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土改（四）

发布日期：2016-06-19 17:40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

大约在1947年夏，康生离开临县。土改在全县展开，基本上仍照康生的极左路线，照样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继续没收工商业，挖地财，不少干部仍然遭受迫害。

“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七百八十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详见《叶剑英光辉的一生》225 页）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下，晋绥分局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的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的方针。……晋绥党组织纠正了……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的劳动人民销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在土地改革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以上批评和指示纠正是很符合当时实情的。同时还指出……“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的口号。”我觉得这一口号是康生极左路线的关键，毛泽东可能当时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批评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缺点：“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

在毛泽东讲话前四个月，临县土改大体结束，决定在三交召开土改总结会议，会议进行几天后，赵林要去参加会议，指定我和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区委书记、区长等八、九人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同时指出：“你们回答了也不能算数。”我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应该对会议负起责任来。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会有人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向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由于他时为总参谋长，主管军队工作，不便过问地方工作，开始时一再婉言谢绝，经我再三恳求并提出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他当即答应请示中央后，领导纠正临县土改整党中“左”的错误，并当即指示，叫我回三交镇把在会议上的区干部找来五、六人，于当天下午召开座谈会，当时与会的有边区模范干部时为区长的刘万山、区委书记刘运通、任泽、高务凯、赵应元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后委委员夏子栩等都边听边记录，并有两速记员在速记。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这批贫雇农出身，其中有三人当过长工的雇农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照党的路线、政策的真正执行者。并明确回答了“土改运动中，地主打倒了，我们党的干部，也受了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散会时天已黑了，中央首长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晚饭。

当我们回到三交镇开会处时，已过半夜了，赵林的警卫员在大门口说：“赵部长要你俩到他窑里去，”说明他开会从边区所在地兴县回来了。我俩进了窑门，他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们干什么去了？什么是全国光明，临县黑暗？”我笑答：“赵部长，你太累了，先睡吧，明早我们详细汇报。”他说：“不行，现在就讲！”我就照实汇报了一遍，看情况，这位能听进不同意见的上级领导人，理解我们的言行，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睡觉去吧。”

约在1948年2月下旬，召开总结大会，叶、杨、李、夏和陈毅参加党中央12月会议路经临县，住在叶处，叶请陈毅讲了山东土改情况，其余首长有的讲全国大好形势，李涛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了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影响，叶莅临讲话，分析了全国形势，指明会加速胜利，着重讲了土改成绩，明确指出了“左”的错误和纠偏精神、方法和步骤，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拥护。（详见《叶剑英光辉的一生》、《叶剑英传略》，和《叶剑英传》）从此，临县纠偏工作和生产运动开始了。

会议结束后，县委、县工作团负责人集中一起，赵林叫长杨万选宣读：“兹决定调冯文耀同志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和我工作了十一年的家乡。

我请假回家拆洗衣被，贤妻薛秀明于1947年冬末请假回家生孩子，她于1942年夏入伍在三分区驻陕西佳县后勤军服厂，抗战胜利后转回临县消费合作社被服厂工作，当时分区和县医院都无条件接生。我正准备出发，高闻天身背行李来了，说到陕西我军一个旅任民运处长，把行李也驮在马背上。回到家时，我才知道因划为经营地主，财产全部没收，父母被关押，妻子借住本家叔叔的窑洞，她一见高专员，马上去熬饭，闻天说，不在你家吃饭，你村住有三五八旅的后勤部，我认识负责人，今天吃住都在他那里，休息一会儿，只喝了半碗水，我送他到驻军处。妻子给我拆洗衣被用了四五天，这中间父母也被释放，父亲曾对我说，因为没有分文地财，土改组组长曾说把你儿子要回来，看你交不交，父亲说：“要不要回我的儿子，我做不了主。”村里贫农团的同志对该组长说，他儿子十四五岁就离家了，家里什么事也不知。这样，我没有像有些地富子女为逼地财被拷打审讯。我离家前，贫农团的人还问过一型爭，我只说，1946年，我全家七口人合照一次像，怎么也不见了，不一会儿，他们把相片给了我，说是从土改组要来的，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其中在世的只有我的二儿子和我的外甥了。

