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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三)
发布日期:2017-08-28 11:37 来源:晋绥八分区暨交城县革命历史溯记 作者:罗贵波
---忆八分区抗日斗争生活
罗贵波
三
山区的斗争局面打开了,我们接着向边山和公路沿线推进,向晋中平川发展。我们部队进入边山、平川和公路沿线,配合当地党、政、民干部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蚕食”、反“强化治安”的斗争,开展各项地方工作。
当时,汾、文、交、清、太边山,由于敌人实行“蚕食”政策,建立了许多据点、碉堡和维持会等,并实行了经济封锁。晋中平川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军警宪特,样样俱全;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伪政权,特别是经过“强化治安”的地方,实行了保甲制与清查户口制,发了“良民证”、“身份证”、“活住址”等,日伪对占领区人民统治相当严密,手段十分凶残。我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和部队活动都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撤到山区,留下的人员和武装力量转入地下活动。由山区通往边山、平川的交通联络和运输非常困难,但是,人民是不甘受敌人奴役的,也不愿当亡国奴。我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袭击和围困敌据点,伏击、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部队和出来抓人、抢粮、烧、杀、抢、掠的敌人。
我清太部队几次攻进敌人的心脏,打下了乔武和太原近郊的白家庄据点,把敌人“采炭株式会社”搞得几天不能生产,从而使太原的炼铁厂、兵工厂,好多天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动,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镜下的八分区军民抗战实录 网络图片
我主力部队一部分和汾阳县、文水县游击队、民兵,在宋家庄和赵村沉重打击抢粮之敌,歼灭大量敌伪军,我文水县游击队长石尚英同志就是在赵村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他在一周内,率领部队4次伏击、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我主力部队在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以及地方工作同志的配合下,对乔武、马坊、协和堡、利润、北格、晋祠、开栅、信义、安定、李家山、坡头,王营庄、候家坞、孝子渠、南堰、大王、白石、庄化、义安、宁固阜等据点实行了围困和不断的袭击,其中,协和堡、开栅、信义、安定、利润、乔武、马坊、北格等据点相继被我军民一度攻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士气越来越旺,巧妙灵活地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坐卧不安。经过我军民的围困袭击,平川和边山又有20多个据点的敌人相继被“挤”走了。
锄奸反特,无论在边山、平川都是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反“强化治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奸特务是日伪的帮凶、耳目、爪牙。有些汉奸特务是我们抗日队伍里的投敌叛变分子,他们对群众危害最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工作和部队活动都有很大威胁,所以群众对他们最痛恨,我们坚决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锄奸反特政策;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对于那些愿意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汉奸特务则实行宽大。例如:张彪,曾任我区政府助理员,后投敌叛变充当特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曾带领敌人捕捉并杀害了我们48个同志。对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分子,我抗日政府就将他处以死刑。孟守信,曾任我县公安基干队副队长,投敌叛变后充当敌徐沟县“扫共队”副队长,他把我们许多地下关系向敌人告发,使我们地下关系遭到破坏,对群众也作恶多端,后来也被我抓住处决。有位小名叫“二讨吃”的,给草庄头的敌人当了便衣特务,1943 年在我围困草庄头时,被争取过来,并带伪军一个班起义投诚。他从敌人内部积极和我们配合,对拔掉草庄头据点起了大作用,后来担任了我交城游击三大队排长。
对平川的伪政权(区、村)和边山的维持会,凡我们力量能控制到的地方,就坚决把它摧毁,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否则,就使之成为“抗日两面派”的“伪政权”和“维持会”。一方面他们要为敌人办些事,应付敌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办事。为了便利工作和斗争,我们选派了一些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去当“伪村长”、“村副”、“维持会长”和区助理员、村警等。
当时,汾、文、交、清、太边山的敌人禁止敌占区人民把粮食、布匹、棉花、药品、通讯器材等物资运进山区根据地,也禁止根据地人民向敌占区人民出售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对敌人的这种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动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外,还发动群众,动员部队,把敌人从平川抢去的粮食夺回来。除分给群众一部分外,其余由部队担任警戒,掩护群众和运粮部队,绕过敌人的据点,冲破敌人的封锁,把粮食和其它物资运往山区。这样经常遭到敌人的伏击、袭击和破坏,我们就广泛地利用敌伪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关系,利用商人关系,从太原、榆次、汾阳、平遥等城市购进布匹、棉花、医药、器械、通讯器材等,也向敌占区人民出售一些山区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整个对敌斗争中,我们都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一面从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一面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我们抓住一切时机,利用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给他们送宣传品,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抗日形势,还开展了“红黑点”运动,给他们建立功罪登记簿,他们做了好事就给记上“红”点,做了坏事就给记上“黑”点,并向他们公布。