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创始人李超忆《晋绥日报》的编辑工作

发布日期：2018-06-13 18:26 来源：兴县新闻网作者：李超

李超

李超，一位从《晋绥日报》走出的编辑，是个非常俭朴的人，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吕梁山的《晋绥日报》做战地编辑记者，在山里打游击，那时候的生活艰苦自不用说;就算后来到了香港工作，以及在广州解放以后，他都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品质，从不追求豪华奢侈。

　　1957年7月底，《南方日报》编委会抽调了部分人员成立《羊城晚报》筹备工作小组。8月20日，编委会开会最后决定由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以下是李超回忆自己在《晋绥日报》工作是的情况。

我是1946年3月被调到《抗战日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去的。做了三个月的通联工作，当了一个月记者，就叫我到地方版当编辑。地方版的负责人是阮迪民同志，老编辑有黄照同志、杨明甫同志，新手只有我一个。我只念过三年初中，上过两年私塾，文化水平很很低;刚到报社工作不久，业务很不熟悉，适应不了当编辑的要求。因此，一到地方版，心情就很紧张，压力很大。

《晋绥日报》合订本

　　我编的稿子，作的标题题，能不能通得过?这是每天都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地方版处理的稿子，是通讯科改编过的半成品，拿来再作一次加工，作好标题。那时，对作标题很讲究，要求生动有特点，能吸引住读者。这就很需要下一番功夫。开初，我作的标题，常常是一般化的，没有特点，审稿时几乎统统被改过了;我编的稿子，也时常被作了删改。记得有一次，迪民交给我一件晋绥行署的指示，要我改成新闻。通讯科改过的稿子，我编起来都有些吃力，这回要自己改稿子，就觉得困难多了。我把行署的指示看了几遍，因政策水平低，摸不准哪些该留下，哪些该删去，费了好大的劲才编出来，却把该删去的留下了，把该留下的删去了。迪民审稿时通不过，要我重改。怎样改法?他又没说。我正在为难之时;黄照同志把稿子拿去看了看，仔细地给我讲了这类稿件的改法，帮助我过了这一关。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每天迪民审过的稿子，我都要拿来看一下，看他是怎样修改的，慢慢地总算悟出了一点道理来。新闻要靠事实来说话，事实要清楚，要抓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不要繁琐，文章结构要有条理，有层次，不要颠三倒四，杂乱无章;文字要通顺，要合呼语法，不要生编硬造，不要说空话。这样，编起稿子来就比较顺手了些，我没有学过语法修辞，我采取了个笨办法：稿子编好后，自己默念一下，看看念起来顺不顺口，听起来顺不顺耳，然后再把不顺口、不顺耳的校方改过。这当然不是很科学的办法，可是在当时没有讲语法修辞的书可以学习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了。

与同志们的合影

　当天要发的稿子经过审定后，要画出版式来，版式和稿子同时发给排字房。排字房的同志照着版式排字，作标题，拼版。杨明甫同志画一版，我画二版。那时搞组版，比现在的作法复杂的多。根据领导的安排，哪个发头条，哪个发二条，哪个发辟栏，哪个发花边新闻，大体上把位置确定下来，再把每篇稿子的字数数清楚。标标题作成什么样式，长占几栏，宽占几行，都要在版式上、稿子上标出来。通栏长的标题不能并列，上下栏的标题不能顶题。版面要大方、匀称、突出，能给人一种立体的感觉。每篇稿子长栏排几行，每行占几字，短栏排几行，每行几个字，也都要交代清楚。这就要求很耐心，很仔细，不能“差不多”。这这做，当编辑的麻烦一些，可给工人省了事，免得拼版时，长栏通成短栏，短栏变作长栏，改来改去。我一开始画版式，怎么也摆弄不好，常常要画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工厂送来清样，对我的工作是一次检验，计算准确了没有?画准确了没有?一看清样便见分晓。有时，不是标题的位置不适当，就是文字多了一节放不下，短了一节排不满，给排字房的同志造成了麻烦。

　工厂送来的清样，我还要在文字上重新作一次校对，逐逐句地看，把错了的、漏了的、颠倒了的字改正过来，个别文字不通的地方还要通一下，然后送给领导同志审定。我校过的样子，还有错别字没有?只有报纸印出来，大家看了报才能知道。这校对工作对于锻炼一种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作风很有好处。
　校清样，编稿子作标题，画版式，是我初当编辑时每天必作的三件事。每天面临着三个未知数，经受三次检验。当然，时间长了，业务比较熟悉了;这些感觉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原载天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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