在延安学到的经验发扬光大,更好地建设晋西北根据地。
(430)八地委举办秘密干部训练班 5月初,八地委在交城山东葫芦川上峰村举办秘密干部训练班。开办两期后,转移到马鞍镇,又举办了三期。参加培训的干部结业后,全部派回平川各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431)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 5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决定》。联防司令部设在延安,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副政委高岗、谭政,参谋长徐向前(兼)、张经武(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甘泗淇(兼)。下辖第一二〇师兼晋绥军区(贺龙师长兼军区司令员)、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第三五八旅、骑兵旅、炮兵团和保安第一、三、四团等部队,共75307人。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赋予联防司令部3项职权:1、统一两区域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2、统一两区域财政经济建设;3、统一两区域党政军民关系。为了执行第2项职权,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贺龙为正、副主任,下设财政经济办事处,贺龙为主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本使命与任务是:打破日伪军对晋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与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粉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保卫党中央,保卫与建设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加强部队的建设,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保存与培养干部,支援敌后各根据地的斗争。
(432)根据地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 5月,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号召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动员起来,把反“蚕食”斗争当作最紧急的斗争任务。中共晋西区党委和军区先后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要求认真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反“蚕食”斗争为全区军民的中心任务之一。号召全体军民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反“蚕食”斗争;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队1/3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2的兵力,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加强与游击队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作战;党、政、军、民联合组织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和敌人正在“蚕食”的地区开展斗争;在敌占区、游击区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以政府负责人兼任游击队长,县、区党委书记兼任政委或指导员,统一组织党、政、军、民力量,开展敌占区工作和伪军工作,分化敌人,扩大抗日力量。军区、各军分区组织了由党、政、军、民各系统精干人员组成的15个武工队,包括军队营、连以下干部178人,地方干部165人,每队10至30人,并配属1个排或一个连的兵力。武工队经过短期训练,于6月下旬至7月初进入指定区域,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展开反“蚕食”斗争。
此时,敌人已开始推行第五期“治安强化运动”,进入增设据点,公开“维持会”阶段,敌我斗争异常激烈。6月底,第三分区派出的3个武工队进入普明、马坊、马家嫣、赤坚岭据点,捕捉伪组织人员、汉奸,夺取日伪文件,打击敌人活动,搞清敌伪组织情况,摧毁伪组织和秘密“维持会”,逮捕首恶分子,并在武装掩护下召开群众大会,惩处罪大恶极分子,胁从和受骗者予以教育,不再“维持”敌人。同时,在伪军中建立内线关系,及时向武工队传递情报、带武工队秘密进入据点,把宣传品散发到据点内。通过伪组织人员筹集抗日经费、物资。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摧毁伪村公村50个,建立了抗日政权。在东村、普明大川和南山敌占优势的地区,建立半公开的抗日政权,执行抗日政府法令。东村以东、丰润以西的20多个村庄变成游击根据地。第三、第四分区基本改变了敌进我退的不利形势。而第分八区的被动局面仍未改变。
