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上）

发布日期：2019-07-11 09:4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郭友苏

-----郭维屏山西抗战的生死劫难

和平年代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为实现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社会在前进，人类在发展，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前进中虽有不和谐、不平衡，不尽人意之处，但多为历史积累遗留，而且都在逐步解决之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和平年代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为实现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是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社会前进发展中，必然遇到，但终能攻克,战胜解决的。更是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建立建设新中国后，“在西天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的一难”。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是必胜的。

纵观父亲郭维屏革命战斗一生的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苏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城市损失百分之百，而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全国到处一片白色恐怖。郭维屏冒着砍头入监危险，迎着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于1934年7月，毅然参加推翻旧制度的中国革命，加入“非法”组织----中国共产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亲历与日寇真枪实弹拼杀，亲历同国民党阎锡山政权斗争，历经旧军队顽固派摧残打击，历经汉奸、兵痞、土匪暗害捣乱。不怕苦难，不怕牺牲，英勇果敢，顽强斗争。始终奋战在最危险、最艰苦斗争的第一线，始终保持旺盛革命斗志，始终保持坚定革命信仰，始终保持斗争最佳状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坚决完成组织交给各项任务。建国后，他参加新中国建设恢复，参加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参加国防军工尖端生产发展。经历各次政治运动，遭受“社教”、“文革”等运动冲击。特别是“文革”七年摧残迫害，虽失去人身自由，但坚定信仰，坚持操守，坚守道德，坚信正义战胜邪恶，坚信国家会继续向好。迎来了粉碎“四人帮”胜利，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天，继续奋战在国防军工企业最前线。

回顾中国近代发展历程，回顾中国共产党苦难、曲折发展史，回顾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历史道路，会发现历史上无数次提及：山西和八路军，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无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还是日寇南下全面侵华，抗战期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山西，都与山西的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有关。

山西是八路军的摇篮，又是八路军的发源地、立足地、发祥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通过山西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山西是八路军开拓华北、华东、华中等根据地的出发点，是拱卫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战略屏障，是多种游击战法的发祥地、实践地。更是日寇战败投降后，共产党领导八路军，进行战略大反攻的总基地与总指挥部。山西是中国开展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是山西人民支撑、养育了八路军部队，八路军也保卫了山西。山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卓越贡献永垂青史。

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侧而得名。山西地处华北西部，地貌总体属黄土山地高原。山西北部地区比较寒冷，冬季漫长，寒冷干燥，春季日照温差大，风沙多而干旱，不利庄稼成长。晋西北（晋绥）地区，崇岭起伏，连绵不断，地貌多丘陵、山地、盆地，丘陵占大部分，可耕种面积少。黄土高原，秃秃荒山，座座相连，十年九旱。缺少植被，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地瘠民穷。

1937年秋，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移师异地，前敌抗战，三个师都有很多具体困难，但最艰难、最困苦的当属120师，120师被分在晋西北（晋绥）地区驻扎。时任120师师长贺龙，看到晋西北自然环境，曾感叹戏谑道：“晋西北，鬼都不下蛋的地方，阎锡山把我们派到这里驻扎”。地域环境之艰苦，可见一斑。另据1945年9月，抗战结束时，总部对各根据地资料统计显示：

115师主力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人口有2800万人口；

129师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有2400万人口；

晋察冀根据地有2500万人口；

120师所在的晋绥根据地仅有320万人口。

1937年8月，八路军进入山西时，三个师实力相差无几。八年后，三个师所在的根据地，仅人口数量一项，就出现很大差异。问题主要根源：部队驻扎地域的自然环境是否利于人类生存。同时也是多大的池子养多大的鱼，多大的地盘养多少的兵。自然环境制约发展，生存条件决定一切。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如同现在的大西北，不能同东部沿海地区，来比较人口密度，比较人口流入流出，比较经济发展指标。当然还有历史积淀人文环境，以及政策扶持和人的因素等等，都无法提及与相提并论。

山西省阳曲县，在古城太原北部，位于晋西北（晋绥）最南端。阳曲因汾河过境之曲而得名，是山西最古老县份之一，史称“三晋首邑”。阳曲县东、西、北三面环山，扼晋要冲，号称太原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民国初期，山西省省会设在阳曲，地图《中华民国全图》，对阳曲标志的字体比太原大。阳曲县地形地貌特点也是：山多、丘陵多、平川少。它是山西中南部地区人民，去内蒙古“走西口”的必经路线，也是晋南、晋察冀地区，通往晋西北（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忻口战役后，日寇挥兵南下。他们为了永久统治占领山西，就要消灭山西的抗日部队。而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等新军，则是日军最想要消灭的“敌人”。日寇采取“铁壁合围”、封锁围困等办法，封锁太原至晋西北（晋绥）的通道，封锁必经之路的阳曲县，在阳曲全面推行“强化治安”。到处建碉堡、筑岗楼，派重兵驻扎守护。把阳曲平川地区占领，又把通往山区交通要道的关口、山庄、窝铺，建立碉堡与岗楼据点。日寇通过蚕食政策，分块围困，步步紧逼，把阳曲县主要地区，几乎全部占领。日军装备充足，战斗力强，多年觊觎中华，军事早有准备。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战斗力很弱，从无侵略外国的贪欲，善良恐日的情绪严重。抗日斗争一直在被动中进行。如开展大规模阵地战，实行硬对硬相对抗，已不适于华北抗战。只有坚持持久战，坚持全民抗战，才是当时唯一出路。

抗战过程极其艰难困苦，抗战胜利极其来之不易。抗战绝非现在电视、网络“抗日神剧”所描述，不是那样简单、诙谐、轻松、搞笑，是非常艰难、困苦、耗时、耗财、耗命的。一些不尊重历史的人，为了博眼球，求收视率，置历史史实不顾，随意发挥想象，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把一场侵略者大举入侵，大肆抢夺中国人耕地，疯狂屠杀手无寸铁中国平民，疯狂掠夺中国矿产、森林、资源，血淋淋牺牲3500多万人民，毁坏几百万平方公里居所，奴役四万万人口，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达620多亿美元，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的罪恶侵略，编撰成部落、族群之间的恶搞游戏剧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对历史的不尊，对逝者的不敬。这是对正义与非正义，对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对传统道德的践踏亵渎。从1874年到1945年，整个日本侵华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累积人数至少达2.8亿，经济损失50万亿美元。把耗时八年（东北是十四年）之久的全民抗战加以恶搞。“抗日神剧”置外敌入侵这一史实不顾，侮辱、搞笑抗战祖先和英烈，抹黑中华抗日英雄历史。宣传抗战诙谐、轻松、容易，吹嘘我军战士人人武艺高强，贬低日寇个个草包废物，日军都是不堪一击。误导当今年轻一代和后人，实在有悖史实。牢记历史，不忘史实，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事求是，诚信立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才是一个诚信国家，一个负责任大国与民族应有的态度。

