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关向应

发布日期：2015-05-27 13:32 来源：大连日报作者：关翠玉

♦作者关翠玉简历： 关翠玉关向应烈士侄女， 1942年出生于大连市金县关家村，1960年大连市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工业学院。1965年毕业后参军，曾在第二炮兵研究所和军委炮兵科技处工作。1978年转业，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曾担任工业处处长、北京生产力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1999年退休。

我的伯父关向应，原名关治祥，1902年出身于一个满族农民家庭。祖姓瓜尔佳氏，原隶镶红旗，于康熙二十六年搬迁至金州，改为镶白旗。家境贫寒，靠耕种十几亩薄地和织布维持生活。伯父是爷爷的长子，由于他天资聪颖且勤劳、俭朴、好学，自幼便深得长辈们的喜爱。在伯父离家去上海从事革命斗争后的几十年间，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病瘫在床的奶奶一提到他就落泪，在无尽的思念中去世。伯父逝世后，为了不让爷爷伤心，我们迟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所以爷爷始终盼望他的爱子归来。

关向应烈士

我们从小就看见家里挂着伯父的照片，爷爷常常指着照片里的伯父给我们讲述他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后来我立志从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事导弹研究，正是受了伯父的影响。如果伯父地下有知，相信他会为他所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为他的后人们正沿着他奋斗的道路前进感到欣慰。
一手好字，被称为“小代笔先生”

少年时，伯父求知欲十分强烈，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成了有名的高材生，受到老师、家长和乡亲们的一致赞扬。他在学校认真听课，在家里除了帮助父母干活外，就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看书、练字和学画，有时竟彻夜不眠。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就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或遇有红白喜事时，乡亲们就求他写对联、写文书，被村里人誉为“小代笔先生”。爷爷还告诉我们，伯父从小就知道替父母分担忧愁，六七岁便开始参加家庭劳动，放猪、割草、拾柴、耕地，样样都干。年幼的伯父很少穿新衣服，都是穿母亲拆翻过的旧大褂，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他十分珍惜。

贫困的家庭生活，使伯父在少年时就养成了朴素的习惯。16岁时他考入普兰店公学堂，伯父深知父母节衣缩食供他上学的苦衷，学习更加勤奋，攻读范围也更广泛了，尤其酷爱历史和古典文学，如《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古文观止》等，他都爱不释手。伯父一方面对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1920年4月，伯父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这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18岁的热血青年。目睹大连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现实，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伯父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因为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建筑企业，伯父认为中国有志之士不能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事当奴隶，于是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回家了。为此，爷爷还曾责怪过伯父。然而，爷爷哪里知道伯父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已经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而他浓厚的学习兴趣也随之升华为追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伯父只在家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就托人在大连泰东日报社找到了一份杂役性质的工作。在这里，他博览各种报纸杂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探索解救中华民族的革命道路；在这里，他知道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认识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这里，他得以与党中央派来的李震瀛等人相识，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带来的《向导》、《新青年》等书刊，树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2月，伯父关向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等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向应烈士

不久，伯父离开大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时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和筹划赴苏学习。老实厚道的爷爷对伯父远走他乡很不放心，曾一再托人捎信叫伯父回来。可是伯父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决意不回家。赴苏联前夕，他满怀激情，写信给我的四爷，报告他去苏联的学习计划和报效祖国、献身党的事业的宏伟抱负。信中写道：“侄此次去俄，意定六年返国，在俄纯读书四年，以涵养学识之不足，余二年，则作实际练习，入赤俄军队中，实际练习军事学识”；“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悟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反抗，此侄素日之抱负，亦侄惟一之人生观也。”这封家信纸短情深，表明了伯父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少年壮志。

与贺龙结下深厚的友谊

1925年1月，伯父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束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深造，伯父回国后将马列主义理论用于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192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年起，伯父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1年，因中央机关被破坏，伯父遭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关押半年，饱受摧残。被党营救出狱后，身体尚未恢复，伯父便奉命来到条件艰苦、形势严峻的湘鄂西苏区，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红三军政委，从此与贺龙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组合，让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939年，贺龙、关向应在冀中陈家庄战斗中视察地形。

伯父和贺龙伯伯一样，具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记得，在洪湖时期，红二军团常与数倍以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苦战。如果说贺龙骑上他的大红马，擎起战旗，便是部队集合的标志，那么伯父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则保证了官兵团结一心，所向无敌。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他曾走到队伍中间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就生在一堆，死就死在一块！”在长征途中，伯父更是在病中以惊人的意志，率领红军战士，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与极为恶劣的地形和气候、与饥饿及死亡进行搏斗，战士们从他身上看到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传统。他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将自己的干粮分给大家；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和战士挤在一顶帐篷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伯父把这种官兵亲密团结的精神带给全部队，他以共产党人的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官兵的爱戴。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伯父和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后又转战冀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贺龙和关向应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被人们称赞为团结的楷模。中央军委发给他们的电报和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以及对下面的行文，常常写作“贺关”。贺伯伯的夫人薛明曾回忆说：“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贺龙总说小关如何如何好，关向应则总说老贺如何如何好，言语几乎一模一样，从来没听到他们说对方一个不字。”可是，在1940年冬，一二○师刚从冀中返回晋西北不久，长年征战的伯父关向应终于被病魔击倒，肺病使他吐血不止。党中央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让伯父回延安养病。贺龙得知伯父要去延安时，专程从前线策马赶往军区医院，亲自为他送行。

五千余人前来为他告别

1941年初，伯父病情稍有好转，便又返回了前线。此刻晋西北正是危难之际。他回去后，又没日没夜地投入了工作。不久，他再次吐血不止。在贺伯伯和党中央的再三催促下，伯父才不得不重返陕北，从此，便再没能从病榻上起来。1946年7月21日，伯父终于闭上了他的双眼。在他停止呼吸前的五分钟，他还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他一直是怀着活的信念挺到了最后。

当伯父逝世的噩耗传到晋绥前线，贺龙伯伯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难遣伤怀，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哭向应》：“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即贺龙)。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湘鄂边、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起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则寝不成眠……”

伯父在延安逝世时，才44岁。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讣告，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提笔写下了挽词。毛主席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这是伯父毕生经历的光辉写照。朱德总司令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以志关向应同志千古!”人民群众写给伯父的挽联是：“永记心头，永世不忘。”

　1946年7月22日下午5时，伯父关向应在中央党校入殓。入殓时，刘少奇、任弼时、罗瑞卿等同志均亲临视殓。23日上午6时，朱德、任弼时同志等将灵柩抬上灵车，各机关学校代表四百余人随灵护送，十辆护灵车徐徐跟进。当灵车到东关外飞机场墓地时，送葬代表及延安市群众五千余人肃立相送。朱总司令致悼词时悲痛地说：“关向应同志生平为革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的对敌人搏斗，以致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

　　礼炮十二响后，伯父在凄婉的乐声中被安葬。蓦然警报响起，有两架国民党飞机窜入墓地上空，引起了送葬人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大都沉着而有秩序地散开隐蔽，但朱总司令、任弼时等同志肃然执铲奠土。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央党校十余同志亦在警报声中完成奠土。伯父离开我们已经66年了，但在我们心里他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

（本文原载于《大连日报》201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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