(433)兴县田家会歼灭战 日军春季“扫荡”未达其战役目的,遂于5月中旬以驻岚县地区之步兵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队(村川大队)主力和伪军共700余人,奔袭兴县。14日,敌由寨子村据点出动,沿岚(县)兴(县)公路急进,遭军区警戒部队阻击后,避往界河口西南之李家庄高山密林中隐蔽集结。八路军三五八旅以少数兵力监视其行动,工卫旅及兴县游击大队在兴县附近集结待机,兴县各机关、学校和居民转移,做好空室清野。16日,敌为隐蔽其企图,以少数兵力多次在四周出扰,均被击退。17日,敌继续向兴县急进,不顾沿途阻击,进占兴县城。扑空后,即撤出县城爬上西南的高山,沿山路向岚县普明镇撤退,只行3公里,被工卫旅、兴县游击大队和当地民兵阻击于自家嫣,不得前进。
军区命令“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这股敌人”。七一六团一营、工卫旅、兴县游击大队以追击、伏击、截击,歼灭四窜之敌;三五八旅八团2个营、决死二纵队2个连、独二旅1个连,分别占领大蛇头、奧家湾和白文镇以东阳坡等地,阻击可能增援之敌,截击可能突围逃跑之敌;第三、四、八分区各以主力一部不断袭击离(石)岚(县)公路线上岚县、东村、史家庄、赤坚岭、开府、方山等敌据点,箝制敌人不得外出增援。
18日,敌由自家嫣向东南逃窜,遭七一六团、工卫旅迎头痛击,敌先头部队百余人大部被歼。敌后续部队绕道逃跑,被工卫旅、兴县游击大队在龙尾峁西、南两面将敌包围。激战至晚9时,村川大队长被击毙,其余敌在横尾大尉指挥下,连续七次突围均未得逞。19日1时,敌乘夜从工卫旅、游击队阵地的间隙地带逃走,当即被追击包围于田家会。敌固守田家会南北高地。下午,工卫旅、游击队发动总攻击,激战2小时,击毙敌横尾大尉,残敌被压缩到田家会村内。当日夜,敌在继续攻击下,除少数乘夜逃窜外,余敌全部被歼。至此,田家会战斗结束,歼敌7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机枪6挺及大批军用物资。
(434)晋西北政权工作贯彻“三三制”政策 5月21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更进一步的贯彻政权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指出,政权建设中关门主义的现象还很严重,从组织上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还很不够,军政也不甚正常。党委在政权的领导上与党员执行党的指示上还存在着缺点。政权中的关门主义表现有如下几种:(1)不注意提拔非党人士,有的把大学生埋设在下面当村长,当助理员。明知非党员科长比党员科长强,但科长非让党员当不可,实际是对非党人士的宗派主义。(2)对非党人士包办代替,党团会议代替政务会议,个人报告代替大家讨论;用量党员的尺子量非党员,向非党干部开斗争会。(3)既不肯向非党人士学习,又不会运用非党人士,尤其是地方开明士绅。针对存在问题,指示中提出从组织上保证“三三制”贯彻的具体措施:(1)在内地区的专署县府,可由9人组成,限党员3人参加(专员或县长、民政科长、其它职各1人,可按情况自己决定)组成党团。其它党员,不管其职务如何,不参加政务会,经过支部,经过行政工作,团结非党人士,宣传解释党的主张。游击区的政务委员会由6人或少于6人组成之,但党员不能超过二分之一。(2)不要用政民联席会议取消政务会。(3)适当应用非党人士,财政科长、司法科长最好用进步分子充任,进步分子、中间分子任何职务,要看其本人条件和特长决定,不必拘束,问题在于党的保证作用如何。
(435)八分区反“扫荡” 6月8日开始,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若松旅团长调集驻离石、汾阳、文水、岚县、古交等地敌3000余人,分头“扫荡”八分区。敌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血泊火海。八分区根据敌情,决定缩小机关(部分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并负责情报、侦察工作),部队分区域活动:四团在马家沟口以南一带;五团随领导机关活动;六团在一、二、三道川活动;游击支队在大塔一带活动;军区特务团在西冶川和平川活动。到18日,各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作战41次,毙敌200余人,伤敌90余人。
日军此次“扫荡”中,仅据交城1个区的不完全统计,抓走壮丁119人,强奸妇女90余人,抢走牲畜291头(其中耕牛55头),抢走粮食300万公斤。
