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一生的怀念

发布日期：2016-03-08 11:1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段晓岚

--段晓岚的部分回忆

我的父母段云和张枚，1937年留学归来，放弃在国外继续学习的机会，也辞去山西大学讲师工作，毅然决然奔赴抗日前线，投身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五年解放战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中，有五个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出生在晋绥革命根据地。

我是老大，出生在苛岚县，叫晓岚。老二叫晓兴，出生在兴县。老三叫晓陕，出生在陜西神木县。老四叫晓峤，出生在兴县张家湾。老五叫晓临，出生在临汾。我们都是晋绥娃。

2015年3月4日，段晓岚（本文作者）专程来到基金会，为晋绥革命烈士陵园捐赠植树款4500元。

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在岢岚县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出生，是大娘接生的。生下不久，就被送到岢岚县白家沟，一个姓白的老乡家寄养。爸爸说，他和妈妈曾骑马去看过我。看见我刚吃完筱面，自己就走到水缸前，拿起水瓢舀起冷水就喝。长得又黑又壮，那时还不到三岁。就在三岁那年，日本鬼子进村了，到处烧、杀、抢，还打死了正在井边打水的我的奶爹。地下党员干部牟函林叔叔，怕鬼子发现，乘天黑时，骑着毛驴抱着我，偷偷地连夜把我带出来，送到在兴县工作的父母那里。

我就是在黄河边，吃着这里的小米、筱面、山药蛋长大，跟随父母叔叔阿姨们在革命队伍里渡过我的童年。我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八路军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人。父辈们为民族解放，为穷苦大众翻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大家在那样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深深地印在我儿时的脑海里，铭刻在心里。

军民亲如一家人

当时八路军住和办公都用的是老百姓给腾出来的窑洞。我们家曾先后住过很多老乡家窑洞。在北坡，有一段时间住的是侯巧家的。我们那时候，跟当地的小孩整天一起玩，一起拾柴，到坡下小河里捉小鱼，在河滩上捡小圆石头抓子玩，把线绳接成一个圈＂掏槽槽＂玩，秋天到野坡上摘酸枣吃，很开心。有个叫牛爱琴的当地小女孩，就是我的好伙伴。

在过年时，军民总是一起欢度。我记得有一年，是在大食堂院里开联欢会，还让我和郭为儿（老乡的男孩子）一起表演节目，二人对唱＂贺功＂、＂我送你一个光荣灯，表表我们妇女的心…＂。还记得另一次，是日本投降了的那年春节。我跟着叔叔阿姨们，到另一个村子去参加军民春节大联欢，去扭秧歌。路较远，还要爬山。我小，中途走不动了，是屈健叔叔把我背上山的。后来屈健叔叔说，我在他背上还问了一个他没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八路军穿的是灰衣服，国民党穿的是黄衣服？屈健叔叔头包毛巾，两个耳朵掛着红红的小尖辣椒，装扮成一个妇女。我们军民一起，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扭啊跳啊，博得阵阵掌声和欢笑声。在用木板搭建起的几条长木凳上，坐着军民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个戴着红军棉帽，高鼻子的苏联红军代表。每次我扭到他们面前时，就会得到热烈的鼓掌，我就扭得更起劲。活动完后，还吃了炸油糕和豆面汤，还往我穿的新棉大衣的小口袋里装了一把干枣和花生。

在石楞则村的一个春天，我看见老乡大爷大叔们，高高兴兴赶着毛驴，驮着满满的粮食，到离我家不远的窑洞，去交公粮给八路军。在北坡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外面玩，突听见一个老乡叔叔跟另一个青年（好像是民兵）说，快点吃，要去抬担架了。那青年边答应边快吃几口，马上就一起走了。表情是那样欣然和极积热情。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八路军也把老百姓当成自家人。老百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有了病，机关医务所的季医生、罗医生，都会给他们看病拿药吃。一个姓牛的大爷得了嘴歪病，我爸爸会一些中医，给他扎针，治好了。非常感激。

八路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了赔偿。总是保持着屋内屋外干净整洁，每当从老乡家搬走更加如此。

我跟老百姓的这种感情，就像融入我的血液里。后来长大，不管是下乡劳动锻炼，还是大学时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跟老百姓总是那么亲切，不嫌穷和脏，帮他们干这干那，被称为贫下中农的"好闺女＂。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那时的生活很艰苦，吃穿都很紧张。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搞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虽然年纪小，也参加了。爸爸和叔叔们到圪垯坡开荒种粮食，每人要求生产三百斤小米。我和妈妈也跟着一起爬坡上山，在那里妈妈给他们做饭，我给拉风箱。记得还有一次是夏天，大家又去圪垯坡锄地管理种下的庄稼，留下郝明叔叔带着我到河滩地去扶棉花。那是沿着蔚汾河的河滩上开的不大的一片平地，种的棉花。几天前，河里发大水，把棉花苗全冲倒了，有的还被泥压着。我们把苖扶起来培点土，盼着它们长大结棉花。

