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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奋战大青山第一章（一）

发布日期：2018-12-11 20:3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朱治国

--成中师生游击队战斗生活记

一、成中师生义勇队成立前后

（1937年9月25日---1937年11月6日）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

近代中国屡遭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最贪婪、最疯狂的强盗之一。它无时无刻都在打中国的主意，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革命者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历代封建统治集团，都把侵略中国、妄想把幅员辽阔，物产资源丰富的中国变其殖民地为国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于1931年9月18日，毫不费力的占领了东北三省。1933年，又占热河省。1935年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23县自治政府”肢解了河北省。同时派兵支持蒙奸德王、李守信，组织伪蒙军，占领察（哈尔）北各县，进而侵犯绥（远）东，妄图先行吞并整个华北，继而实现独霸全中国的野心。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反动集团，面对日寇的侵略野心，节节退让，一方面派政府中的亲日派要员，与日寇秘密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卖国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方面集中大批的精锐部队，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同时残酷地监禁、镇压、杀害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内战持续了十年之久，全国大小城市一片白色恐怖，全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强进行“剿共”部署。于1935年9月，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4个军10万余人）、杨虎城的西北军，（17路军4万余人）开赴陕北“剿共”。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出师不利，交战3个月，即被红军歼灭了近3个师1万余人，阵亡两个师长，枪炮弹药作战物资丢弃不计其数。长期的“剿共”内战，使张学良感到没有出路，如继续打下去，东北军会一天天被红军消灭，还拿什么本钱打回东北老家去？怎样向日本强盗报仇雪恨，洗刷国耻家恨呢？正在心神不定、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其107师619团团长高福原被红军俘虏后经教育释放回来，与张学良促膝恳谈“剿共”内战的利害关系，并与1936年4月9日经高团长牵线，张学良与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秘密会谈，达成“双方停止交战、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合作抗日的具体协议。杨虎城将军，早与中共有过接触，也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样一来，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处于停战状态。

蒋介石耳闻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暗中合作，大发雷廷。他认为红军长征途中，一路经他的大军围追堵剿，到达陕北后，所剩最多不超过3万人。很容易被他全部“消灭”。而张、杨竟敢不听他指挥，与红军合作不知是否属实。他准备用他的30万正规军，在100架飞机配合下，将“剿共”战争进行到底。于短期内将红军全部歼灭。他认为目前是大好时机，于是蒋介石在1936年12月4日，杀气腾腾地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几员心腹大将经洛阳乘车到西安督促张、杨进行“剿共”战争。并就大举“剿共”行动召见张、杨分别听取张学良、杨虎城两人的意见。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总指挥）性格比较爽朗，他坦率地对蒋的“剿共”战争计划表示反对。当面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主张，当前面对日寇的侵略，家乡父老乡亲惨遭日本鬼子的蹂躏践踏，大家迫切盼望早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杨虎城（时任西北剿共副总指挥）则委婉地说：“我个人服从委员长的命令没有问题，但是部队官兵对日本鬼子占领我东北几省，现在又进犯察哈尔、绥远、河北各省，待占领华北各省后，就会将其魔瓜伸向西北来，进攻西北各省了。日本鬼子的野心看的很清楚，占领华北后，就会进占西北各省。西北成了前线，官兵们都在议论如何抵抗日本的进攻，“剿共”士气非常低落，这是值得忧虑的问题”。蒋介石听了张、杨两位将军的意见后，十分不满，当场训斥了张、杨，重申了他要彻底进行“剿共”战争，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决心，决不动摇。

在此紧要关头，12月8日，张学良亲自到西安以东30公里，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的住处，再次向蒋“苦苦诤谏”、哭谏”，陈述停止打内战，联合共产党抵抗日寇侵略的必要性，并申明：“欲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挽救国家，除坚决抗日，将日寇侵略军赶出中国外，别无出路。恳切希望委员长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美名”。蒋闻言后，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怒诉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诱惑，不服从领袖，不听他指挥。严令东北军、西北军必须按他的计划，继续进行“剿共”作战，待彻底消灭共产党后再进行抗日。并扬言：“你们不愿意打共产党，那就把你们东北军调福建去守海防，调西北军去安徽整训，让出地盘来，让中央军剿共”。蒋介石死心塌地，顽固不化要“剿共”，要继续扩大内战，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对张学良说：“现在你就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匪”计划也不会改变”。

张、杨两位将军可谓仁至义尽，屡次受到蒋的训斥后，心情极为沮丧，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张、杨二人共同协商，觉得与蒋的矛盾已无法缓解。只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大胆硬干，以军事手段把蒋介石及其同伙扣押起来，实行兵谏，逼使其停止内战，进行抗日。二人商量好后，立即召集各自的心复将领，商谈后，进行周密的行动准备。