(436)四专署发出《反蚕食斗争中政权工作的决定》 6月24日,第四专署针对日伪的蚕食进攻,发布关于《反蚕食斗争中政权工作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由于敌步步进迫深入内地,我之步步退缩,地区日益缩小,四区之形势自去冬12月后仍空前严重。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方面是敌人毒辣的蚕食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是我们未曾严重地注意这一形势的发展,还不认真想出一些有效的办法粉碎敌之蚕食,表现了不可容忍的忽视与麻痹。特别是由于敌之蚕食政策,不同于以往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它是零星的并非明显的,隐蔽的不易觉察,更易麻痹我们。在会议上我们不仅对敌斗争经验很少,且对敌人活动之了解也异常不够。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敌已蚕食到我之中心地区,而我们还不知不觉的原因。
二、这种蚕食政策是目前进攻的主要手段,从其步骤和方法上看来,这是一种以政治进攻为主的办法。敌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很显明是敌之兵力不足,但同时敌之蚕食政策所以能够实施,一方面敌人依其所谓强化治安之基础,另一方面我未予敌以有效打击所造成。
三、在敌人蚕食政策的结果,给我们的损害是重大的。自去冬12月后,我区面积缩小了8.4%,据点增加了5个,维持会已在临县之三区及一区建立了,临南大川以西二、三十里之地区也建立了,离石三区甚至在敌据点40里左右地区之维持会公开存在,这种形势应立即采取坚决之行动以转变之。
为此决定:
甲、在敌人初期活动之地区,即敌之准备蚕食之地区,其维持会尚在初期,汉奸组织尚在建立之初,我应发挥政权威力,予一切秘密维持以严厉的打击,彻底摧毁,对汉奸敌探活动加强侦察,并打入其内部彻底破坏,使其不能再为建立,无法活动。对维持会人员分别处理。同时应加强我之民兵工作与除奸工作,在民兵工作方面,除加强军政教育外,应即加强岗哨情报工作,实施经常的戒严。在除汉奸工作方面,切实加强下层组织,发动群众性的除奸反维持热潮。对各种会道门应打人其内部分别争取与分化之。
乙、在敌人蚕食之第二阶段,即敌人或以武装力量在其原有地区及据点正前方或两侧增设据点,或依据其原有之据点对其周围地区(这些地区敌已有秘密准备工作)加强军队活动。以逐渐达到驱逐我县武装活动,破坏我之政权、民兵与群众组织,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等,以达到其完全占领之目的。
我之对策:
(1)加强武装斗争,有效的打击敌之小股,摧毁其扎据点之企图,坚持游击战争是中心任务。
(2)对公开的秘密的伪组织彻底肃清,对死心踏地的汉奸予以坚决镇压,并酌情没收其财产之一部分或全部,给抗日的群众(指贫苦的)及抗属。对这些汉奸以巡回公审办法,暴露其阴谋,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性的反汉奸维持斗争。并应确实建立隐蔽的除奸组织。
(3)政权机构应切实精干,加强村的干部与领导。区以上的机关行动要极其灵活机动,周围布置严密的情报网与坚强的情报干线,严防敌人包围奔袭。
(4)县、区以上政权,实行组织上的军政一元化,加强对武装的领导与掌握,依靠武装活动。
(5)村政权之村长等应直接参加游击小组,亲自率领游击小组,在不出其所管村庄十里以内积极活动,坚持政权工作,保卫群众利益。
(6)坚决反对退缩,把敌占区的两面派政权运用到游击区是错误的,不应当有两面派政权存在,而是坚决肃清伪组织、伪政权。
丙、在敌人蚕食之第三阶段,即敌已达其蚕食目的,建立了伪政权、伪军,我之武装力量难于立足,政权不能公开存在,群众组织已受到摧毁之地区,即普遍所谓之敌占区。对这些地区以积蓄力量进行合法的斗争为主,因此,斗争方式则应迅速转变。以往我们在变上不够,以致遭受很大损失。故决定:
(1)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政权形式,一律撤退,不便隐蔽的干部急速调开,灵活的运用两面派政权,切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掌握敌伪间的矛盾,进行合法的斗争。
(2)抓紧敌伪统治上之空隙,适当的进行武装斗争的活动。
(3)建立内线工作,打入敌伪之各种组织,特别是情报组织中。
(4)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用一切机会暴露敌之弱点与罪行,加强我之政策宣传,扩大我之政治影响,团结广大群众。
四专署的这一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敌实行蚕食政策得以成功的原因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针对敌实行蚕食政策的三个阶段具体提出了我应采取的对策,为各县、区军民开展对敌斗争,反掉敌之维持,指明了方向。
(437)中共沿河工委改组 6月,中共晋西区党委根据晋西南地区新的斗争形势,决定改组沿河工委,调王文达、杨毅、呼延文回区党委,张五清、江明与原工委成员黄石山组成新的工委,黄石山任书记。工委机关仍驻陕西清涧县界首村。
(438)中共晋西南工委组建中共孝义县委 阎锡山在晋西各县(含吕梁之孝义、石楼、交口等县)日益强化特务活动,成立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工会”),以及流动工作队,抓捕共产党、八路军、决死队嫌疑分子,以及抗日军人家属,进行所谓“肃伪”,“净白阵营”的反动恐怖活动。