一、受命极端危难奔赴险恶阳曲

郭维屏来阳曲抗日之前，阳曲曾发生过重大惨案。1938年2月，旧历大年初三，县政府警卫队内收编的散兵叛变，致使县警卫大队队长王春红（江西籍老红军战士）、县委工作团长牺盟会阳曲分会特派员张秉国等4人被叛兵杀害。叛变的警卫大队，裹挟一部分人员逃走。外来阳曲的干部被迫全部撤离，阳曲县牺公联合会（牺盟会与公道团合并为一体）停止活动，阳曲县共产党组织被迫暂停活动。

1938年下半年，阳曲形势更加险恶复杂。境内大部份抗日游击队经改编，随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走。阳曲县地方党组织及政、军、群、统等，均被阎锡山政权和旧军队冲击破坏。特别是1938年9月后，阎锡山当局重新接管阳曲，共产党只能转入地下，进行一些秘密活动。

1939年3月后，日军对阳曲反复进行“扫荡”，疯狂残害人民群众，袭击屠杀抗日武装力量，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复杂险恶的阳曲形势更加严峻。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与牺盟会、动委会等又遭严重破坏，秘密的中共阳曲县工委已经撤销，共产党全部转入地下。中共晋西北静乐中心县委，先后派两任阳曲县工委书记，秘密进行工作。整个阳曲仅有很少党员坚持，阳曲革命进入历史最黑暗的低潮。共产党被迫活动在边缘区域，而且经常变换居住地点。党员相互之间联系，除了假名字，就是一些代号来称谓。所谓各个区域的某某组织，实际也是空架子。包括阳曲县委书记，也只能以牺盟会的协助员身份出现。共产党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整体形势处于敌强我弱。

1939年6月7日，八路军358旅独立一团，在阳曲西庄村召开庆功会，准备进行整训。突然被从静乐、太原、关口方向开来，计2000余日伪军包围。并有敌人三架飞机配合凌空轰炸，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八路军部队突出重围转移。我方干部、战士牺牲100多人，当地群众被杀害23人，烧毁房屋800多间，烧掉粮食500多石，抢走牲畜300余头，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在这样阴云密布，险象环生情况下，郭维屏受牺盟会总会常委李力果委派，离开抗日烽火燃烧的神池大地，由牺盟会岢岚中心区，调太原中心区工作，到阳曲县开辟新的抗日战场。1939年5月（郭维屏档案记载时间），来到敌情复杂，诡异莫测的阳曲县。他带着上级嘱托与历史使命，带着继续随时准备牺牲，随时为抗日捐躯。带领协助员苏爱卿、赵都、郭良、王惠民等同志，来到已经一年多时间，没有牺盟会特派员，没有共产党组织领导活动，敌情更加诡异复杂，抗日救亡已经偃旗息鼓，抗战处于最黑暗最低潮阳曲县，继续挑起牺盟会特派员千钧重担。

二、聚集革命力量再造阳曲牺盟

1936年牺盟会徽章

郭维屏一行来到阳曲县，来到县牺盟会驻地西沟村。西沟村现位于太原古交市偏西，在马栏镇西侧，是屯兰川上游的边沿地带，也是吕梁山脉的最边缘区域。西沟村离古交不到二十公里，离交城县最近，离阳曲县城则很远。抗战初期，西沟村隶属于阳曲县管辖。

西沟村自然形成，傍山而建，北面是静乐，西面是娄烦，东面是清徐，南面是交城。西沟村坐落在阳曲县最西端的山脚下，曾被阳曲县、古交市交替管辖。与西沟村毗邻的营立村，抗战时期曾是交城县牺盟会驻地。华国锋同志1940年曾在此驻扎战斗，这里也是筹备交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所在地。

西沟村距郭维屏安息地----太原晋祠天龙山，直线距离大约40公里，站在天龙山顶，即可俯瞰西沟村。

郭维屏来到西沟村，见到仍在继续坚持的牺盟会人员，见到了协助员、秘书等各位同志。大家对他的到来非常高兴，一是上级终于派来新特派员领导，结束了阳曲县牺盟会没有领头人局面；二是对敌斗争有了主心骨，革命斗争有了新依靠，大家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大家不仅钦佩有加，更扫萎靡不振低落状态，又开始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旺盛。

（一）智斗斡旋立足艰难困苦抗日

郭维屏来到阳曲，发现制约阳曲牺盟会抗日的首要问题，竟是牺盟会人员生存吃饭问题。

和平年代人们衣食无忧，不存在挨饿与没饭吃，更不知道没饭吃挨饿滋味。但在上世纪初，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华夏战火不断。整个国家物资极度匮乏，民众生活极其困苦。粮食一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食物。抗战初期，按照山西省政府安排，各县牺盟会粮食由当地县政府解决。阳曲县由于县牺盟会特派员被杀害，后续县特派员一直派不过来，所以很长时间县政府不给牺盟会拨付粮食。阳曲县牺盟会，只能由协助员向所在地村闾长求助，每天以私人关系借给一些，勉强维持生存。

了解情况后，郭维屏焦急又愤慨，立即到阳曲县政府交涉。向他们说明情况，陈述解决问题理由。重申：牺盟会由阎司令长官亲手创办，阎司令长官亲自兼任会长，阎司令长官对牺盟会十分支持，希望贵县（政府）也要支持我们，按山西省政府部署安排，为我们提供必需的生活方便，解决牺盟会机关人员口粮。

他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闹僵关系，不破坏“统一战线”的原则。经几番艰难交涉，甚至发生激烈言辞交锋，直至提出要向阎锡山进行控告，他们才答应帮助解决粮食。

