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林枫伯伯百年祭

发布日期：2015-06-20 00:46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杜纯文

在父亲杜心源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林枫伯伯是他最敬重的领导人之一。父亲与林枫伯伯初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们都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赖若愚相识。那时林枫伯伯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并任工学院党支部书记，父亲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他们边读书，边搞地下工作。
1972年夏，“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得自由的父亲赋闲在家，常常回忆过去的日子。父亲说，林枫伯伯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每每在关键时刻都能审时度势，清醒地把握局势，做出正确决策。在党内有人坚决紧跟“左”风的时候，林枫伯伯却能保持清醒头脑，不随大流，不盲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左”倾的干扰。父亲多次谈到“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最严重的，尤其“文化大革命”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林枫伯伯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身处逆境，被斗挨打，但依然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决不向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低头，使父亲由衷地敬佩。
这段时期，父亲总是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太原成成中学、四十年代晋绥革命根据地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在林枫伯伯领导下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些回忆都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把父亲的点滴回忆整理成这篇文章，替父母亲了却心愿，也表达了我们晚辈对林枫伯伯的崇敬、怀念之情。

指导成中地下工作

太原市内的成成中学创建于1924年9月，是由晋籍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6月之后改称“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些进步学生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校名 “成成”取自《中庸·自成》一书中“成己成人”之意，以其为办学宗旨而立。上世纪30年代，太原成成中学已成为阎锡山统治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掌握领导权的一所学校。
1930年到1934年间，成成中学进步教师、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但秘密工作经验不足，先后发生教职工中的党员武新宇（1925年入党，第二任校长，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教务主任刘丹敦被反动当局通缉而被迫离校、教师张衡宇被捕（后被释放，抗战时期曾在六专署、中共北方局工作，1942年6月在日寇突袭八路军总不是，为营救一名战士而牺牲）；还发生阎锡山特务组织随意查抄学校、抓捕学生岳维藩（解放后曾任太原市市长）的事件。此外，龚子荣（解放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阎秀峰（解放后曾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等进步学生，因上街张贴宣传抗日的传单遭被捕并被判刑。一时间社会上流传成成中学是共产党的窝子，部分市民不敢送孩子到这里读书，致使连续两年，学校招生不足，办学局面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如若再继续下去，成成中学这个党的阵地就有丢失的可能。
1933年夏天，父亲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应成成中学训育主任刘墉如（1927年入党，成中校长，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之邀到此校任教务主任，同时兼国文教师。
1934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在成成中学的地下党联系人张衡宇被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成成中学的党员教师和太原的一些地下党员紧急疏散转移到各地，父亲被转移到北平。成成中学仅留下未暴露身份的校长刘墉如坚持工作。通过“教职员联合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父亲和成中的一些党员教师都是教联的成员)的成员张柏园找到了武新宇和林枫伯伯，向他们汇报了山西和成中的情况。林枫伯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捕，当时党组织已决定林枫伯伯离开北平。这种情况下，他便到成成中学接替了父亲的国文教师一职，以掩护身份。他在成中工作期间，与成中的党组织没有发生直接关系。张衡宇被捕后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1934年4月父亲和焦国鼐先后返回了成中。林枫伯伯在成中工作时间虽然仅三个多月，但他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政治上成熟稳重，对成成中学工作中存在的“冒进”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时隔三十多年，父亲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林枫伯伯对成中地下工作的意见：不要轻易搞学潮，要保护进步学生；教师不要直接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在社会上站住脚，取得当局的信任。父亲说林枫伯伯总的意见是不要轻易暴露身份，一定要保住成中这块党的阵地，为党培养新生力量。刘墉如、父亲和焦国鼐认真地研究并采纳了林枫伯伯的意见，汲取了过去公开活动多、教学质量不够高的教训，在地下斗争的策略上做了调整，如宣传进步思想、介绍进步书刊注意方法，减少集会、请愿等公开集体活动，教师不直接介绍学生加入进步组织，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多渠道的上层关系等，逐渐打开了局面。
父亲曾说，刘墉如还被阎锡山的机要科长吴绍之聘为其妹的家庭教师。父亲和刘墉如的入党介绍人张隽轩（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利用其舅舅杨爱源（曾任阎锡山晋军参谋长）的关系掩护成成中学地下党的活动。阎锡山的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教育厅长赵宗复是地下党员，其父是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宗复就利用自己的这个特殊身份掩护成成中学的地下工作。在成中的一些必须的公开活动，学校就安排与阎锡山当局有关系的学生或是阎锡山高级官员的子女亲属出头露面，使阎锡山的特务不敢抓这些人，从而保护了其他的进步学生。
成成中学的领导听取了林枫伯伯的意见，工作呈现出了新的局面，在阎锡山的眼皮下保住了党的这个红色阵地，并且发展壮大，使之在抗战初期成为了党在华北抗日前线的高级指挥部。父亲曾说过，林枫伯伯的意见，不仅是对成中地下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整个白区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为边区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1940年2月，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由林枫伯伯任区党委书记。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我党完全掌握了晋西北地区，开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成为党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1942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晋绥分局，除晋西南、晋西北地区外，还增加了绥察地区，关向应任分局书记，林枫任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书记。分局直属中央领导，加强了对晋绥边区的领导，也加强了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从各个方面支援、保护陕甘宁边区，是林枫伯伯的大目标，是他处理问题的大局。他经常对晋绥干部说：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晋绥根据地的存在；办事要从全局出发。他要求晋绥的大小干部勒紧腰带也要支持党中央。
