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时期的叶石和冯佩璋作者任洪凌

发布日期：2016-01-04 11:2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作者：任洪凌

叶石1983年70岁生日照

　　我的爸爸叶石，原名任礼，1913年农历二月初二，出生在山西汾阳县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爸爸从小身体羸弱，但聪明异常。学习成绩优异，篮球也打得很好。中学毕业后到北平念北师大，参加了“12.9”学生运动，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奔赴延安。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历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团长，晋绥边区七月剧社社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宣传科长等职。

　　我们渐渐长大以后，爸爸会讲一些他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听。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在晋绥分局的故事都是有关《七月剧社》的。爸爸从小旧学底子比较深厚，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特别对文学和戏剧有研究。他担任“七月剧社”社长后，不但亲自改编剧本，当导演，担任乐队成员，有时还要客串一下角色。他们编排了不少适应当时形势的戏剧。无论在部队给战士演出，还是为当地老乡演出，反响都很强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心，振奋士气的作用。

　　1939年“七月剧社”草创之初，一般采取多种文艺形式进行演出，比如合唱、舞蹈、话剧、秧歌剧等。1940年初爸爸调任剧社社长，开始考虑用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山西中路梆子（晋剧）来演出。首先由爸爸亲自操刀，改编了一部晋剧现代剧《张凤娇》，是一部抗日题材的戏曲。由于剧团里的人大多数都不熟悉这种戏曲，于是爸爸还要亲自教演员们的唱腔，教乐队的演奏，爸爸在演出中还在乐队中演奏三弦。《张凤娇》的演出大获成功，台下群情激愤，群众和战士都被这部戏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仇恨。

　　这部改编现代戏的成功极大激发了团员们的信心和热情，之后爸爸又改编导演了《摩擦鉴》（揭露蒋介石阎锡山与日伪暗中勾结对我进行摩擦的罪恶勾当），从这之后剧社还改编上演了大量新编现代晋剧，很好地实现了“运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日、传播新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和一切不利于抗日的旧习俗”的工作方针。

　　那时的条件相当艰苦，面对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剧社成员不得不经常强行军，穿梭于敌后。有一次剧社到前方演出，演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接到敌人多路分兵合击当地我军首脑机关的情报，在万分危急之时，剧社全体成员沉着镇静，坚持演完才撤退转移。在部队的掩护下，他们撤到安全地带，事后听说，就在他们撤出两个小时之后，敌人就包围了那个地方，这种惊险的事在他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为了演出他们经常强行军，有时候一天要走四五十里路，须知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文艺工作者，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一岁，年龄最大的六十多岁，还要背着背包，带着演出的服装道具，路途艰辛可想而知。有的团员实在太困，走着走着尽然睡着了，就那么一边走路一边打盹儿，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掉队。爸爸说，那时候经常连夜赶路，到了地方马上演出，吃的基本上都是野菜黑豆，偶尔在部队或者老百姓那里吃一顿白面和肉，就算改善伙食了。一次上级派了几位同志下来指导工作，其中一位是高度近视，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夜行军，他双手紧紧拽住大骡子的尾巴不敢松手，直到走过危险地带。如果遇上不是强行军，爸爸和另一位副社长就插在队伍中间，一边走，一边教演员们唱腔。见缝插针的排练。爸爸还在剧社学习的时间给大家讲授古典文学，提高大家的文学修养。

　　1942年早春时节，剧社在延安经过一年的学习，正在准备一台告别演出，忽然来了一位干部，自称是山西平遥人，山西梆子爱好者，要找剧社负责人。大家看他衣帽整洁、面容和善、谈吐不凡，既有军人风度，又有知识分子气质，于是找来了社长叶石和副社长郭沐林。见面之后，三人相谈甚欢，不一会儿，叶石弹起三弦，郭沐林打起鼓板，这位来客唱起了《空城计》。从此剧社多了一出保留剧目《失空斩》。来人正是后来我爸爸叶石调离后担任了剧社社长的裴世昌。裴世昌后来在一次演出中被敌人逮捕，宁死不屈，被残忍地杀害了，牺牲时年仅31岁。

　　那时候剧社急需人才，不但是自己队伍里的人，还把许多旧社会的艺人也发展为剧社社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也学习他们的戏曲艺术，将他们发展为革命的文艺战士，也为剧社带来许多精彩剧目，提高了剧社的艺术水平。

　　爸爸在《七月剧社》呆到1942年底就调到鲁艺了，但是他在剧社的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宝贵财富。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爸爸常常会拿出二胡，摇头晃脑的拉上几曲，有时候是京剧，有时候是晋剧，有时候自拉自唱，很是受用。大约在1960年前后从山西来了一个晋剧团，在成都演出了很长一段时间，给这里的南下老干部们带来了许多家乡的戏曲，深受大家的喜爱。爸爸那时候在成都市文化局工作，在这个剧团呆了一段时间，专门帮助他们编写整理剧本。有一段时间爸爸还被调到四川省文化厅的剧目工作室担任领导职务，专门负责整理一些传统剧目。右派问题平反之后，爸爸担任了四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四川省剧协主席。一直为党的文化事业孜孜不倦的工作。