在1937年初，郭维屏曾在牺盟总会特派员训练班学习。特派员学习结业下派各县之前，牺盟总会发给每个特派员一张小卡片，卡片写有阎锡山代号与化名，还有特派员真实姓名。要求如遇特别重大事项，特派员可与阎锡山本人直接联系，可以揭发控告山西任何人。这是阎锡山授予特派员的“尚方宝剑”，也是阎锡山整顿吏治，治理山西官场恶习，革新山西新政的独有举措。旧官吏静乐县姚淳县长，捡举郭维屏把阎锡山下发100条枪，违规交与八路军使用，造成阎锡山亲自追查，轰动山西牺盟会的“静乐事件”。郭维屏接到勘讯追查电报，连夜翻山越岭，从静乐赶赴太原，勇闯二战区长官行营，在牺盟总会薄一波、牛荫冠、雷任民等同志，和中共山西省工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武永祥，鼎力支持帮助下。郭维屏慷慨陈词，英勇无畏，终化险为夷，解决了“静乐事件”。依靠的就是这个“尚方宝剑”。他见过大场面，经历过大阵势，有对答阎锡山高官盘诘问询的经验。因此，斥责阳曲县旧官吏，也底气十足，更气度不凡。最终，在英勇无畏，理直气壮，和斡旋努力下，旧官吏终答应供粮食给牺盟会，由各村公所对牺盟会予以拨付。解决了一年多以来以来，制约阳曲县牺盟会，生存生活的粮食问题。

粮食虽然解决，旧官吏内心很是不服，他们继续暗中作梗。利用手中权力，把牺盟会救亡活动区域，分配限制在阳曲山区和偏远地带，用恶劣的环境折磨牺盟会。他们救亡活动环境恶劣，山峦起伏，交通不便，生活极其艰难困苦:

1、食物短缺。县政府拨付粮食数量少，品种单一，只有些黑豆、旧小米、莜面和山药蛋。郭维屏他们只好找些黑豆糁糁、糠炒面、苦菜、杨叶子补充。黑豆糁糁饭是把黑豆用水泡开去皮，将黑豆碾成小颗粒，添些水煮成黑豆干饭。其味道极其苦涩，既难嚥又难消化。黑豆糁糁过去用来喂牲畜，却也成为牺盟会主粮。即使这样，黑豆糁糁也经常短缺，大家只能采摘野菜与树叶，喝黑豆煮的稀饭充饥。不像现在各种食品，主食、副食品种花样繁多，应有尽有。

2、没有棉花布匹。不仅没有食盐、面碱、火柴，而且冬天没有棉衣御寒，夏天没有替换单衣，大家穿衣补丁摞补丁。郭维屏经常诙谐说：“我们是老虎下山一张皮”。由于人长期不吃盐，走路也没有体力。许多同志患上浮肿病，有的患上了夜盲症，生活极其艰难困苦。虽然生活异常艰难，但大家斗志旺盛。为了抗击日寇侵略，为了保卫家乡，没人计较生活艰苦，没人考虑个人得失。更不怕流血牺牲，心甘情愿，自动自觉，为打鬼子奉献个人一切。这与搞笑的“抗日神剧”大相径庭。抗战人员穿的不是绸缎衣褂，吃的不是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更不是动辄喝酒聚餐。在那个年代能够生存生活下来，就已经相当相当不易。

（二）培训抗日骨干重建牺盟组织

他们在西沟村建立救亡宣传室，通过刷写标语、出墙报、集会演讲、演戏、唱歌，扩大牺盟会在群众中积极影响。利用各种传播形式，向村民们宣传抗日救亡。号召村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参加抗日组织牺盟会。说服地主与村民们合理负担。帮助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村民生活。组织恢复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富裕农民、地主与乡绅，共同抗日救亡。

在既没有可用教材教具，又没有办公文具，更没有办公经费情况下，郭维屏用自己津贴购买宣传用品，亲自撰写宣传教材讲义，自己动手刻钢板、印材料。面对面向村民们讲述日寇侵华罪行，陈述日寇在阳曲的种种暴行，宣讲牺盟会组织宗旨，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地主、富农放眼长远，舍弃眼前一些利益，开仓济民，借粮食给农民度过春荒。组织牺盟会工作人员参加劳动，帮助村民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赢得了广大农民好感与信任。

村民们信任牺盟会，踊跃参加牺盟会，牺盟会基层组织很快得到恢复。此项工作做法在其他各区、乡、村推广起来，各区、乡、村都建立了牺盟会基层支部或分部。牺盟会恢复重建，犹如一团熊熊大火，把阳曲民众爱国激情点燃，民众抗日爱国热情积极高涨。

在驻地的西沟村，还开展了训练牺盟会骨干村干部活动。

他们先后在阳曲大川西沟村、胡家峪村、张家山村，举办组织三期牺盟会骨干培训班。没有食物食品，参加培训的骨干们，就从家里背粮食参加培训，大家混在一起吃搭伙饭。没有干部群众之分，没有长官百姓之别，大家都一样生活。都是生活没有盐，没有面碱，没有火柴，没有调料，没有蔬菜、没有副食、没有水果，更没有肉类和食用油。在恶劣的的环境里，经常是水煮食物，或者把生面炒熟，就着凉水干吃炒面。

培训班培训干部40余天，培养出150多名骨干力量。生活环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同志们抗日热情高涨。大家刻苦认真，学习用心努力。培训班的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阳曲牺盟会骨干力量。

胡家峪村训练班张文选、雷治贤等骨干同志，在后来阳曲革命事业中，做出重要突出贡献。特别是张文选同志，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曾任阳曲县四区（大川邢家社一带）区委书记。1941年9月，日军包围张家山村，丧心病狂的刺死、刺伤农民群众。为保护群众安全，关键时张文选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勇斥责日寇：“不许胡来，我是八路”。被日寇抓到古交据点，惨遭各种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这三期牺盟会骨干学员，在阎锡山发动反共“晋西事变”时，阳曲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携手，共同武装自卫反击，在打击顽固派、投降派，建立阳曲县、区、村抗日政权，起到了储备骨干积极作用。更为后来建立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积蓄革命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直至取得抗战胜利，打下坚实良好的组织人员基础。

