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晋绥八分区地委和交西县的回顾（下）

发布日期：2017-12-07 17:46 来源：晋绥八分区暨交城县革命历史溯记作者：张矛

张矛

1941年夏，根据地正搞村政改革，进行民主选举抗日政权的村长。把那些不积极抗日的人换掉。

就在这时，我流产了。当时整个八分区的妇女干部，没有一个生过孩子。我流产前肚子痛得都神经错乱了，但是医生茫然失措，不知我得的什么病。当我流产后，医生翻了半天书，才敢确定为流产。流产后请了当地一个中年妇女来护理，她按照过去的旧习惯，每顿饭只给下一小酒盅米，吃下去一会儿就饿了。我嚷饿，护理的老太太说：“交城所有坐月子的都是这样过这样过来的，吃多了，要做下病。”正在这时候敌人“扫荡”了，我因为几天喝清水米汤，身上没有一点力气，组织上就让通讯员胡四来照顾我，我上山跑不动了，他就背着我跑。

地委机关和专署在反“扫荡”中跟部队行动，目标比较大，走的路多，病号跟不上。所以我和康专员的爱人--中心区妇救会秘书杨华甫在一起，由胡四和一个勤务员保护着，在山沟内活动。白天爬上山脊梁，往下瞭望，如果有了敌情，随时可以发现。晚上回到一个老乡们烧木炭时住的窑洞睡觉。有一天发现一小队伪军大约十来个人爬上山来，我们立刻滑下山坡的密林里躲避，敌人根本看不到我们，只听他们咋咋唬唬地吆喝着：“不要躲了，看见你们啦，快出来！”还打了几枪，就赶快下山了。因为敌人人数少，似乎每一棵树后都有游击队盯着他们，随时能向他们射击一般，所以很快就走掉了。在胡四的帮助下，我们胜利地躲过了敌人的“扫荡”。

民间有一些关于胡四的传说，很象传说中的好汉。胡四好像是文水县人，他的个子很高，身体宽大厚实，真是虎臂熊腰，力气很大。有时做饭没柴烧了，胡四就上山折一棵松树扛回来，新折的树虽然潮湿，但有松脂助燃，很快饭就烧熟了。胡四能扛起几百斤重的东西。敌人“扫荡”时，他帮助群众搞坚壁清野，老乡家的粮柜，他扛起来就走，送到山里隐藏起来，老乡往往要款待他饱吃一顿。他的饭量很大，一次他在伙房里吃了3斤包子，还觉得不饱，他说：“如果放开肚皮吃，还能吃2斤。”胡四虽然是大力士，但他总是血肉之躯。他因为用力过度，受了内伤，后来又染上了鸦片烟瘾，在我们离开八分区之后，有一段时间环境更加艰苦，胡四曾为地委在游击活动中扛过电台，后来胡四因劳累过度病故了。人们对于他的传说，非常神奇，说明人们是怀念着他的。
“扫荡”完了之后，大家又集中到会立村。康世恩同志一见我们就说：“见到你们真高兴！咱们差点永别了。”原来他们在反“扫荡”的一天夜里被敌人包围了，大家决定突出重围，康世恩与饶斌走在一起，他俩利用地形地物谨慎地行动着。不好，到处是敌人。他们顺着暴雨冲刷成的沟壑，找到了一个山洞，可以容纳他们两人，洞口被树丛杂草遮掩着。他们听到在头上十来米的地方，有日本人“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杂踏的脚步声，似乎头上成了敌人的指挥所。这时，天已大亮了，他们从树隙草缝中看见四处都是敌人，他们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两人紧张地藏在这个洞穴里，把手枪顶上了膛，等待着被敌人发现以后，先打死敌人，然后再自杀。可能这个隐蔽的洞穴离敌人太近了，反而成了安全之地；反过来说，如果一旦被敌人发现，就无法脱逃。两个人可以凑在耳朵上说话，互相商量。在这万分危险的情况下。饶斌写了一首四句的绝命诗，决心以身报国。到第二天傍晚，敌人才逐渐撤去，他们走出洞穴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点山水。两天来水米没有沾牙，口渴得想喝自己的尿，尿也没有多少，而且象血一般红。后来和派来找他们的人遇上了，才又和大家见了面。