1936年12月12日，在古都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12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了前来西安部署、督促进行“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将领，劝迫其停止内战，同意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世界各国的反映非常复杂，日本政府意在挑动中国扩大内战，把水搅混，坐收渔翁之利；英、美政府主张事件和平解决，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免遭日本的控制，以影响其在华利益；苏联也主张和平解决，但认为张、杨发动兵变，是日本对中国的新阴谋，大多数国家同情赞扬张、杨的果敢行动。

张、杨的行动，受到国内各地爱国团体和人士的赞赏和拥护。西安方面大多数人民团体（包括张、杨部队的将士们）早就厌恶蒋介石的罪行，纷纷集会游行，同情张、扬两将军的行动。一致主张召开公审大会，枪毙蒋介石，（我们党内，特别是地下党也有人主张杀蒋，为被蒋杀害的同志报仇雪恨），但同时受到亲日派势力的反对和批评。

张、杨面对国际、国内各方面的舆论压力，认为矛盾的焦点，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是杀？是放？这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张、杨及其军师将领幕僚们，不知如何解决最为适当？陷入一筹莫展的苦闷中，大家经过不断地争论后，张、杨决定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请中共派人来，（指名请周恩来先生一定来）共商解决大计。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同样感到突然，中央立即开会研究，认为张、杨这一壮举是好事，值得赞扬，扣留蒋介石，正好实现“联蒋抗日”。中共中央高风亮节，高瞻远瞩，抛弃前嫌，不计前仇，统观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前形势做了科学分析，认为处理不当，对国家民族前途不利，如杀了蒋介石，可能促使亲日派借口，造成更大规模得内战，消弱全国的抗日力量，造成给日寇侵略中国的便利条件；如放了蒋介石，则可能促使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剿共内战，推动抗日运动的兴起。于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消息传到西安，立即引起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热烈欢迎。

张学良当时期待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问题即有办法解决了。”他感到周恩来来到西安就有了依靠。周恩来一行于12月16日抵达西安后，首先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张学良特地将周安排到他自己在金家巷一号的公馆内住宿，约会杨虎城与周昼夜相谈，通过周恩来详细精辟、透彻的解剖、分析，详细解说了杀蒋、放蒋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利害关系，使张、杨大开思路，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光明正大的立场，坚定了和平解决、逼蒋走上抗日道路的信心。

中共代表团经过十几个日日夜夜奋斗，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诚恳耐心地分别与西安各界爱国群众团体、青年学生们座谈讨论，说服了张、杨部队中的将领和许多爱国人士，主张处死蒋介石的恶因后果，使西安社会秩序平静下来。

南京方面获悉张、杨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由宋子文、宋美龄偕同端纳、戴笠等人组成代表团，飞抵西安，在蒋介石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的张、杨、中共代表团于23、24日两天进行了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权，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南京方面救蒋心切，又经英、美方面和平解决的督促，不敢横生枝节。对六项条件会谈中略作修改，如下：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方法。

周恩来会后曾与宋氏兄妹两次长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练，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希望宋氏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民族、对蒋个人都有好处。周恩来耐心地说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宋子文听到周恩来说中共和平解决事件意见后，十分高兴，赞赏中共的态度。谈判结束的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最初蒋听到共产党代表团来西安，吓得要命，十几年来，他镇压革命、残杀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青年学生，血债累累，所以他最怕共产党红军插手，他认为共产党一来，一定会杀他。事实却与他的想法相反，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对此，蒋介石感到非常意外。周恩来对蒋说：“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比以前显得老面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形势非抗日难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你为什么不停止内战？”宋美龄忙说：“以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周先生千里超超来周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对蒋的谈话很严肃，蒋介石听了周恩来的谈话，连连点头，谈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时，蒋介石表示愿意停止剿共、联合抗战，并说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至此，“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事件得到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前途呈现了一线曙光。西安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得到全国各族、各界同胞的热烈拥护。从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青救会、妇救会、抗日联合会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领导全国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华北中心城市之一太原，也和全国各大城市一样，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抗战歌声响彻全市，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精神上得到了鼓舞。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和最近成立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两个党的外围组织也能公开活动了。人民一向忧郁、沉闷、悲观、失望的情绪，被日益高涨活跃的抗日救亡空气所取代。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成成中学，是太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1936年秋后，党的外围组织“牺盟会”、“民先队”在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及时组织起来，各年级学生纷纷报名参加。1937年夏天两个革命组织已发展到数百人，带领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太原市的抗日救亡活动。（未完待续）

资料提供：朱治国之子朱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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