薄一波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财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2007年1月逝世。

牛荫冠同志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北京商学院院长，1992年5月逝世。

雷任民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内务部办公厅主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与党组书记，2005年1月逝世。

武永祥同志曾任山西省工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40年8月牺牲。

三、职务掩护秘密虎穴狼窝斗争

郭维屏来阳曲开展抗日，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出现，其他同志则以牺盟会工作人员出现。大家都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还没有执掌政权，虽然实行国共联合抗日，现实中，除陕北延安等极少数地区，整个共产党在全国仍处地下状态。即使是山西，这个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开展较好的地区，蒋介石、阎锡山也不允许共产党组织进行活动。1936年，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前，山西大多县、市已没有共产党组织。特别是经过1928年、1931年、1933年、1935年数次大破坏，山西全省仅有正式党组织联系的党员一百来人。其中在太原市有七十多名党员，而且学生、教职员居多。即使在共产党活跃的省立国民师范（郭维屏母校），包括郭维屏在内，约有党员二十多人，整个山西尽是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时期，党组织纪律要求，不得暴露党员身份，不得随意接转组织关系，更不许党员之间彼此横向联系。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更实行残酷镇压。1939年4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也积极部署反共。大敌当前，不御倭寇，同室操戈，相煎太急。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无论日寇占领沦陷区，还是国民党政府国统区，以及中间地带敌后游击区，共产党一直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欲必除之而后快。共产党员一旦身份暴露，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郭维屏党组织关系在牺盟会太原中心区。他不能联系阳曲地方党组织，也不知道阳曲党组织在哪。初到阳曲特殊时期，没有党组织生活可过，没有上级党组织来领导，孤身一人，全凭信仰，依靠忠诚，坚持斗争。既要防明枪，又要躲暗箭，还要提防“友军”突下毒手。敌情形势极其诡异复杂，终日与日寇“虎狼"相临。他每时每刻紧绷神经，不敢懈怠，不敢大意，更不许出错。在恶劣生存环境下，要与日寇、汉奸、土匪战斗，还要与“友军”斗勇斗智。

那个特殊难忘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其他系统派到阳曲的党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也都以牺盟会名义进行。只有牺盟会是当时“合法”组织。大家都打着牺盟会旗号抗日，都以牺盟会名义做掩护，“一顶帽子大家戴”，“一杆大旗众人扛”，就是当时真实写照。

根据牺盟总会要求，牺盟会协助员、秘书和主任的工作，由牺盟会特派员直接安排。初始，郭维屏正常安排工作给各协助员、秘书、主任们，也包括协助员杨新同志。杨新1939年1月来阳曲，比郭维屏早四个月到这里。郭维屏不知道杨新是不是共产党员，由于组织纪律所限，不能询问对方政治身份。后来中共清（源）、太（原）、徐（沟）、阳（曲）中心县委书记肖靖同志，专程来到阳曲县，联系郭维屏并接上组织关系。谈完工作安排后，肖靖建议郭维屏，以后不要再安排杨新具体工作，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郭维屏此后，就不在安排杨新具体事务。郭维屏与杨新彼此心照不宣，按照上级新的部署，分工合作，密切配合。

有次，郭维屏看到杨新在与一位八路军窃窃私语。事后得知，那位八路军叫毛少先（毛碧浩），曾担任过阳曲县游击队支队长，现已调回八路军主力部队，他们谈的就是研究如何壮大八路军。郭维屏有些不解，向杨新问道：“阎锡山不是早已下令，停止扩大八路军了吗？”。杨新笑着回答“是啊，咱们不是搞扩军，这是（搞）归队呀，把在八路军里当过兵，后来回家回乡的，经过说服教育，动员他们自觉归队，重返抗日前线。这种说服教育工作，就是归队运动，这些日子就是这样执行的。”

郭维屏很欣赏杨新的做法，感觉这个办法很好，能在阎锡山眼皮底下，悄悄把扩军工作搞活搞好，就积极配合杨新一道进行开展。一次，他们在阳曲某村，动员三个原八路军战士归队。因村中族长作梗，有战士犹豫不决，无法再回部队。说服工作作了不少，族长就是阻挠，双方尴尬起来。郭维屏起身活动身子，在院里缓缓踱步，见老槐树麻雀叽喳直叫，掏出手枪，随手一枪，麻雀中弹跌落下来。村族长大惊，连说八路军长官好神枪，百发百中，跟着八路军肯定错不了，娃娃们还是回队伍吧。这三名战士又重新归队了。

郭维屏与杨新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把阳曲扩军搞的扎扎实实。短短几个月，毛（少先）支队就把一批又一批的兵源，陆续送到主力部队。这在当时阎锡山明令禁止情况下，还能为八路军继续扩军招兵，在晋西北，在整个山西，都是无法做到的。这是阳曲抗战扩兵工作新创造，也是郭维屏与杨新联合携手，机动灵活地应对阎锡山政令，共同完成上级任务，为壮大八路军队伍，做的新贡献。

李力果同志系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之子，建国后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5月13日病逝。

杨新同志建国后曾任西昌（四川）省昌都地委第一书记，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干部司司长，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五机部）政工组组长（政治部主任），1974年2月逝世。