晋绥边区由山西省西部地区、陕西东部的神木、府谷两县和绥远省大青山地区组成，十年九旱，条件非常艰苦。晋绥边区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阻敌西进的屏障，是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前沿阵地，是党中央通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一直把摧毁晋绥抗日根据地作为其在华北作战的重点目标。1941年至1942年秋，敌人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各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晋绥根据地也不例外，面积缩小、人口减少。父亲常讲：林枫伯伯作为区党委书记，以大局为重，说我们晋绥边区困难，陕甘宁边区也困难，要求党政军民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无条件地支援陕甘宁边区。当时参与筹措支援延安物资工作的金鉴（时任晋绥行署财政审计科科长，解放后任四川水电厅副厅长）说：当时审计科总共才三个人，主要工作就是筹措支援延安的物资，实际上财政处就管这件事。特别是1942年到1943年，晋绥边区真是困难得不得了。那一段时间，晋绥边区的战利品和缉私缴获的大量奇缺物资，如：各种药品，特别是西药、布匹、通讯器材等都毫无保留地悉数运往了延安。当年，边区干部、群众节衣缩食，每天只吃少量黑豆，勒紧裤腰带，节约粮食运往延安。父亲还特别讲过，林枫伯伯代表组织通过我党秘密党员、当地著名的开明士绅刘少白老先生办兴县农民银行的故事。刘少白党的关系由林枫单线负责。在刘少白的领导下，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不仅在兴县流通，而且在附近的保德等几个县也受欢迎，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保障八路军的军需供应，也为抗战筹集了大笔资金。父亲那时亲眼见到由晋绥分局副秘书长秦穆伯（曾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亲自带队，派上咱的民兵、带上枪，武装押运载满成驮成驮银元的牲口队去延安。那时候环境复杂，怕敌人、土匪抢了啊。晋绥从上到下自己勒紧腰带、吃糠菜，也要给延安送牛、送羊、送银元、送医药、送……
林枫伯伯这段时间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主席曾对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说，晋绥根据地为保卫和支援延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母亲告诉我们：1940年4月，在延安的父亲谢绝了中央组织部对他在延安抗大任教的工作，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到晋绥边区工作。父亲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党组织单线联系，又有一位堂兄杜春沂是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因此组织决定审查父亲的历史。父亲被安排在抗战学院教书。这段时间，父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但他并不知情，只是感到有些人回避他，甚至有人提出不能由他担任某些课的任课教师，使他感到很苦闷。林枫伯伯知道了，专门向行署的干部公开介绍父亲说：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心源同志，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就入党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还是北师大毕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林枫伯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父亲，使父亲很受感动。1940年10月，父亲被安排在行署教育处任处长。1941年母亲从延安回到晋西北时，才知道事实真相。
父亲回忆说，林枫伯伯很重视晋绥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明确提出“文盲是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把加强教育作为新政权三大中心工作之一。为解决学校教材印刷问题，在建立印刷厂的问题上引起争议。林枫伯伯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建一个印刷厂比建一个兵团还重要。”正是由于林枫伯伯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边区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逐步解决了边区教育工作的经费、设备、师资问题，使晋绥边区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曾任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县长的白认对我们讲：“心源同志任教育处长时期，林枫同志很支持他的工作。在战争年代，提出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是非常雄伟的政治措施。当年边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教育为主和普及人民文化扫盲为原则，开创冬学、夜校，办识字班和各种训练班，学习文化知识热火朝天。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与林枫同志的重视和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林枫伯伯身为晋绥分局的主要领导，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穆生华（曾任成都市食品公司党委副书记）说：“我1939年（15岁）参加革命，1940年就调到林枫同志身边当勤务员，警卫员是王道举（曾任营口市市长）。首长的编号是100号。首长是大干部，可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之间没有距离，他叫我们小鬼。首长住北坡，郭明秋同志住两华里以外的石棱则。他们俩对我们都很好，大家相处得很亲密，像一家人一样，真是官兵一致同甘苦。”
冯涛阿姨（曾任四川省二轻厅厅长）和母亲都曾给我们讲过，在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晋绥根据地机关的干部家属和群众都要转移，林枫伯伯的一个孩子正在生病，郭明秋阿姨不放心，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林枫伯伯不同意，说组织有规定不能带孩子转移，领导干部尤其不能搞特殊。郭明秋阿姨只好忍痛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后来孩子失踪了。大家都明白战争年代孩子失踪意味着什么。冯涛阿姨说林枫伯伯和郭明秋阿姨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林枫伯伯和郭明秋阿姨还有一个叫小红的孩子，不幸在延安夭折了。是啊，十指连心，孩子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我们的父母亲也曾有过这种切肤之痛，我们的三个姐姐都夭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还贡献了自己的亲人。
父亲还说，林枫伯伯在晋绥边区干部中威望很高，工作能力很强，很有魄力，但绝不独断专行；作风民主，特别注意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对干部爱护宽容，平易近人。这在晋绥干部中有口皆碑，不少晋绥的干部，包括父母亲都非常怀念林枫伯伯在晋绥担任主要领导的五年（1940年至1945年9月）时光，这五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林枫伯伯是东北人，抗战胜利后，因支援东北工作离开晋绥时，晋绥的干部都依依不舍。安法孝(曾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彭华（曾任四川省绵阳地委书记）、吴儒玢（曾任四川省绵阳地委宣传部长）、刘文珍（曾任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和冯涛(曾任四川省二轻厅厅长)、白认(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老一辈都对我们讲过这方面的事，真是讲也讲不完。