土改时村里还有件不应该发生的事，一家兄弟三人，有两位是举人，一位秀才。土改时，三弟冯隽三是举人，还活着，边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地方绅士、曾任旧政府苻官员的清廉人，每年发小米三百斤，给这位举人也照发，但土改开始后，一律停发还不算，把土地财产也全部没收，和我父母关在一起，他的姨太太（夫人早已去世）也一样关押了。因其两个儿子远离家乡，老两口在临时的牢里无饭可食，幸好我在家给我父母送饭，也照样给这位举人夫妇每人一份。本来，当时我父母家也是无米下锅，邻里乡亲偷偷送粮，让我妻做好给在押“犯”送去充饥，冯隽三先生老两口也沾光了；但好景不长，土改结束，被关押的全部释放，冯隽三和夫人无生活来源，八十多岁的老人外出乞讨，一次被一匹惊马踢断老人家的一条腿，从此饿毙于家。

我的行李准备好后，回到县委的第二天我正准备动身，县妇联主任刘能林叫我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讲话，我说：“我已不是临县干部了，你看行李都准备好了。”因此，我记得十分清楚，是1948年3月8日离开家的。路上赵林也和我一起骑马同行，行程近三天后，到达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赵林要我参加全边区的土改总结大会，这期间，与会全体人员还参加了贺龙五十大寿的宴会，（他刚才雁北回来）在讲话中说：“雁北有的十八岁的姑娘还没有裤子穿群众生活很困难，今天我还摆宴祝寿？”同时把土改中左的偏差儿乎自己承担。他的讲话，令我十分感动。这次宴会，实际上是大会的聚餐。

我参加这次大会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分局组织部干部处长崔光带点生气的口气说：你怎么还不走？“我立刻去向赵林报告：“我得走了。”他问：“怎么回事？”我说：“组织部催啦。”上路第二天，在五寨县街上，突然有人在我屑上拍了一下，并开玩笑地说：“怎么，父母官逃跑了？”我从声音里听出是中央后委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我说：“是上中央党校学习去。”他说：“昨晚我接到电报，中央党校不办了，未动身的不用走，已去的一律返回原地，你才走了三几天，就近回去吧！”我说：“看形势，全国很快要解放，回去还得出来，您就收容我这个逃兵吧。”他一边又拍我的肩膀，一边笑着说：好，我收容你这个逃兵。“这样，我就随中央社会部机关同志一起走，路上不是坐马车，就是骑骡马，再不沿途由兵站的毛驴接送，经过长途跋涉，在部长和社会部同志精心关照下，顺利到达社会部预定地一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休息两天后，给我香烟两条，用马送我到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南庄，住进招待所，我一进该所，就听到晋西北人的口音在读报，我拿起报纸一看，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四月一日，我马上想到，要是分局组织部不催我走，会亲临会场聆听伟大领袖的这一十分重要的报告。

原定上中央党校学习的已报到的各解放区干部近二十人，只有晋绥解放区的五人坚决不同意回原地工作，其中有原朔县县委书记石磊、阳曲县委书记伍宇和我三人。我们熟读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合亲身经历了的土改整党运动，以及在此之前近十年的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分配到社会部后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李克农把信交毛泽东后，把我们三人和领导我们的三位室主任叫到一起说：“我把你们的信亲手交毛主席，他马上就看了，说你们这些人是张稼夫观点。”一室主任马上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冯文耀陷害康公，他到你们县，你们制造了干馒头事件，反对土改……”此时，李克农用手一摆说：“此事到此为止，谁也不用再说什么了！”

我们三人的信，主要内容如下：

中央关于纠正晋绥党对基层组织中的偏向的指示，根据我们局部地区四月份以前的了解，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一、中央对晋绥工作的分析指示，是切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中指出应注意的问题正是晋绥党有的和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我们认为，要正确的不折不扣的贯彻中央的弦一指示，晋绥领导上必须大胆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批判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因为：

