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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父亲李魁年的老战友杨德千

发布日期：2016-01-29 11:1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李渝泉

早就想去拜访和看望父亲李魁年的老战友杨德千老前辈，但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打扰，故此一直没有机会成行。前不久因写父亲的经历，其中一段历史细节我不清楚，而这段历史细节恰恰和杨老前辈有关，因而决定去北京一趟，特地拜访一下杨老，当面去请教。

晋绥抗日老战士杨德千

左起：杨德千、xxx、李魁年

杨老虽已有99岁高龄，但精神矍铄，除耳朵稍有点背外，身体并无毛病。我担心和他说几个小时怕累着他，勤务员告诉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杨老和我父亲同庚也是同乡，我父亲是南郊北格人，杨老是清徐人，两家相距约几里地。据杨老说，他的妹妹嫁到北格戴家堡村，而那家人正与父亲家为邻，而我父亲的妹妹即我姑姑，嫁到清徐王答村也与他家某亲戚为邻。杨老与父亲虽然不是在同一个学校学习，但因受进步思想影响，为了抗日，俩人于1936年在太原先后进了军政训练班成为战友，随后又都生活战斗在决死二纵队4团，杨老在10连当指导员，父亲在7连当指导员。1942年以后，父亲调到了地方打游击去了，杨老仍在部队里与日寇作战，但他们属于晋绥八分区，还在一个抗日的地盘上，双方能经常见上面。杨老告诉说，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日活动日益频繁，日寇为了剿灭抗日武装力量，不但连续开展清剿和治安行动等常规的战争手段，甚至歹毒狡诈的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了非常规的细菌战，主要就是散布疟疾病菌。这样一来，不但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普遍得了疟疾，而且抗日部队也有80%以上的人员得了疟疾，杨老不幸也感染上了。疟疾患者全身发冷发热，多汗，周期性发作，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死亡率非常高。更糟糕的是，疟疾患者不仅本人失去了战斗力，给部队增加了负担，而且给他人造成传染性危险和不良影响。那时受日寇的严厉封锁，部队缺医少药，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就是奎宁，但极为缺稀，只有营以上的干部才能吃上一粒，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硬抗，抗不过去就没办法了。杨老的部队先后就有80余名干部战士不是直接倒在战场上，而是被日寇施放的疟疾病菌夺去了生命。为了养病和避免传染，那时已经是15团某营长的杨老被部队送到某山村一户老光棍家里。父亲当时是晋绥八分区某县的抗日县长，其中有一项任务就是到敌占区给部队采购药品。敌人非常了解这个情况，因此对奎宁等药物的管控非常紧，如果有谁批量采购，马上就以通敌名义逮捕审讯。杨老在此特意说起父亲，他知道杨老得病后，专门派出精干的侦查员化妆进入敌县城，冒着危险给杨老采购回奎宁。死亡的危险无时不在，有一次敌人扫荡到这个村，因病魔缠身的杨老无法转移，只能蛰伏在老光棍那个破烂的家里。幸亏日寇没有注意到老光棍居住的不显眼的土屋，杨老才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

好在杨老的伤势将养得差不多了，部队得知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把杨老接回了部队。大概是在1944年秋吧，父亲也不幸得了疟疾，在文水某村里治疗了个把月，才慢慢的治愈了，但一头黑发由此变成了白发。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清源县我方的主谈代表是15团政治部主任杨老，而对方主谈的是国民党清源县长、某师师长兼保安司令的侯绅。巧的是，侯绅不仅与我父亲是同村人，而且是同校同学，只不过侯绅比我父亲小一届。在学校那阵，俩人都是体育活跃分子，打篮球搞活动，关系很密切。离开学校后俩人各奔东西，投奔了不同的队伍，虽然常能得知对方的消息，但道不同，就断了交往。大概是党组织授意，或经过党组织同意，为便于营造和谈氛围，也有感于同乡同学之宜，试探对方态度，父亲特修书一封，大意是同乡同学出门在外打拼不易，一来问候，二来也该适当考虑一下前途。杨老带着这封信就去与侯绅谈判去了。在会谈休息时，杨老拿出这封给侯绅，侯绅有点意外，草草浏览了一遍，冷笑了两声就随手放到了一边：呵呵，来劝我改变主义！

于是双方便有了如下一番非正式的对话。

侯：我们是阳兴同学又是同乡，我知道他在你们那边，听说他干的不错。

杨：他出生入死，八年抗战为国为民立了功劳，为什么你俩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侯：各有自己的信仰嘛。

杨：真理只有一个，顺时代潮流者得民心，逆者失民心。

然而，侯绅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了国民党和阎锡山，立场已经很顽固了，根本听不进这边的话，杨老知其是死硬分子，按现在的话说是既得利益者，完全是油盐不进了。

我不了解的就是这段历史细节，也是我此行最感兴趣、最想猎取的。没想到，杨老又告知了我另一段历史。父亲南下去了四川，杨老打完太原战役又北上，又赶上和平解放北平，自此父亲与杨老失去了联系。文革起，做为天津某单位负责人之一的父亲，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无中生有的扣上了假党员的大帽子，还派人到部队找到杨老进行调查，杨老这才知道父亲在天津工作的单位和地方，杨老听到造反派强加给父亲的罪名非常生气：什么假党员，那是胡说！我们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入的党，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真刀实枪的打鬼子，岂有假的之说！

因杨老是部队现役军人，在文革中解放军的地位最高，造反派不敢轻易得罪他。杨老写了正面材料不算，心里还不放心，便按照造反派提供的地址来到天津，找到我家，匆匆和父亲见了一面。由此两个老战友感慨良久的见了面，又接上了通信联系，算是造反派做的一件好事吧。彼时我尚小，加上年代久远，杨老说来到我家的事，我已完全记不起了。

80年代中，山西为征集晋绥党史资料，广邀这些当年曾在这里战斗过的老领导、老战士来山西座谈，杨老也应邀来了，和父亲共同住进晋祠宾馆，一起缅怀以往的战斗经历，畅谈以后的人生，谁知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80年代末，父亲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至今作古已20多年了，而已步入白寿之年的杨老，仍像一棵苍翠的不老松，依然健康的生活。放眼中国，像杨老那一代留存于世的革命老前辈，已经为数不多了。他们就是国家的珍宝，就是我们的骄傲，祝愿杨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2013年7月14日于太原

附注：本文作者李渝泉为李魁年之子

李魁年简历：1937年2月参加革命，历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二大队七中队的工作员、四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清太徐县县长兼清太徐四大队队长、政委，文汾中心县委秘书（县长），兼文水县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书记、文水县游击二大大队长。1949年南下入川，历任四川省金堂县县长、天津华北605研究所副所长、山西省交通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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