针对阎锡山的反共活动,6月,中共晋西南工委决定撤销于3月成立的中共孝介县委,恢复组建中共孝义县委,以武高为书记,仝云为副书记,领导孝义县一、二、三、四、五、六区党的秘密工作。县委委员分别以卖菜小贩、开小店铺、当泥瓦匠为掩护,联系各区秘密中共支部工作。暴露身份或引起敌方怀疑的党员及时转移,对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进行了严格纪律、严守机密教育,并稳妥地在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先后发展新党员60余人。
孝义地下县委配{密党员杜任之为主任的阎锡山孝义“战工会”,进行对日经济作战,使日军急需的粮食、棉花及其它物资无法从阎管区购,日货、毒品难以进入孝义地区,也打断了阎军政人员营私舞弊、走私发财之道。杜任之还揭露了阎军兵员不足,冒名顶替甚多,不顾老百姓死活,摧逼过头军粮之行径。1943年,在日军抗议和阎军政人员控告下,阎锡山扣捕了杜任之。但杜任之的党员身份未暴露,阎省府内秘密中共党员赵宗复等人设法为杜辩护、开脫,阎锡山只好作罢,派杜任之到山西大学担任教授兼训导长。
(439)抗日游击队长蒋三牺牲 7月18日,汾阳游击大队平川游击队长蒋三,在唐兴庄附近被裴会镇汉奸匪徒突然包围,腿部负伤,顽强还击,以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时年30岁。
蒋三,本名蒋万寿,汾阳县唐兴庄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39 年参加汾阳基干游击大队。1941年敌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奉命在平川开展反“治安强化”斗争,并为县游击大队筹运物资。蒋三以唐兴庄为中心,在敌人据点群中组织了20余人的平川游击队,以各种方法惩治汉奸恶霸 20余人,摧毁了大会头村的汉奸武装,并巧妙地借日军之手铲除汉奸敌特多人。蒋三游击队的活动使日军惊慌不安,曾悬赏捉拿。蒋三在群众掩护下,配合县大队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蒋三弟弟蒋四(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俘后,日军严刑拷打,问不出蒋三行踪。日军又把蒋三母亲崔银风抓去,百般威逼利诱,要其说服蒋四,供出蒋三活动地点,遭严正拒绝。蒋三牺牲后,蒋四被杀害。蒋母释放后,又送小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汾孝战役中牺牲。蒋母崔银凤被子弟兵和群众尊为“蒋妈妈”。
(440)决死二纵队组成手枪大队深入敌后 根据军区指示,第八军分区决死二纵队于本月组成了手枪大队,大队长刘兴科、政委由分区敌工科长段士楷兼任。第四、第五、第六团各精选10余人,组成一、二、三中队(设队长、政委),分别进入交城、文水、汾阳平川敌占区,配合地方,征粮筹款,购运物资,开展对敌伪的工作与斗争。
(441)方山县店坪战斗 8月9日,离石四区民兵和四分区游击大队,出击店坪公路上的一股伪军,双方激战一小时,打死伪军副大队长以下16人,缴获步枪8支,子弹30发,骡子1匹。
(442)中共晋绥分局成立 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区党委。一、该分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察工委3个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林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同志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在病假期间由林代理书记;二、晋西北区党委以龚子荣为书记,除原有委员外,新增王德、谭政文、杨树义、武亭、王逢原5同志为委员;三、分局与区党委暂行合署办公;四、晋绥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五、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名义撤销。8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中央通过晋绥分局及区党委增添委员名单致晋绥分局电》,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林枫提议:一、罗贵波、张稼夫两同志参加晋绥分局为委员;二、胡全同志参加晋西北区党委为委员;三、高克林同志为绥察工委书记兼骑兵支队政治委员。
中共晋绥分局于8月正式成立。代表中央统一领导晋西北、绥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原来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中共晋西区党委撤销,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至此,晋绥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443)奇袭协和堡战斗 9月2日,决死二纵队六团集中3个连的兵力,奇袭汾阳城西北的协和堡敌据点。以二、五连担任警戒打援、八连担任主攻。5日,八连在连长张济堂指挥下,乘敌放下吊桥,运输车辆及行人进出之际,冲进据点,猝不及防,仅半小时解决战斗。伪警备队、伪区公所人员全部被俘,只有两名日军跳堡墙逃跑。这次战斗,毙敌伪30余人,俘伪区长以下及伪军36人,缴获轻机枪2挺, 掷弹筒1具、步枪20余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14驮、自行车11辆。六团仅2名战士负伤。