四、晋西北敌情诡异救战友奋不顾身

抗战初期，阎锡山也是支持八路军开展各项工作。他请八路军来山西，是用八路军军事力量，保护他的山西地盘，保存他的晋绥军实力。八路军在前线与日寇厮杀，他对八路军却心存顾虑。他既用八路军替他敌御日寇，又防备八路军占他地盘。矛盾心里虽然纠结，总体上还是给予很多必要帮助。随着抗战形势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开赴山西，实行独立自主游击战、运动战，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英勇打击日寇侵略者，陆续收复一些曾陷落的地域。阎锡山旧官吏逃跑后空白区域，八路军委派一些县长。民众支持拥护八路军，八路军队伍发展也很快。阎锡山担心自己地盘受损，觉得请八路军来山西，搞“守土抗战”，自己要吃亏。担心自己对牺盟会、决死队组织要失控。随着中央军与日军战事接连失利，阎锡山悲观情绪逐渐增加，产生了妥协投降日军想法。阎锡山主观上也由联共抗日，积极发展决死队新军组织，转为排挤八路军，瓦解限制决死队新军队伍。而且，日寇对阎锡山诱降活动一直秘密进行，他们利用阎锡山曾经留学日本，通过各种关系渠道，劝说拉拢并诱降阎锡山。阎锡山也派人与日寇秘密接触，达成了准备投降协议，欲将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日军承诺，将晋绥军将领私人住宅与财产完全予以归还，日军负责提供给阎锡山晋绥军所需枪支弹药，帮助铲除消灭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等阎锡山遂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逐步发展到反共降日。“秋林会议”是关键转折点。秋林会议后，阎锡。山积极准备力量，寻找各种机会准备“解决（消灭）牺盟会和新军”。阎锡山在秋林会上，大肆宣扬“不能说汪精卫先生是汉奸”，未来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散布要“防止下雨，准备雨伞”等露骨投降反共言论。并唆使其党羽在下面四处散布，“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倡言取消牺盟会、取消决死队、取消抗日群众团体，要“恢复到抗战前”的样子。甚至公开提出了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驱逐八路军”等反共口号。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改变侵华方针，对国民党实行诱降为主，进攻为辅，分裂抗日阵线，瓦解全民抗战，主要矛头指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政府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向消极抗战。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将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制定一系列反共具体办法。从军事上、政治上，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其抗日武装力量，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惨案，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在山西就是要消灭牺盟会，消灭决死队等新军组织。

决死队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的简称。是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牺盟会在山西组织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这支新型抗日革命武装，同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样，名义上归属阎锡山领导，表面上是阎锡山的军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牺盟会与决死队就是一家。

决死队的组建和牺盟会一样，都是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成立。决死队又称新军，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山西牺盟会基础上组建成立。初时，只有1总队，到1938年上半年，发展成为4个纵队。后来包括“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保安旅”，以及牺盟会领导建立的各地游击团、队、自卫队等革命武装，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的新军队伍。决死队成员，一半由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政训练班改编，一半是太原失守后新招收人员。前者都是富有民族意识、热心抗日的知识青年，后者都是有觉悟、决心牺牲救国的优秀工农分子。决死队成立伊始，全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种制度，除去八路军以外，在其他军队中是很少有的。决死队里政工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队员全是牺盟会会员。即使在旧军官当中，近半数成员以上，也是牺盟会会员。因而，决死队是牺盟会自己的武装，是以牺盟会政治纲领武装起来，抗日杀敌的一支人民军队。

秋林会议结束，阎锡山秘密授意属下，调训各地军、政、民骨干，收买一些失意分子，寻机滋事，制造摩擦。在各地建立“敌区工作团（敌工团）”、“政治突击团”、“山山铁血团”等暗杀组织，伺机准备摧毁打击牺盟会，消灭决死队新军等抗日力量。这股蓄意妥协投降，预谋制造摩擦的阴风，在阳曲县则更有另外一番表现。

（一）、“友军”借机发难枪口直指牺盟

1939年12月某日下午。阎锡山军队暂二旅十几名战士，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突然闯入阳曲牺盟会驻地。声称奉暂二旅薛文教旅长手谕，带特派员郭维屏，到暂二旅旅部问诘。此时，郭维屏因下乡村活动，未被他们未抓到，于是抓走一名牺盟会协助员。抓人理由：阳曲县牺盟会与精建会（阎锡山1939年6月，在各地成立的特务机构），双方合办小报有消息报道失实，给暂二旅名誉带来损失，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事情引起系县牺盟会一文书，到古交镇办事，听暂二旅人员讲：“暂二旅靳军需（官），于某月某日投敌（日寇）”。文书听后经未核实，就在牺盟会、精建会合办小报，刊发此款消息。不料此事发酵，暂二旅旅长薛文教借题发挥，矛头指向牺盟会特派员郭维屏。

郭维屏觉得暂二旅虽是阎锡山地方保安部队，抗战期间，也算牺盟会和决死队友军。即便一条地方油印小报消息失实，不至于全副武装抓人，更不应来抓特派员本人。处理小报报道失实，办法多种多样，最多发个来函致歉，纠正失实即可。况且，小报系牺盟会与精建会合办，出现问题理应双方共担。不该只抓牺盟会一方，对精建会则不管不问。而且把抗日组织牺盟会人员，当做罪犯处理，协助员被关押在旅部禁闭室。

现实中，牺盟会与暂二旅又互不隶属，各有上峰主管。发生纠纷，本能商谈解决；即使协商不成，也应通过各自上峰解决。现在，突然武装抓人，显然蓄谋已久，是故意寻衅，故意制造摩擦，故意破坏抗战的汉奸行为。暂二旅旅长薛文教，曾做过“山西第八行政区行政督察副专员兼阳曲县县长”是铁杆反共、反牺盟会份子。他不许阳曲县有共产党组织存在。他一直对郭维屏恨之入骨，恨他把阳曲县牺盟会恢复重建，恨他在阳曲县县政府，为解决牺盟会粮食问题，当众批评斥责自己，使自己威风颜面扫地。薛一直怀疑郭维屏是共产党，只是碍于没有证据，无法动手谋害。此前，阳曲县发生的共产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县委工作团团长、牺盟会特派员被杀害，县警卫大队叛变动乱等，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都是薛文教策划和实施。

想到这里，郭维屏顿觉问题相当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1.即刻派人向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口头报告阳曲发生紧急情况；

2.立即与距县牺盟会最近的决死四纵队联系，请求派兵支援；

3.布置牺盟会人员，做好危机应变准备，不与暂二旅人员正面接触；

情况上报后，上级立即批准郭维屏的紧急处置办法，并着郭维屏即刻转移，转到八路军工作团驻地暂避，确保郭维屏人身安全。

郭维屏谢绝上级对自己的关爱，决心继续坚持岗位，与大家共度危机。他们立即分头行动，一方面，着专人起草书面紧急情况详细上报；另一方面，向决死四纵队请求部队武装支援。

郭维屏亲来到决死四纵队十九团，找决死十九团团长冯基平同志，说明情况与事态紧急，请求给予部队支援，要率队进行武装示威。冯基平同志是老熟人，郭维屏组建并兼任过支队长的----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在1938年3月，与日寇进行晋西北的虎北战斗后，就整体编入决死四纵队十九团。（十九团最后几经转换隶属，被编入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主力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冯基平听闻情况，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感觉薛文教确系制造摩擦。根据党中央打顽固要“有理、有利、有节”和”针锋相对原则，同意借部队给郭维屏，到暂二旅进行武装示威，并且也做好应急与接应战斗准备。

