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林枫叔叔

发布日期：2015-06-14 17:3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尔可

2006年9月30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领导人林枫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作为曾经得到过他慈父般的关怀和教导的后辈人，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深切缅怀敬爱的林枫叔叔。
林枫叔叔和我的父亲张稼夫是亲密的革命战友，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始终并肩战斗，为山西的抗日战争和晋绥边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之间纯洁而高尚的革命友谊也成为我们晚辈学习的典范和榜样。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庚申忆事》中说：我和林枫是在太原失陷前才认识的，到临汾城后在一起工作，感到他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彼此很谈得来，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和他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阎锡山的历史政治问题，以及关于山西社会和农村情况。他是那样耐心地听取我的陈述，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这对随后决定我党对阎锡山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父亲称林枫为良师益友。他说：由于直接的工作关系，林枫对我的熏陶和教育是十分巨大的。他最了解我的长处，也了解我的个性和缺点。他善于用委婉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了人，还使你并不反感。少奇同志曾说过：“林枫同志会办事”。这在我和林枫的长期接触中，深有体会。他在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工作期间，充分表现了他突出的组织才能。太原沦陷后，有来自各方面各式各样的人才，他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之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了所有人的积极作用，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使我感到十分敬佩。
1938年春夏之交，时任晋西南省委书记的林枫随杨尚昆来到115师驻地孝义。林枫对115师政委罗荣桓和115师代师长陈光尊如师长，所有一切党的重大政策问题均先向杨、罗、陈请示。他们相处得是那么协调一致。1938年12月，115师奉命进发山东，给晋西南区党委留下一个独立补充团。补充团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支队，简称晋西支队，陈士榘为支队长，黄骅为副支队长，林枫为政治委员。他们和区党委一起活动。晋西事变后，晋西支队成为真正的战斗主力，在隰县高家条村誓师以后，林枫实际成为我方自卫反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和陈士榘、黄骅一直坚持在战斗第一线。
1940年，林枫任晋西区党委书记。贺龙、关向应率领第120师主力已返回晋西北地区。当时所有一切组织领导工作全部由林枫会同贺龙、关向应和晋西北的其他同志共同进行。林枫和贺、关相处也是亲切无间的。林枫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历来都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将错误推给别人和下级，这是尽人皆知的。
晋西北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由于当时集中了许多军队和党、政人员驻扎在此地，群众供应不起，部队和地方生活非常困难，许多单位每日三餐吃黑豆，食盐和棉布也很紧张；同时，国民党已调第九十军李文部驻扎西安，有向陕北和晋西北进攻之意。在此危急情况下，以林枫为领导的晋西区党委与贺龙、关向应做出开展“四大动员”（筹款、做军鞋、筹粮、参军）的决定。由于当时钱、粮多在地主和富农手里，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动员出不少的现金和粮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加之区党委号召节衣缩食，并通过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晋西北地区度过了极大的难关。
1942年夏天，中央决定撤销晋西区党委，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将绥远也划归为晋绥分局统一领导。开始，中央要林枫担任分局书记，林枫很谦虚，建议由关向应任书记，他任副书记。后来，因关向应重病在延安治疗，林枫代理书记，后任书记。当时，我父亲在延安中央城市工作组工作，分局成立后，林枫向中央建议，要我父亲回晋绥工作。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我父亲，对晋绥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要千方百计把敌人挤出晋绥边区。1942年冬，我父亲回到晋绥，当时分局正在兴县北坡村召开高干会议和在神府县胡家庄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由于日寇连续多次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致使晋绥的斗争形势非常严酷。在高干会上，分局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等重要指示，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高干会提出了1943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在分局的领导下，全边区党、政、军、民经过艰苦斗争，浴血奋战，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不仅把敌人挤出边区，还将晋中平川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两面政权的游击区。边区的人口由100多万恢复到300多万。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全边区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财政收入增加了，临参会发行的公债也全部还清了，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宣传、教育、文化、艺术等得到全面发展，晋绥边区成为一个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和各解放区通往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咽喉重地。这些重大成绩的取得，是边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取得的结果，作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和晋绥军区政委的林枫，由于他正确的领导和突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更是功不可没。
我第一次见到林枫叔叔是1945年。我刚从延安来到晋绥。不久，林枫叔叔开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从延安回到晋绥分局驻地兴县北坡村。当时，我们两家同住一排窑洞，同吃一锅饭，大人孩子朝夕相处，感情十分融洽。那时，我的年龄还小，不懂得大人整天干什么事，但是，却知道他们很辛苦。每当夜晚我们熟睡以后，只有林叔叔和我父亲窑洞的灯光还总是亮着。林叔叔很喜欢孩子。他非常慈祥和蔼，话语不多，总是面带笑容。有时，他让我给他读《抗战日报》，有不认识或读错了的字，都耐心地告诉我应该怎样读。他还是一个很耐心的慈父。当时，他的两个女儿梅梅和双双还很小，经常在夜间啼哭，常听到林叔叔抱着孩子一边转悠一边哼着歌曲。他只会唱一首叫《木兰辞》的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当孩子在父亲的怀抱中安睡后，他又接着工作。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林枫奉命赴东北开辟工作。从接到中央命令到出发，时间非常紧迫，他一边抽调干部组织赴东北的工作队，一边同留在晋绥的领导干部交待工作，非常的辛苦。临出发的那一天，许多干部和群众前来送行，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们准备了一付用木板钉成的马驮子，一边装着梅梅，一边装着双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这样跟随他们的父母踏上了艰苦而遥远的征途。郭姨他们去东北后，我父母继续留在晋绥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晋绥军区贺龙中学学习。我军大反攻时，我随贺龙中学宣传队在刚解放的晋中平川一带做文艺宣传工作，后与西北步兵学校合并为西北军政大学。1949年初，西北军大准备南下，学校决定要我们年纪尚小的学员去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希望我们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当时，我父母已调西北局工作，我便来到西安。经我父母与林叔叔、郭姨商量，决定送我去东北上学。1949年初夏，我来到沈阳市，见到了久别的林叔叔、郭姨、梅梅、双双，还有耿耿、炎炎。我就住在他们家，两位长辈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呵护，我虽远离父母和弟妹，但没有感到一点孤独和寂寞。沈阳有一所东北实验学校，著名的教育家车向忱老先生任校长，明秋姨任副校长。他们说，这所学校的政治空气和教学质量都很好，还特意吸收了一些在战争年代失学的干部子弟。于是，将我送进这所学校读书，他们是我的监护人。对我的学习、生活、品德修养十分关心，每次回去都要将我的记分册和操行评语送他们审阅，并由郭姨签字。有一次，郭姨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慈母般地检查我的穿戴。因东北的冬天很冷，她怕我冻着，特意给我一套毛衣裤，让我穿在棉衣里以御风寒。她工作很忙，还经常参加我的家长会，听取老师对我的意见。他们家有个图书室，收藏了许多好书。在两位长辈的鼓励下，我阅读了许多的中外名著，这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让我受益终身。1950年暑假，父母要我回西安，中途要在北京换车，两位长辈请东北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同志去接送我。林枫叔叔担心办事处的同志不认识我，特意给我一条白色毛巾，千叮万嘱要我下车前将毛巾系在左臂上。这一招果然很灵，办事处的同志很顺利地接到我，陪我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并将我送上开往西安的火车，平安地回到父母身边。当父母听说这件事后，他们高兴地说：你林叔叔把他做地下工作的联络暗号都用上了。他考虑问题总是那么细心周到。父母调北京工作后，如果我的假期正赶上林叔叔去京开会，他都亲自带上我，从沈阳带到北京，交给我父母。