(444)申高明叛变 5日,决死二纵队五团六连随分区参谋长李敏下山执行交通任务,在交城县龙庄沟被敌包围,遂应急烧毁密电码,分散入林隐蔽。连长申高明率两个排在突围中再次被敌包围,战士们一致要求再行突围,申高明竟下令放下武装,致使全副武装(并附轻机枪1挺)的10余人束手就擒,被押送太原集中营。申高明公开叛变,先后担任敌教化大队长、指导员及敌情报员,残害被俘人员,破坏地下抗日组织。
日军投降后,申高明投靠阎锡山,继续作恶。太原解放后被揭发逮捕。1956年1月,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其15年徒刑,后在狱中病死。
(445)二纵队完成护送朝鲜战友的任务 9月7日,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令,韩钧率二纵队四团(3个连),护送“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抗日义勇军”的一批军政干部去延安。途经方山县庄儿上过北川河时,遭到日军阻击。四团与敌人展开激战,将敌击退,护送朝鲜战友安全到达陕西葭县。
(446)中共中央决定各级党委统一领导本地区工作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以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
(447)日“扫荡”临县、临南地区 9月中旬,离石、方山等地日伪军1500余人出发“扫荡”临县,18日,进占三交、钟底,并建立了据点。临南武工队在决死四纵队三十五团和民兵的配合下,3次袭击敌人,击退了进犯临县、白文的日伪军,肃清了三交以及临县境内的“维持会”组织。
(448)罗贵波调八分区工作 9月,为了扭转八分区对敌斗争的不利局面,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派分局委员、山西新军政委罗贵波到八分区工作,任命罗贵波为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部队和地方行动。记饶斌、军分区司令员韩钧调离八分区。
新组建的八地委领导班子,书记罗贵波,副书记张永清,组织部长范铭(后为梁树棠),宣传部长柳林(后为胡亦仁),社会部长陈郁发。
(449)反“蚕食”斗争的九月攻势 9月,根据地军民开展反“蚕食”、“挤敌人”攻势。在9月攻势中,岚县摧毁50余村的伪政权;临县、临南肃清2个区的伪组织,另有2个区伪组织肃清80%;离石县摧毁7个村的伪政权,处理敌伪人员数十名。
(450)《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颁布 9月20日,晋西北行署颁布《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和《晋西北减息交息条例》,以保障地主与农民的地权、财权、人权,稳定租佃关系,认真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不可偏废,从而调动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条例规定,地主不依法减租者,“除退还多收之地租外,并将多收之部分,按月分半行息”,农民减租后不依法交租者,地主“可无条件收回租地,并追欠租”。
(451)方山县集中区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 9月底,方山县因处于游击环境,流动性很大,无法坚持正常的整风学习,县委学习委员会将大部分区级干部集中县委驻地,专门进行半个月的整风学习。然后,回到工作中去研究讨论。集中学习半月内,每天报告、讨论2个小时,其余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工作。
(452)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 10月初,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4月20日《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和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讨论和部署了第二次精兵简政。
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全部主力军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处理原则。
10月,晋绥军区部队进行第二次精简。其中,撤销新军总指挥部,由新军总指挥部和决死二纵队司令部合并为八分区司令部,罗贵波任司令员兼政委。四分区与三分区合并,由三五八旅司令部兼任,张宗逊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委。