鬼子由于百团大战吃了亏，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交城山里的村庄，依山傍水，白墙灰瓦，远远看去十分美丽。一般人家的房屋里，都摆着祖传的油漆家俱，也很整齐。但是在鬼子的“三光”政策下，全付之一炬了。鬼子刚走，人们就跑去救火。村子被烧得断壁颓垣，砖瓦狼籍，凄惨极了。人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和仇恨，从火里抢出一点缸盆碗盏来。群众对敌人一点幻想也没有，他们把剩下的财物都送往山里隐藏起来。有些老人、孩子，也干脆到山里去住了。

在反“扫荡”中，人民群众中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一个原平川的农民被敌人抓住了。敌人间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红军，是江西人！”敌人不相信，残酷地毒打他，他死也不改口，不给敌人提供任何情况，最后，这位无名英雄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悲壮地死于敌人的枪弹下。据说这位英雄不是共产党员，可能他生前景仰老红军、共产党，所以他以老红军、共产党员的名义，英勇地死去。像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可惜记不清了。

1941 年夏季，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加强清（源）太（原）徐（沟）榆（次）太（谷）祁（县）等敌占区的工作，成立了七地委。地委正副书记由刘英、张永青担任，地委几个老科长如李文、李琪（文革前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都去七分区任县委书记或县长。但情况的发展很不顺利，敌人在平川的活动更加强了，新安了许多据点，不断地蚕食我们的游击区，许多干部被捕了。张永青的妻子李岚被捕后，幸亏基层干部比较灵活，收买了伪军，把她和另一个姓李的女同志用银洋买了出来。县长李琪被捕了，他下功夫做看押他的那个伪軍的工作，他们一同从城墙上沿着一根粗麻绳滑下来，手掌上的肉都拉掉了。县委书记李文（孝义人）背着一个红被窝（从家里带出来的）打游击，由于目标醒目，被敌人击中牺牲。还有机关一个事务长被捕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劳动，他设法逃出来，千里迢迢地回来找组织。后来地委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文林也被捕逃回。凡是被捕逃回的同志，一律送往兴县晋绥分局去审查处理。七地委成立之后仅有半年，损失很大。当时领导上认为七地委没有可靠的后方，连机关的存在都有困难，就又与八地委合并了。

不仅清太徐敌人活动频繁，交城，文水、汾阳平川的敌人也一样，平川增加了许多敌据点，党政群的同志们活动都很困难。同志们夜间睡觉不脱衣服，一夜往往换两、三个地方休息；有的同志被捕牺牲了。记得汾阳的一位区长王中林就在被捕后英勇牺牲了。

当时组织上把一部分干部撤到山里，从延安还来了一些干部。根据上级的指示，交城县一分为二，原交城县委、县政府称交东县委会、县政府，另组建交西县委会、县政府。当时交西县委书记、县长都从汾阳调来，书记是赵琦，县长是张英，组织部长从文水调来，名字也叫张英，我被派任宣传部的工作。县委在中西川的中庄成立。中庄是选举村政委员会的试点单位，女党员倪玉兰当选为村长，当时她只有十八岁，后来又担任区妇救会的工作。

我在地委机关工作的一年多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交通员杜生金和高德胜。他们两位都是交城人，具有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品格，长年累月地为党传送着文件，接通地委和晋绥分局以及县委的联系。我曾去过杜生金的家里，他的家在横尖村，他把我们安置在他家的热炕头上，一同吃着莜面、山药旦、酸菜。在我们一直长途跋涉生活很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当时觉得他这个家简直是安乐窝，舒服极了。当我产生这种心情时，有意识地瞧了瞧杜生金同志，看到他微笑着端着碗，面带幸福和满旦是他从来没有消极过，仍然不断地为党的工作奔波。交通工作是党的神经，它的梗塞会使党的工作瘫痪。杜生金、高德胜等同志显然明白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天气酷热时，他们爬山越岭，不怕挥汗如雨；天寒地冻时，他们踏着深没靴子的积雪，艰难地迈着步子。后来，杜生金的脚趾就被冻掉了。杜生金的家乡在横尖村，那里的森林遮天蔽日，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但他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安乐，而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承担着这伟大而平凡的工作。今天，杜生金、高德胜这两位老同志都已故去了，老战友们将永远纪念着他们。