开创高教工作新局面

1954年林枫伯伯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总理负责分管全国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工作。父亲在四川也负责分管文教体卫工作。父亲曾说在关于教育工作的很多看法上都与林枫伯伯有共识。父亲认为，林枫伯伯对教育工作的重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高校六十条”。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林枫伯伯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央委托，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教改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左”的错误和照搬苏联经验中出现的缺点，强调高校要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提高学术水平；要改进领导方法和作风等问题，为各级学校规定了明确的工作方针。父亲非常重视、高度认同“高校六十条”，立即指定四川大学进行讨论，同时将川大作为该条例的试点；父亲还主持起草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同时向省委建议：不仅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讨论试行，还应在全省所有高校讨论试行“高校六十条”。省委同意了父亲的建议。总之，在“高校六十条”的指导下，四川注意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做法，做了自我批评；并对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师生干部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向他们赔礼道歉；调整了对教师的使用，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使四川省内高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尽管“文革”初期，父亲就因积极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屡遭批判，但父亲却坚持认为“高校六十条”是1958年以来高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是办好高校和培养合格人才的根本规范；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营造了建国以来高校教学秩序最好的时期。
科教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于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充分肯定了“高校六十条”。会议指出：“四人帮”把“高校六十条”说成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这是别有用心的。实践证明“高校六十条”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给它正名，使它在高等院校的拨乱反正、治理整顿中重新发挥作用。会议还要求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要达到“高校六十条”规定的培养目标。16年后，历史终于还公正与林枫伯伯和“高校六十条”。历史，用他的智慧和厚重，书写了惨痛和欣慰的并存！希望我们和子孙后代从这迟到的公正中获得教益。
1974年，父亲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去阜外医院看望林枫伯伯。见到被林彪、康生、“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林枫伯伯，重病缠身，父亲的泪水夺眶而出，握着林枫伯伯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如今，两位在“文革”中劫后余生的老人都已作古，他们在天堂做伴，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的精神永在！

（作者：系杜心源子女。杜心源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行政公署教育处长、民教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书记、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