第一下面干部对分局领导上有不少意见，但分局负责同志不但不能够虚心的倾听，有时甚至给提了意见的人打击。去年分局党校讨论兴县胡家沟处理区干部刘初生同志的问题时，学员们大多数不同意打和撤职，经李井泉（时为分局代书记）同志解释后，杨国瑞仍坚持意见，李井泉就说：你是党员，我是分局书记，你是学员，我是校长，我有权干涉你，你摆什么老资格，我的资格比你还老。”张子意（时为分局宣传部长）二月一日在对敌斗争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左的错误领导上检讨的少，对下面批评的多。我们认为：“左的错误的发生，党內不纯果然是个原因，但主要责任应由分局来负。下面干部认为分局领导上是摇摆的，不左即右，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三查中被审查的很少得到申述意见的机会，报纸上武断的按语，也限制了党内民主。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不但在党校没有传达，樊不屈在临县听了赵林的传达回到党校说了一下，就认为是小广播，受到批评。

第二，去年地委书记会议上对过去领导的检查和反右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把以前减租减息、建党、劳模生产、学校教育等工作中不应该否定的也否定了，地委书记会议以来，左的偏差所造成的严重情况，领导上估计不足，不能大胆地正视错误。如今年三月生产会议上对纠偏工作估计过高，分局指示后左的现象停止了，纠偏工作只做了一部分。由于对过去不信任，土改中强调自发运动，左的偏向很普遍，从一月间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到生产会议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纠正过来是不合实际情况的。从中央指示，看到晋绥对工作的反映“领导上始终还是肯定党员干部多数可以教育，”这与实际执行中一般的踢开旧圈子，打击惩办等办法是不相符合的。当时有人提到过去还有些成绩，要实事求是的检讨，就认为是没有决心否定过去，调和主义，或互相包庇。晋绥领导认为，支部受地主的影响一般的存在，并事先决定开除一万个共产党员。“据我们对晋绥党组织的了解，真正好的为群众爱戴的和群众反对的、不可挽救的党员干部都占少数。支部受地主影响则是少数。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估计和决定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前次曾听安部长（中组部部长）说，晋绥计划在九月底要把要把去年进行过土改的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完成整党，我们觉得这是对工作成效估计过高，对存在着的问题估计与正视不够的措施，急于求成，容易草草从事，是搞不好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下情不能上达，上级无法根据下边实际情况指导工作，分局威信受到影响，干部思想混乱，情绪不安，这是贯彻中央指示的关键问题。

最后我们建议，中央这一指示尽可能使区级干部参加讨论（除应清洗者外，原有干部应包括在内）使到会同志正确领会中央指示精神，进行检讨，各级领导开展批评与自1我批评，消除干部党员中思想混乱与不必要的顾虑，表扬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同志，批判明哲保身和极少数的投机心理等不正确的东西，达到团结全党，贯彻中央指示。

石磊伍宇冯文耀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革“中，不知何人从何处搜集到我们三人致中央的这封信，他们并复印出来，批斗了我几次。同时，有一位同学赠我一份，我收藏至今。在信的“二”第三句开始到末尾用毛笔划了一条黑线，在信的左侧空白处，毛主席亲笔写着“这样做是危险的”一句肯定词。意思很清楚，发扬民主可能出乱子。

从轰轰烈烈的土改到枪林弹雨中临县党员干部不顾左的压力，也不惧前线的艰险，征兵征粮，组织民兵支前，县武委会主任李润甫牺牲在佳县。支援陕北战役，人力物力，临县在全边区作用最大，贺龙同志亲口表扬过我们。可是有人说：“许多坏分子混入到党和政府内，仗势欺人……”那么，土改只靠工作组能完成？支前的巨大任务靠什么人完成？

最后学做诗二首：

哀悼李润甫同志

亲领民兵当援军，西渡黄河陕甘宁。

千锤百炼成正果，光荣牺牲在佳城。

（注：佳县属陕北，临近临县四区克虎寨镇。当时蒋介石命令其主力胡宗南部队，曾攻占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回首土地改革

土改整党一并行，不同地区策略分①；

康生霸道随其意，苦害良人数不清②。

（注①：详见毛选四卷《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②：详见《叶剑英光辉的一生》224 页。）

土改运动中，我没有在一个村从始到终工作过，当时主持日常工作，重点是组织县、区、村一部分干部，征粮、征兵，组织担架队抢救前线伤兵，动员组织民兵支援陕北战役等任务。只是最后参加了土改的总结会议。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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