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的调整。其中,三、四地委(专署)合并为三地委(专署),岚县划归三地委(专署)。三地委(专署)辖静乐、岚县、方山、临县、临南、离石、阳曲等7县,地委、专署机关驻临县。八专署平原办事处撤销,离东县划归八专署,七、八地委合并为八地委,八地委(专署)辖交城、交西、文水、离东、汾阳、清徐、太原、祁北、榆太等9县。兴县仍为直属县。晋西抗联经第二次精简以后,减去人员65%。抗联常委会会议决定合并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联合会,改在抗联之下设工、农、青、妇各部,但对外仍保留各救会的名义。
政权系统裁减行署至县级的调查研究组织、专署以上的视察组织、区级的各种助理员、村级各种委员会;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财政和粮食机构合并。行署至县级政权系统精简5949人,村级精减脱产人员5566人。军队主力部队由3万人减至2.5万人,地方武装由6500人减至5000人,军区和军分区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2人。
据1943年6月10日八专署统计资料表明,1942年整个八分区裁汰了杂员166人,其中充实到区村的33人,不称职的30人。八专署原有48人,精减后只剩32人。使各级组织机构更加精干,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主力部队合编,决死二纵队3个支队合编为第五、第六支队,工卫旅二十一、二十二团合编为二十一团。
(453)纪念新军建军5周年 10月15日,新军总指挥召开新军建军5周年纪念大会。《抗战日报》同日发表续范亭、罗贵波的文章和林枫的题词——“山西人民的新长城”。
续范亭在《新军五年战斗》一文中指出:5年来,新军各部作战1469次,毙敌伪官兵3031人,伤敌伪宫兵6230人,俘敌伪军1554人。新军指战员5年战斗中,负伤5624人,其中营以上干部40人;牺牲1312人,失踪499人,其中营以上干部43人。
罗贵波在《苦战五年再熬两年》一文中,简述了新军艰苦奋战的历程,指出了光明前景,并号召指战员为之进行艰苦的战斗。
罗贵波、张文昂、行署代表张隽轩、军区代表陈漫远、朝鲜抗日义勇队金世光参加纪念大会并讲话。国民党将领邓宝珊、高双成致电祝贺。
(454)决死四纵队奉命组成第六军分区 10月,晋绥军区命令,以决死四纵队领导机关及所属十九支队、三十五支队等部,组成晋绥第六军分区。11月,决死四纵队由临县、方山一带出发,开赴忻县、崞县、宁武、静乐地区,在六地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
决死四纵队组成6个武装工作大队,开始围困六分区内的敌据点。
(455)中共晋绥分局制定《关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 10月19日,在晋西北临参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共晋绥分局制定了《关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纲领共14项,其要点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贯彻“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改进司法机构,实行陪审制度;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提高生产;实行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行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分局指出:《施政纲领》是党在晋西北的最具体的行动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宣传并带头贯彻执行。
(456)晋西北临参会召开 10月24日至11月11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神府县胡家庄召开。参加大会的参议员145人,其中有各党派代表,抗日军人代表,工农商学各界人士及蒙、满、回少数民族代表和国际友人等。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减息交息条例》、《晋西北公粮条例》、《晋西北行政公署组织条例》《扩大民兵加强地方武装以加强对敌斗争》等文件。
大会选举林枫为临参会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阎秀峰、程进、杨廉浦、郭丙鳞、刘墨林、陈顾三等6人为常驻参议会议员。同时选举产生了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武新宇为行署正副主任,贺龙、刘佑卿、张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达成、张韶芳、张隽轩、刘菊初、樊沚如、刘路德、孙良臣、王缮、常跃五、武进卿、王法文、汤平、郭顺道、梁选众等19人为行政委员。15日,行政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确定张隽轩为秘书长,杜心源、孙良臣为民教处正副处长,张韶芳、樊沚如为建设处正副处长,张文昂为高等法院院长,韩昌黎为司法处长,其余委员仍在各地工作。
11月12日,晋西北临参会全体参议员在兴县举行“晋西北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刘少白、武新宇、罗 贵波先后致辞。华北朝鲜义勇队队长金世光、华北日人反战同盟盟员海田弘道也先后讲了话。