次日上午，郭维屏率决死十九团两个连，近300人队伍，同决死十九团杨教导员一起，来到暂二旅旅部，进行武装抗议示威。战士们精神抖擞，步伐整齐，高唱决死队队歌《抗敌决死进行曲》：“把刺刀上起来了，把枪口瞄好准，向前，向前，在战场上，我们永不后退------”。郭维屏与杨教导员并肩走在队伍最前面，雄赳赳，气昂昂，斗志极其旺盛。部队来到暂二旅旅部门前，郭维屏领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战士们齐声积极响应，高声呼喊“一二三四”。两连的决死队战士，迈着整齐有力步伐，随着铿锵有力呼声，围着暂二旅旅部，由南向北兜了一大圈，又从东向西兜了一大圈。整个示威队伍，围绕暂二旅旅部，来来回回，整整兜大圈，进行武装示威。引得很多围观群众，放下手里活计，前来驻足观看。见暂二旅亦没有任何反应，郭维屏他们即率队返回决死十九团驻地。

由于进行武装示威，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得到初步缓和。暂二旅再无人过来捣乱，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

全国抗战爆发后，由薄一波创建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山西新军。

（二）“友军”再施阴谋康世恩虎穴救友

一星期过后，暂二旅又派人来到牺盟会驻地，说请郭特派员到旅部，把扣押的牺盟会协助员领回。郭维屏知道此中必然有诈，事情不会那样简单。但如果他不去暂二旅，被关押同志何时才能释放。思来想去只能置个人安危不顾，只身单人来到暂二旅。到达暂二旅旅部后，郭维屏也被软禁扣留。

获悉郭维屏特派员被暂二旅扣留，牺盟会总会和太原中心区，很是意外震惊。太原中心区负责人康世恩，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阳曲突发事件。

经研究，康世恩作为牺盟总会领导亲自出面，专赴暂二旅旅部，向薛文教进行当面交涉，力争阳曲突发事件和平解决。

八路军战士荷枪实弹紧急出动，列队疾步穿过观音堂的门洞，奔向战场。

为提高胜算力度与把握，康世恩先到了关头村。来到决死四纵队驻地，同决死四纵队雷任民纵队长，专题商量具体营救方法、步骤，也做了最坏的应急应变军事准备。研究商量后，由康世恩携雷任民纵队长写给薛文教的亲笔信，孤身独自一人，来到暂二旅驻地天池川。

见到薛文教，康世恩递交了雷任民亲笔信，严厉斥责薛文教所作所为。陈述相关利害后，警告薛文教：“你们所作所为是制造摩擦，是典型破坏山西抗战事件。为此，我将专程向阎司令长官控告。此事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对阳曲抗战不利，更破坏阎司令长官整体部署。我们牺盟会念你也是友军，此次专来告知，勿谓言之不预也。将来，阎司令长官饶不了你，牺盟会、决死队饶不了你，何去何从，一切由你承担”等等。

薛文教自知理亏，感觉下手确实过急过早。阎锡山正式命令尚未下达，就动手抓牺盟会特派员，事情一旦发酵，破坏阎锡山整体安排，他的确承担不起。此外，决死四纵队战斗力强悍，雷任民纵队长威名大震，阳曲周边还有其他新军，以及八路军等多部队，他都不敢轻视小觑。加之康世恩同志，言辞犀利，态度坚决，正义凛然。薛文教见势不妙，只好把被软禁的郭维屏，连同扣押的刘协助员，一同予以释放。

这是郭维屏山西抗战阳曲县遭遇的第一次生死劫难。

离开暂二旅，康世恩嘱咐刘协助员，不要着急回家，先到亲戚家暂避一时，以后再联系。然后，与郭维屏一并离开暂二旅。路上，郭维屏询问康世恩情况，康世恩只说“快走，赶快走。”郭维屏接过康世恩带来的另一匹马，二人上马，疾速狂奔。大约跑了三十多里，来到一个山梁下，相靠着坐下休息，他们一边擦着汗水，一边交谈。康世恩这才告诉，山西最近发生的许多新情况。

日寇对阎锡山诱降已经奏效。阎锡山筹备反共、反牺盟、反新军步伐正加快进行。十一月底，阎锡山向旧军各部传达指令，部署准备向新军和牺盟会进攻，只待正式命令下达，即一起立即动手。骑一军、三十三军已集结待命，依城筑堡，荷枪实弹，便衣密探，遍布四野，紧盯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

近一时期，驻晋西北兴县、岢岚的新军暂一师四十四团二营叛变；阎军六十一军、十九军，已向新军小部队和牺盟会政权进行袭击；晋南地区大宁、蒲县、临汾、洪洞、赵城的县政府、牺盟会驻地被阎军捣毁；晋东南地区牺盟会干部群众一千多人被杀害。摩擦事件不断升级，屠杀事件不断发生。

决死四纵队雷任民从延安回来后，传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打顽固最新指示：“天下大乱，各自为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大家从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开展反顽固斗争。决死四纵队党委已决定，将分散在汾阳、交城、文水等各地部队，集中收拢，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靠近，将在交城的军政干校党员也全部撤出。

康世恩说：“薛文教在阳曲举动，是按阎锡山整体部署进行，但阎正式命令还没到达，他行动过急过早。在来阳曲路上，我看见有阎锡山队伍调动，沿途岗哨盘查也比往日要多。趁阎锡山的命令还没下到暂二旅，我赶过来到阳曲，就是接你一起走。目前，薛文教对你只是软禁扣留，还不敢把你咋了，（他）还不到公开与决死队撕破脸,我又有雷任民给他的亲笔信，他没理由不放你走。可谁知道阎锡山命令甚时候来呀，一旦阎锡山命令下来，双方肯定交火，到时我们都走不了啦。所以我只能说快走、赶快走，咱们一起离开危险地方。