交西县委成立之后，秋粮已经收割，开始了征收公粮和减租减息活动。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方才可以使群众既交纳了抗日公粮，又从减租减息中得到好处，负担不致过重。征收公粮和减租减息都必须动群众。征收公粮不发动群众，使奸耍滑的人会占便宜，负担就不能合理；减租减息不发动群众，群众觉悟提不高，不敢得罪，就会形成明减暗不减。我当时在中庄进行工作。中庄有个大庙，庙里的和尚是地主。当时，我们曾对和尚进行了一些说理斗争。赵琦同志横尖村进行工作，他们发动群众与地主“东霸天”进行斗争。征收公粮和减租减息，都是由群众选举出代表来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的。当选的人在群众中有威信，能写会算，不怕得罪人。许多农民把祖传的老债--欠的租金和高利贷的本利全减完了，精神上非常痛快，更加从心里拥护抗日政府。

敌人步步紧逼，对山区根据地的“扫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规律地按季节进行了，而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今天敌人刚走了，过两天又来了。当时吃亏最大的是专署贸易局，除了局长孙新人到兴县开会外，几乎全体被敌人俘虏了。其中还有两个从延安刚来的女同志。敌人竟然在山沟里也敢横冲直撞，任意横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按照上级的决定，各村都在整顿自卫队的基础上，组织了民兵，并对民兵进行了训练，配合军队和游击队，打击敌人。我记得我到东葫芦川段兴玉所在的村子整顿民兵时，段兴玉（党员）告诉我说，他过去是自卫队队长，他很喜欢干这个工作。上次不知为什么把他改选掉了。我在这个村子做了些工作，重新选上了段兴玉为民兵队长。后来他成为晋绥边区特等民兵英雄第一名。在反“扫荡”中，中庄的猎人韩凤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神枪手，被选为中庄的民兵队队长，后来又在战斗中光荣地入了党，以后他也成为晋绥边区著名的战斗英雄。

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人民斗争的信心，首先要使党员能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办了党员短期训练班，首先加强党员的教育。

1941年按照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我还在会立、东沟一带．做了交城人民生活习俗和民谣的调查．写了一本调查材料送到晋绥分局之后，有的同志还主张把我调回地委搞调研科长。

形势十分艰苦，村庄几乎被烧光了，群众进山挖洞来住。吃的东西很困难，干饭很少吃，稀饭也只能吃两顿，甚至只吃一顿，黑豆、榆皮都吃上了。敌人在交西县的咽喉岔口也扎了据点，工作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分局决定把永田中学和老弱病残干部撤回兴县。大部分女同志都要撤，我也在撤退的名单之中。一百多人集中起来，由韩钧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郝德青亲自带队伍，护送我们过封锁线。我们一早出发，傍晚到了方山（敌人在百团大战后也扎了据点）附近休息了一下，连夜通过封锁线，又急行军几十里路，到达了临县一个村庄住下来。这天我们日夜兼程走了140里，住下来后，手脸都浮肿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全部跟上部队。我们休息两天后，就到了兴县碧村，向晋绥分局报到了。

（作者系原八地委书记饶斌夫人，先后任八地委教育科长、女干部队副队长、中共沈阳市区委宣传部长、本溪市区委副书记、沈阳市商业局副局长、长春市委财贸部副部长、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部主任、商业部教育局副局长等职）

资料来源：《晋绥八分区暨交城县革命历史溯记》交城县文史系列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张其豪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2014）字第1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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