(457)毛泽东发出“挤敌人”指示 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70万至100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这时,晋西北根据地面积比百团大战前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300万减少到100万,耕地面积下降到战前的84%,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粮食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只及战前的30%。军队每人每天只供7两黑豆。
(458)刘少奇由晋东南到达兴县蔡家崖 10月下旬至12月,刘少奇一行由晋西南工委和平介县委交通队护送,从晋东南经平介县东良堡、回回堡,在平遥徐家镇渡过汾河,经汾阳仁庄、文水上贤、康家堡到达交城关头村,然后由八分区部队护送,途经交城西葫芦川,越过云顶山,到达娄烦县郭家庄,再过岚县、方山敌人封锁线,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刘少奇在交西温家庄休息时,接见了交西县委负责同志,对围困岔口敌据点等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就“挤不好”。12月上旬,刘少奇在兴县举行的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
(459)中共晋绥分局部署“挤敌人”斗争 11月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在兴县蔡家崖北坡村召开了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参加的高干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听取了贺龙《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先后做了《关于群众运动问题》和《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的报告。会议提出了1943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并决定主力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地方武装以二分之一的兵力,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辟工作。
会后,分局于12月5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460)晋西北第二届群英大会 12月12日至16日,晋西北第二届群英会在兴县召开,同时举行生产展览。到会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及干部劳动英雄共103人。大会交流了生产经验,评选和表彰了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计农民特等奖保德王思良,甲等奖李有义等5名;工人特等奖张秋风,甲等奖李正明等4名;妇女特等奖兴县宋候女,甲等奖郝尚英等4名,儿童甲等奖纺一厂刘利生;干部甲等奖兴县游击队高德云。此外,还评出乙等奖26名,丙等奖20名。
(461)八地委关头扩大干部会议 12月,中共晋绥八地委在交城关头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和晋绥分局高干会议精神,认真研究部署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会议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敌在八分区驻扎日伪军6000余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八分区只有正规部队、游击队共 1200余人,且枪支破旧,弹药缺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既要积极地和敌人斗,又不能太急躁贸然行事,必须坚持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对敌斗争。会议决定:第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调整各县委领导班子,选拔能文能武的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政委,有的还兼主力团政委。县委统一领导全县的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工作。第二,实行精兵简政。地、县机关都进行精简、调整,部队将原决死二纵队四、五、六支队合编为五、六两个支队,各辖4个连。原工卫旅二十一团保留番号,缩编为一个营,辖3个连。第三,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要求各县围绕对敌斗争这一中心,开展地方工作。分区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部分精悍力量,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边山、平川,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第四,集中优势兵力,围困敌人伸入山区腹地的岔口、芝兰、草庄头、归化、榆林山等据点,并以岔口、芝兰为重点。给各部队划分了活动范围,规定了作战任务。