听闻康世恩同志介绍，郭维屏惊出一身冷汗。幸亏康世恩同志来的及时，有雷任民纵队长写的亲笔信，有决死四纵队威力的坚强后盾；还有康世恩机智果敢和大无畏精神，康世恩言辞犀利，态度坚决，正气凛然。否则，自己定被薛文教扣留直至杀害。

郭维屏与康世恩相识于神池。康世恩曾是朔县牺盟会特派员，杨华甫（女）同志是朔县协助员。他们都是牺盟会初创时期参加的老会员。牺盟总会刚成立时，分为：晋北、晋东、晋南、晋东南四大中心区，共有二十几个县，后来陆续发展成十个中心区，总计有一百零三县。在岢岚中心区，郭维屏与康世恩等十几个特派员，经常在一起开会，一起学习讨论，一起生活吃住。与动委会在一起活动，共同围在动委会主任续范亭将军身边，接受续范亭教诲人生，聆听续范亭讲日本历史传说，享受续范亭说三国演义故事，与大家一起开玩笑，沐浴着革命队伍的真诚与平等。郭维屏与康世恩、杨华甫二人都很熟悉。

1980年12月，父亲郭维屏带我去北京康世恩、杨华甫家里去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与郭维屏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中间，秘书两次抱着厚厚的文件材料进来，都被康世恩伯伯挥挥手退了下去。当他们回忆起阳曲这段难忘的经历，都异常兴奋激动，嘘唏不已，连呼“好险，好险”。康世恩伯伯回忆起当时脱离险境后，他们在乡村路边一间小饭店，吃火烧（烧饼），喝羊杂割汤，一起庆祝脱险，在汤里放了好多的辣子，冬日里吃的浑身冒汗时，又都惬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1991年9月郭友苏与原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康世恩合影。

续范亭同志，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军军政学校校长；"九一八"后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1937年9月，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0年任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1947年9月病逝，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冯基平同志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兼副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1983年逝世。

雷任民同志建国后曾任内务部办公厅主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与党组书记，2005年逝。

康世恩同志建国后曾任石油部部长、燃化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1995年4月逝世。

杨华甫同志系康世恩夫人，建国后曾任石油部化工设计院政治部主任，1993年逝世。

五、打顽固获胜利薛文教被击毙

晋西事变前夕，肖靖同志来到阳曲，宣布地委最新决定：为适应打顽固斗争需要，便于集中领导开展工作，对阳曲、交城行政区划，进行部分调整：将阳曲大川一带村庄，划归交城，将交城狮子河一带村庄，划归阳曲。八路军工作团驻在大川瓦屋沟，郭维屏也准备率领大家，移住瓦屋沟附近胡家峪村。

1939年12月下旬，天气特别寒冷。郭维屏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带领协助员杨新，立即到彭（绍辉）358旅，独立二团一营驻地开会。会议特别强调，不准派人代替，不准携带随员，不准迟到。

他们即刻上路，小跑着赶赴会议场所。在路上边跑边交谈，都感觉此次会议非同一般，应该有重要战斗任务领取。跑走之间，乌云密布，冷风吹来，顷刻间，天降鹅毛大雪。他们没有冬装棉衣，穿着单层布衣裤，小腿绑着绑腿布条，被风吹得瑟瑟直抖。二人相跟着快跑，边跑边议论，靠跑步抵御风寒。迎着漫天大雪，想着重要战斗任务，兴奋地的参加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指出，受阎锡山命令，晋西北赵承绶、郭宗汾开会，部署围歼晋西北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坚决反对内战，毅然退席，并把计划内容告知我们。阎锡山为投降日本，扫清前面障碍，决意消灭决死队，取消牺盟会和动委会抗日组织，现在已经开始动手。阎锡山已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正组织队伍进行“围剿”。他配合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动员6个军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其他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在晋西北地区，调动骑一军、三十三军、游击三师、暂一旅等，企图消灭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会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立即向八路军驻地靠拢，防止敌工团、精建会等特务组织暗杀破坏。同时要求做好反顽固斗争各项准备。会议指出，即将到来的1940年，将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号召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最困难、最艰巨的考验，夺取反顽固斗争的完全胜利。

会后，按照八路军工作团要求，郭维屏他们携带随身武器，立即奔赴瓦屋沟集中，执行新的紧急任务。

到达瓦屋沟，已有二〇三旅工作队周洪涛（后任太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0年6月牺牲）、徐光远（后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牺牲）等十余名同志先期到达。大家高兴的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彼此开心的关切问候对方情况。期间，陆续又有清（源）、太（原）、徐（沟）其他地方干部到达，总共有二十余人，当晚集中在瓦屋沟待命。

半夜时分，哨子吹响，大家紧急集合，大家都没有手表，只能按照天色估计时间。清（源）、太（原）、徐（沟）、阳（曲）工作团肖靖同志讲话，宣布此次任务，到清（源）、太（原）、徐（沟）、边山，打击活捉顽固分子。这次紧急行动，就是反顽固、打顽固斗争，是全晋西北统一行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准个人单独行动。

大家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情绪亢奋，在夜色中向清、太、徐、边山方向前进。黑暗之中，清、太、徐、边山方向传来捷报，那里的顽固分子已全部被歼灭，剩余已经被俘活捉，战斗由独立二团一营解决。大家停止向清、太、徐、边山前进，又绕道古交向河口镇进发，准备到（旧）阳曲县政府所在地，去摧毁（旧）阳曲县县政府。

天将亮，从阳曲方面传来胜利消息，除（旧）阳曲县县长外，顽固分子等都全部被捉。被俘人员包括精建会特派员冯建章，以及（旧）县政府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天大亮后，大家返回部队驻地。此次共俘获顽固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在大街排队站立，一个个垂头丧气，正在等候处理。肖靖同志说，（旧）太原县县长最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派员将其押赴清、太、边山，实行镇压枪决。