被记过几次“黑”点的人,常常坐卧不安,急着想找出路。我们严格执行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政策,能争取的就尽力争取,对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家伙则坚决予以镇压。文水县一个伪区长,外号叫“刮地皮”,横征暴敛,媚敌求荣,群众恨死了他。他自知罪恶深重,怕我镇压,不敢轻易露面。但是,据点并不是他的“保险柜”。一天,我五六名游击队员乘日军休息,伪军出操的空子,化装成宪兵,骑着自行车,一溜风似地进了他的区公所,召集起他的人马后,宣布我们是八路军,当众处决了这个坏家伙。政治攻势的开展,使伪军中不断有人持枪反正,有的整班,整个小队投诚过来;许多伪军和伪人员向我靠拢;有的为我军购买药品、器械,有的偷偷给我军送弹药,有的给我们送情报,有的为我们做内应,帮助配合我军攻克据点。据统计,从1943 年到 1944 年,伪军、伪人员配合我军攻克的据点达47处。对洗手不干的伪人员,我们给他们“安全通行证”,让他们回家;对反正有功人员,为防止敌人杀害,我们对他们妥善安置。我军攻克利润日军碉堡时,我们派到日军碉堡内当伙夫的一个内线,乘敌人到伙房吃饭之机,把日军作为警戒的军犬关在屋子里喂食,他悄悄打开堡门,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将碉堡内9名日军全部俘虏。后来我们把那位伙夫同志的全家安置到了解放区。我们这样做,使一些反正人员很受感动,说“你们想得真周到”。
我们的政治攻势在日军中开展得也有成效。1943 年中秋节,我们开展了向日军据点散发宣传品、喊话、送慰问袋等活动。慰问袋里装有食品、日用品和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印制的传单。以后逢年、过日本的樱花节,我们都这样办。日军士兵拿到慰问袋,最感兴趣的是里边的传单,他们把传单藏起来偷看。1944 年,朝鲜独立同盟的史进、李权武同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永井加腾、西村大谷同志先后来到八分区,帮我们做日军的工作。他们通过喊话告诉日本官兵“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打不赢的,太平洋战爭注定要失败,战争中得利的是日本军阀、财阀,受苦的是士兵,日军彻底失败之时,正是你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后来,据我们内线关系报告,当时听了喊话的日军官兵,
私下议论纷纷,有的说:“八路军中的日本人说的是实话,真心话”。吴城据点的一个日本士兵听了喊话后带枪跑到离吴城二三里的一个小村子,要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没有找到,就在碉堡下的山沟里自杀了。1944年东社伏击战中,我们俘虏的一个日军技术人员俘泽寺太郎,他提出要回去,我们释放了他,对日军影响很大。配合军事斗争的政治攻势,促进了日军厌战情绪的发展,争取和瓦解了大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对于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多次表扬八分区,并向各分区转发了八分区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报告。
1942年到1944年,八分区的对敌斗争环境非常艰苦,战斗非常频繁,又逢党的七大正准备召开,许多代表要经过八分区去延安参加大会。同时,还有许多干部要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延安派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都要经过八分区接送。接送干部成为八分区艰巨、繁重的任务。军区对交通护送任务也非常重视,给予大力支持。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土也积极帮助、保护过路的干部,地方党、政、军、民干部和交通队员认真负责,勇敢机警,精心安排,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做到了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装,办理证件和护送。敌人企图阻碍破坏我们的交通线,没想到就在他们的“治安区”里,我们构筑起了一条“钢铁走廊”。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陈赓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近三千多名干部,就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通过的。有时由于情况变化,还需在平川停留暂住,刘少奇同志就因故在平遥县仁庄安全停留了三天,还向负责护送的同志作了关于发动群众的重要指示。陆定一同志在文水南贤停留时,也给当地的干部做过一次报告。
这条“钢铁走廊”往延安运输了大量重要物资,八分区军民还是保证运输的钢铁运输兵。
平川和边山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我们的前线,有力地配合了山区的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敌人越是困难,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要加紧镇压,加紧掠夺,作垂死挣扎。但是八分区军民并不松懈斗志,仍然坚持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为反攻做好准备。
(作者系原晋绥分局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晋中区党委书记、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山西省省长等职。载自《罗贵波纪念文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月第一版)
资料来源:《晋绥八分区暨交城县革命历史溯记》 交城县文史系列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编 张其豪 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2014)字第1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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