女同志大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纺线、织布。要求每人一天纺二两棉花。白光阿姨是能手，可以纺四两，每人织1．5丈布，她可以织3．2丈，朴实又䏻干的白光阿姨受到表扬和奖励。我也帮我妈整理领来的棉花。先是要把混在棉花里的干叶干枝等小渣子摘掉，因为有渣子纺线时容易断线，也不利织布。然后把棉花分成薄薄一层一层，最后用细高粱杆，把每一层卷成两指粗一尺左右长的空心棉卷。有一次我没做，就出去跟小孩们玩了，结果回来挨了一顿打。后来，我也学会了用手摇纺车纺线。纺的又细又匀是一等好线，我纺的线顶多是三等，所以就没让我再纺线。

1944年，在北坡西红柿地里。左起：我的大弟弟段晓兴、我的大妹妹段晓陕和我（本文作者段晓岚）。

在北坡，爸爸叔叔们利用窑洞前不大的一点平地，用石头壘上边，种了几棵西红柿，这是第一次尝到酸甜的西红柿。在石楞则村，爸爸也在不大的院子边上翻出一小块地，种下几粒南瓜籽，然后由我和大弟弟管理。我们用小铁桶，到很远的山边去抬水浇灌，用小鋤松土锄杂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个小南瓜锄掉了，弟弟心痛地哭着提着小南瓜去妈妈那里告状。在石楞则村山路边，有一个接水的小水坑，或叫小水池，水是从山的石头缝流出来的。这水是这里人畜共饮的主要水源。我们和爸爸一起，把小水坑外边的杂草乱石弄掉，把土整丈平，种下菠菜籽。这里浇水方便，土地湿润，菜长得很好。我和弟弟把收获的一筐嫩绿的菠菜抬到食堂，请大家共享这劳动成果。

所以，劳动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习惯和爱好。

躲不完的飞机轰炸

让我儿时忘不掉的，还有那躲不完的国民党飞机轰炸。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开始大举围绕、轰炸解放区革命根据地。蔡家崖、北坡是晋绥军政要地，必是轰炸的重要目标。记得一次，我跟一个孩子在背后的山上玩，忽然听到飞机来了，我们赶紧爬倒在被水冲出的浅土沟里。幸亏有这个小沟可躲。飞机刚刚过去，我们也刚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还没走几步，就看见贺龙司令员和他的一个警卫员，向我们走了过来。警卫员背着长枪，他们是去打猎回来，路过这里的。贺龙伯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是谁的孩子？我说我是段云的孩子。贺龙伯伯笑着用手摸着我的头说：哦，你是段云的孩子，很好。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面对面，直接与贺龙伯伯说话。感到那么亲切，难忘。后来才知道，爸爸是隨贺龙司令员，从冀中重返晋绥的。他们是抗日战场上的生死战友。

又有一次，我和弟弟跟爸爸在河滩上正在做什么，突然，飞机轰隆隆地飞得很低很快，冲我们俯冲过来，机枪在我们头上㗳㗳地扫射。我们拚命地跑。看见爸爸边跑边骂“狗日的”，边用手狠狠地把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揪下来扔了。

在轰炸最严重的日子里，我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大家就都往后面山的山沟里走。我妈准备了半锅粥端着。我的脚前两天被烫伤了，起了大泡，走不了路，是爸爸和叔叔们把我背进山的。这个沟是两个山中间的一个很深山沟，抬头往上看，天是一长条，沟宽有五六尺到丈把宽。这里阴暗，地上还有渗出的水和湿泥，也有些石头可坐。直等到天蒙蒙黑时，我们才敢回家。

在张家湾时，我们住的离黄河边更近。我亲眼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往黄河里扔炸弹，一排排黑压压的炸弹扔下来，炸黄河里的船。因为飞机来的频繁，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有的阿姨就把纺车搬到防空洞里，所谓防空洞就是在黄土山坡上挖的直不起腰的洞，躲飞机时也抓紧纺线。

那时是这样学习的

那时没有学可上，爸爸为了教我识字，用针线将裁好的麻刀纸钉成小本子。用毛笔在小本子里写满字，也有自编的儿歌，有的还有插图，我还记得一些。有一首是这样写得：＂小小子尿炕头，背着被子找日头，日头躲在云里头，气得小小低下了头＂。我知道，这里的小小子是取笑我弟弟的。有一个叔叔，他会些美术，也给我钉了个小本子，里边有图有字。记得有一页上画着红瓤、绿皮、黑籽、还有藤和叶子，旁边写着＂西瓜＂两个字。画得真好，好像西瓜的香味都闻到了。