陆续又得到一些消息，决死四纵队队长雷任民、独七旅政治部主任李力果、二0三旅政治部主任刘玉衡，以及其他领导金敏、刘仰峤等召开紧急会议，各团同时行动，一举逮捕四纵队里所有旧军官。在旧军官处所，搜出阎锡山授予的委任状，“忠勇抗日义勇军”印章，以及其他文件材料等。二〇三旅抓获并处决反动军官刘武铭。战斗没有结束，古交、河口方向仍是炮声隆隆。大约十点左右，炮声渐渐稀疏。二〇三旅侦察员报告，工卫旅22团和358旅独立一团一营，相互配合在三县岭一带，反击薛文教暂二旅，暂二旅1500余人已被打垮，旅长薛文教率残部逃走。阳曲反顽固斗争基本取得胜利。1940年1月23日，双方发生激战，赵承绶骑1军几乎覆灭，郭宗汾33军损失过半，旧军全部退出晋西北，从此晋西北完全被共产党掌握。

1940年1月30日，八路军129师386旅和385旅各一部，组成追捕队，连夜长途奔袭百余里，在榆次东南上下黄彩地区，终将暂二旅薛文教残部追上，经围攻将其彻底歼灭。当场击毙旅长薛文教，消灭副旅长赵武才等40余人，俘虏剩余残敌45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9挺，步枪320余支。

至此，阳曲县打顽固斗争，同全山西一样，也取得全面胜利。结束了阳曲县牺盟会腹背受敌、两面都要进行斗争的局面，即在平川要与日寇汉奸斗争，在山地要与阎锡山旧政权斗争。在整个“晋西事变”打顽固中，我方除决死三纵队稍受损失，决死一、二、四纵队和其他新军力量，在党中央和北方局与各地党委正确领导下，对阎锡山为首顽固派反动势力，都给予严厉致命打击，取得自卫反击战重大胜利。

根据斗争和统战实际需要，阎锡山虽然反共、反牺盟会，但只要他没公开投降日寇，对中国抗战还是有利的。经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笔信，出面与阎锡山进行调停，终达成和平协议。协议约定，山西晋西南地区，为阎锡山军队活动范围，新军决死队的力量撤出；山西晋西北地区，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范围，阎锡山的军事力量撤出。双方明晰势力区域，规范各自活动范围，结束了紧张敌对状态。

阎锡山名义属下的三十三个团，全部脱离其隶属领导。阎锡山地盘损失四分之三，军队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阎一怒之下，将赵承绶、郭宗汾等人撤职留用，将骑一军、三十三军的军、师长全部撤职。阎锡山本想籍此杀一儆百，惩戒下属，不料适得其反。此后，阎的部队有的直接投靠蒋介石，有的竟然投降日寇，当起了“皇协军”。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伤心懊悔不及。

1940年春，新军各部重新整编，共编为为27个团。名义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仍拥戴阎锡山的领导，但不受国民政府中央改编，实际却加入八路军战斗序列。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军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参加推翻蒋家独裁王朝，为建立新中国又立赫赫战功。

在决定对阳曲县精建会特派员冯建章，是否也要进行镇压，肖靖征求郭维屏意见。郭维屏觉得，此人虽是阳曲县特务组织头目，平日还算老实，也没有民愤，觉得杀不杀都行。就留下其一条性命，同其他顽固分子一样，经教育全部予以释放。

留下冯建章性命，却为郭维屏日后留下祸根。

在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郭维屏又被来自山西冯建章的“证人证言”坑害。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无法无天，无秩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郭维屏已经饱受摧残，身心遭到严重迫害打击。本已身心憔悴，疲惫不堪，却又因冯建章一个“证人证言”，增添了新的“历史反革命罪行”，而更加陷入绝境。

1968年夏，冯建章出具的“证人证言”，被时任国营349厂政治部主任徐同福大加利用。徐同福将其作为“特号重磅炸弹”，用以攻击已经身在逆境，失去人身自由的郭维屏。使郭维屏又遭受人生最严重的危机。

徐同福为满足其一己私利，借机煽风点火，乘乱而上。为谋取国营349厂革委会主任位置，他利用“文革”动乱，乘整个社会秩序被打破，各级组织处于瘫痪，广大党团员和老工人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人们人心惶惶之际。徐同福绞尽脑汁，开展各种名目繁多的“大批判”，使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组织工厂造反派，把国营349厂厂级干部一个个全部打倒。他标榜自己“历史清白，忠于伟大领袖，要造走资派的反，是转业的军官，是伟大领袖最信任的人”。策划、组织349厂“红色造反团”头头，201车间青年工人郎化平（绰号狼崽子），大肆进行“打砸抢”。郎化平带人冲击厂办公楼，冲进工厂广播室播音间，肆意打砸、毁坏广播室设备，制造了建厂以来最严重、最恐怖的武斗事件。

徐同福还指挥年轻、不明事理的郎化平等，利用他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满腔刻骨仇恨，组织“红色造反团”人员，对郭维屏进行“车轮式”批斗围攻。连续进行了十三天，不分黑天白昼。他们把牺盟会和决死队，污蔑为“叛徒组织和反动军队”，“是薄一波的御林军”。并对郭维屏进行卑鄙的人格侮辱，诬陷郭维屏是“大叛徒”，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大肆恫吓与刑讯逼供。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毒打，进行残酷的精神摧残打击，进行无休止的“批斗”。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歇斯底里的吼叫审问声，随着噼里啪啦的打人声音，从厂办公楼二楼房间传出，传到300米以外厂区高墙的外边，令所有路人毛骨悚然。徐同福对郭维屏进行疯狂残害的“重磅炸弹”，就是冯建章的“证人证言”（此事以后叙述）。

当徐同福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用木制报纸夹子打，用200度白炽灯大灯泡烤，照眼睛、烤头颅，拳打加脚踢。让郭维屏站在凳子上弯腰90度，并长时间将双臂后伸（称为喷气式飞机），并趁郭维屏不备时，又一脚把凳子踢到，把人从凳子高处跌落下来。造成郭维屏在战争年代右臂已经致残，又形成新的右腿膝盖致残。百般折磨对党赤胆忠心，对祖国竭诚奉献，对群众关心关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从不考虑任何个人安危，从不谋取丝毫私利，清正廉洁，处事公正，一心为民，专门利人，无私无愧，敬业爱岗的老红军郭维屏。郭维屏因此险些断送性命。

徐同福采用卑劣的手段，如愿当上了一把手，执掌了国营349厂党政财文大权。他将“立功”的打人凶手郎化平，由学徒期满转正不久的青工，直接提拔为349厂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1978年中央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后，郎化平被免职。徐同福后被调离国防尖端企业，到哈尔滨发电厂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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