　　1958年春天，我的爸爸因为心直口快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右派，赶出成都市委，贬谪到市图书馆担任一名图书管理员。自强不息的爸爸在这几年里不但自学了一门外语，翻译了几部外国短篇小说，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刘邦与吕后》（获全国长篇通俗文艺作品贡献奖、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四川省第二届文学奖荣誉奖。）大型历史话剧《孙膑》（获四川省优秀作品二等奖，），电影文学剧本《浣纱女》等等，在他82岁高龄那年，还完成了中长篇传奇小说《红绣花鞋》。可以说，这些深厚的文学和戏剧功底，这些累累的硕果，都与他在“七月剧社”的各种历练密不可分。

　　在汾阳铭义中学，爸爸和一位活泼开朗的女同学冯兰贞恋爱了，这位女同学后来改名冯佩璋，并且在1936年和爸爸结合，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来自汾阳县相子垣村，是一位农民的女儿。她生于1915年，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4月，妈妈怀抱抗日救国的理想，毅然放弃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业，和另外三位同学，骑着羊皮筏子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与父亲在延安重逢。入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队,军事队任女生大队副指导员.1938年入马列学院第三期学习，1940年后历任《晋绥日报》材料编辑，兴县医院院长，临汾县医院院长，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主任护师。1983年离休。

妈妈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既要承担革命工作，还要当好一位母亲。有一段时间她带着孩子住在兴县的黑峪口。1940年以后，兴县成为晋绥边区的军事、政治心脏，抗战期间，黑峪口自然成为沟通晋绥与陕甘宁边区往来和储运战略物资的重要渡口。妈妈的大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小波，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为了分担家里的困难，和小伙伴们去黄河打捞上游漂下来的木柴，失足掉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等妈妈赶到时，只看到河边的一双鞋子。后来妈妈生下一个女儿，长得黝黑结实，活泼可爱，取名铁蛋。铁蛋一岁时患上肺炎，没有医疗条件，也不幸夭亡了。痛失两个孩子的妈妈，心中的悲伤可想而知，但是她还要强忍悲痛，坚持革命工作。而且，那时候缺医少药，不管是老百姓还是革命同志，只要身边有妇女生孩子，妈妈都要去帮助接生。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吧，我遇到一位同龄人，他忽然说：“我还是你妈妈接生下来的。”当时我有点震惊，回家一问妈妈，她很淡定的说：“是呀，那时候老区的革命同志和老百姓，好多人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到底接了多少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妈妈自己也早已数不清了。

　　50年代后，妈妈也一直搞医院管理工作，担任一段时间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之后，就一直在包家巷妇产科医院担任院长，把医院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受到领导和群众认可，被称为卫生系统的女能人。那个年代，包家巷妇产科医院在成都的老百姓中是有口皆碑的。妈妈不但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也是一位医学专业人才。在护理工作这个领域里，能拥有正高职称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我们的妈妈却以她的学历、资历、能力以及专业领域里的影响力，顺理成章地被评为主任护师，并被收入《四川人才年鉴》。也就是说，妈妈是一位专家型的管理人才。　

　　1958年，我的父亲叶石被错化为右派，妈妈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背负着被人歧视被人误解的沉重包袱，坚强的支撑着家庭，坚持工作。文化大革命当中，妈妈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受尽折磨。但她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在“牛棚”里，她面对着世界地图，高唱着国际歌，激励自己。她一恢复自由，就只身远赴西昌，到五七干校看望父亲。她还到我下放的生产队看望我，给孩子带来了母亲特有的温暖和关怀。

　　2006年11月的一天，临汾县医院来了几位领导，因为他们要修院志，妈妈曾担任过临汾医院的院长，所以特地来看望老领导，并且搜集了一些妈妈的资料。妈妈已经91岁高龄了，还很精神的和她们合影留念。

2014年2月26日初稿

2014年3月3日修改完成

本文作者：叶石之女任洪凌

照片提供：任洪凌

本站编辑：林子

　　后排右起：叶石、叶石弟弟。前排右起：叶石侄女、烈士女儿任洪年（由叶石抚养至大学毕业），叶石长子任洪逵，叶石母亲黄秋芳，叶石夫人冯佩璋，冯佩章怀抱的婴儿是本文作者、叶石女儿任洪凌，保姆。

叶石夫人冯佩璋1935年20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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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时期的叶石和冯佩璋 作者任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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