在他们精心的照顾和教导下，我在东北实验学校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并加入了共产党，为以后顺利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和从事科研与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身教和言教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我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遇到过不少的挫折，困难，甚至磨难，但是，每当想起他们对我的教导和期望，就会鼓起勇气战胜一切困难勇往直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父亲就被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造反派揪斗，打成“黑帮分子”，后来又被关押起来，但他却一直为林叔叔的安危担忧。8月18日上午，林叔叔还登上天安门陪同检阅红卫兵，当天下午就在康生、曹轶欧的指使下，遭到中央党校造反派的揪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六年。在狱中，他不仅在精神上遭到很大的摧残，而且在肉体上也受到酷刑。他的肋骨都被打断了，但他从不向康生、“四人帮”屈服，不说一句违心的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的政治品德。
1972年8月，林枫叔叔因患多种疾病生命垂危，才获准狱外就医。得知消息后，我和丈夫王玉玺去阜外医院探望他，一进门，看到他躺在一个普通的病房内，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人都被折磨得变了模样。我叫了一声“林叔叔……”后，便转过身去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这孩子，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知道他这是强忍着病痛在安慰我。我的眼泪更忍不住地往外流。当时，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太虚弱，只简短地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便告辞了，想不到这竟成为我们同他最后的诀别。
1977年9月29日，距他71周岁仅差一天，林枫叔叔便与世长辞了。他走得那么匆忙，还没等到组织为他平反昭雪就含冤而去了。为他送行的那天，我们为他抬棺，并陪同郭姨和弟妹们送他去八宝山，许多老同志都含着眼泪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林枫叔叔离开我们30年了，至今，每当想起他在狱中多年遭受的屈辱和摧残，每当想起他含冤而去的悲惨情景，我的心就颤抖，就疼痛难忍，就对林彪、康生、“四人帮”这一伙充满仇恨，这个仇恨世世代代不能忘记。
值林枫叔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谨以父亲生前的回忆录和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写成这篇纪念文章，以寄托我和我的长兄张燕生、妹妹张未戕、弟弟张梦瑞各家对他老人家深深的缅怀之情。我父亲在回忆录中说，林枫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海量，就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作为决定自己言行的根据。”林枫用他自己的历史实践，已证明他是能够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地完全达到这个标准。父亲还说，林枫的马列主义政治家风度和党性修养的正确性，永远成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作为晋绥的儿女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林枫为创建晋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学习他忠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学习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未竟的事业必将一代又一代地进行下去。
林枫叔叔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张尔可：系张稼夫长女，曾任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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