会议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胡亦仁兼离东县委书记,五支队到离东开展对敌斗争,地委社会部长陈郁发兼文汾中心县委书记,六支队到文水、汾阳地区开展斗争,配合其他部队围困交城山区敌据点。
(462)四、八分区武工队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反“蚕食”斗争
四、八分区6个武工队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反“蚕食”斗争。其中,四分区两个,第一队以新军决死四纵队三十五团一个连为基础及军队和地方干部共90余人组成,活动于临南、离石一带;第二队以新军青年营一个排为基础,共40余人,活动于离东大武镇一带。第八军分区4个,每队均以一个连为基础,活动于太原、交城、文西、汾阳一带。
(463)四分区敌占区中共秘密组织普遍坚持斗争 在四分区敌占区,党的组织坚持斗争,且有相当基础,为开展这些地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
柳林1个支部,党员20人;
薛村1个支部,党员20人;
上自霜1个支部,党员10人,
卧虎湾1个支部,党员7人;
王家庄1个支部,党员12人;
小高家沟1个支部,党员12人;
马茂庄1个支部,党员17人;
离石城1个支部,党员4人;
枣林1个支部,党员8人;
寨东1个支部,党员14人;
锄沟1个支部,党员8人;
李家垣1个支部,党员6人;
高迪1个支部,党员8人;
以上离石县共13个支部,党员147人;
横泉1个支部,党员13人;
峪口1个支部,党员15人;
圪洞1个支部,党员8人;
马坊 1个支部,党员13人;
赤坚岭1个支部,党员7人:
以上方山县共5个支部,56个党员。
四地委在1942年12月《临县区敌占区一般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堡垒有3个不能联系(暂时),还有个别自首现象(不过还未破坏工作)的,这些地方完全是敌占据点或住村一、二里者,如果我们把这些堡垒与之联系上和整理一下,即这个潜伏的力量是会起很大作用(如我们在离石某些地方能和敌人住到一个村庄,敌人未能发觉,就是他的力量的表现)。”
(464)严格财政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保证抗战供给 为加强财政建设和管理,以保证对敌斗争所需,12月上旬,行署行政会议决定成立以白如冰为主任委员,武新宇、张韶芳、狄景襄、王磊为委员的财经建设委员会,负责指导边区的财政、经济、金融、建设等项工作。提交晋西北第一次临参会通过的《晋西北三十二年度(1943 年)概算的决议》,确定的原则为:以统收统支为主,自力更生为辅,努力开源节流,力求达到收支平衡。在开源方面,应使规定之各项税收,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在节流方面,除贯彻精兵简政,节省一部分开支外,尤应严格执行财政、审计制度,历行节约,务使不浪费分文。
翌年1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作出了《关于晋西北今年财政经济建设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要求在财政上,必须实现临参会通过的财政收支概算和已制定的财政制度,以保证抗战需要,为此,1、各分区、各县必须以执行军事任务的态度去完成财政任务;2、部队、机关自力更生所得,必须在晋西北统一意志下,服从统一调剂;3、必须按精兵简政后的实在人数予决算制度,历行节约,开展反对浪费贪污的斗争;4、做好征收农业统一累进税的准备工作,并严格执行其它税收。
(465)民兵反“蚕食”战果突出 晋西北民兵在1942年反“蚕食”斗争中,破获日军电线1万余斤,平毁封锁墙40余里,破桥梁20余座。仅岚县民兵在8月19日,率群众展开6路大破击,破毁了寨子村至东村间公路及4座桥梁,拆毀了顾回头、西土峪、十房镇等日伪“模范村”的全部封锁墙,焚毁敌人多处营房,毙伤俘日伪军100余人。
(466)晋绥分局引深整风运动 12月1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作出了引深整风运动的部署。分局成立以林枫为主任的总学委,指导整风运动。党政机关的整风由张稼夫负责。晋绥军区召开整风会议,根据分局指示,从1943年1月起,把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要求对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军队的整风由张平化负责。
资料来源:《中共吕梁地区历史纪事》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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