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阿姨把我们几个孩子组成学习班，教我们认字。地上支一个自制的黑板，阿姨老师在上面写字，教我们怎么读和写，我们坐在窑洞的土炕上，跟着读，左手托着黄土沙盘，右手拿着小树枝在上面练习写字。

1949年秋，11岁的我（本文作者段晓岚）随父母亲南下前于临汾。

后来蔡家崖成立了小学班时，我也上了几天，但很快我们又住到了石楞则，太远了，又没学上了。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十岁了，才正式上学。那天早晨，是爸爸亲手拉着小毛驴，驮着给我带的行李卷，领我走过河滩，从石楞则到北坡，把我送上马车。和另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女孩一起，到几百里外的贺龙中学附小去上学。终于有学上了，真高兴，我多么渴望上学。坐在马车上，看着沿路的风景和天上的飞鸟，一会儿又跳下车，跑到路边摘些野花，插在马车的帮上，一路上很激动。因为已学了一些，上的是二年级。几十年后爸爸问我，有没有看见他在给我整理驴背上的行李时流泪了。那时只顾高兴了，哪里在意父母的心，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难过。

永远怀念叔叔阿姨们

那些与父母一起共同战斗的可亲可敬的叔叔阿姨们屈健、郝明、白光、季医生、罗医生、侯荻、方正之、姜宝箴、龚逢春、楼化蓬、庄静、呂新民、张育英、袁野、袁瑛、韓向黎、王大姐（王亦侠）、郭明秋、桑一伟、崔光、李质、丛一平、梁膺庸......还有很多。他们一心为国家，为人民，不顾个人的安危，不计得失，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精神，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里，他们的光辉榜样，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后人。那时虽然很艰苦，但我不觉得苦，只觉得在革命大家庭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暖和友爱。叔叔阿姨们像自已的亲生父母一样亲。同生死共患难结下的革命情谊，让我怀念一生。

1948年，叶石叔叔的长子小波（左）和我的二妹妹段晓峤（1946年生于兴县张家湾）在北坡。

还有很多事记在我儿时的心里忘不去。叶石叔叔和冯佩璋阿姨的儿子小波，奶奶带他在黄河边玩，不幸被水冲走了。那时他们家就住在黄河边的黑峪口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侄女任洪年是烈士的孤儿，听说烈士从前线捎回来的遗物，是一条毯子和一只吃饭的勺子。

左起：烈士二女任洪年、叶石叔叔、烈士长女任洪波。照片提供：任洪凌

我在贺龙中学附小的一个同学叫刘寄星，他也是被寄养在老乡家长大的。他的头比较大，常流着鼻涕。对我带来的爸爸和叔叔给我编写的书，特别感兴趣。读完后还高兴地问我：还有没有？巧的是，后来我们在重庆巴蜀中学和北京大学几次偶遇，我们竟是巴蜀和北大的校友。最后一次见到時，他已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博士了。

晋绥这片黄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父辈们浴血奋战的地方，永远铭记。这里的老百姓是养育我们的恩人，永世不忘。这里是英雄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他们为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永载史册，永被颂扬。

第一张全家合影照

这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深秋，我整七岁，大弟弟五岁多，大妹妹两岁多。爸妈带着我们去兴县城里，照第一张全家合影。从北坡到兴县城有几十里路，我们骑马去的。三匹马，爸爸抱着大弟弟，妈妈抱着大妹妹，我自己骑一匹。去的路上还顺利。

7岁的我穿着绣花鞋照的第一张全家像。左起：母亲张枚、大妹妹晓陕、我（本文作者段晓岚）、父亲段云、大弟弟段晓兴。

照像舘很简陋，我们坐在用石头支的长板凳上，不夠长，我妈坐的是放倒的破旧木凳，背后拉着一块黑布。我手里拿一个核桃，大弟弟拿一个花生，＂卡嚓＂一声，照完了。那天，我们穿的当然是最好的衣服了。特别是我，穿了一双新的绣花鞋。这是老乡大娘送给我的，因为她家的女儿不幸病故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穿绣着花的鞋。明明穿着有些小，脚指伸展了顶得有些痛，嘴上还说合适，能穿。

照完像返回时，天几乎黑了。当走到蔡家崖时，在不远的对面，开过来一辆小汽车，那灯照得人眼睛看不清路和前面的东西。我骑的马受惊了，又叫又跳，直往旁边的地里跑。爸爸很快骑马追上来，拉住了马缰绳。我被吓坏了，但我紧拉着缰绳没有被甩下来，只是绣花鞋掉了一只。其实不怪马，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剌眼的灯。找到了鞋，穿上，马也平静了，我们继续回家。

写于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文作者系中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长女段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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