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家世（下）

发布日期：2016-05-20 15:15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晋绥基金会

我伯父的母亲辞世后，爷爷续弦后生了我的父亲，加上姑母，我的上两辈老人就有五口人。我先后有生母、继母共三人，我姐姐、哥哥的母亲病故后，父亲与寡妇结婚，这就是我的母亲，但我还不到两岁，她也病亡了，我的外祖父母为一直孝敬老人的女儿夭亡，从四十里外的家乡赶来哭丧，老人家是一位秀才，他给我起了个奶名，也是小名：“七七”。因为加上伯父母家的儿女和我的哥姐，我排名第七，他还另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章汝”，我兄名叫“章儿”，我们这一代，我最小，前面堂姐叫“六六”，堂兄叫“五五”。继母兄姐七人，她名叫“八八”，因此以后不叫我“七七”，叫由外祖父定名的“章汝”。

我的亲生母亲亡后，父亲仍在商店脱不了身，爷爷已年老多病，我们姐弟三人更需要有人抚育，父亲为了子女不受继母的虐待，托亲朋好友找到一位心慈手软，又不能生育的穷寡妇，经人介绍，得到双方同意，这就是我的继母。她的哥嫂、姐姐都有2—4个子女，大部分家庭贫困，有的当长工；她从小勤劳，特别是婚后，为哥姐们照管孩子，学会了抚养婴幼儿的全套本领。姐姐比我大13岁，她的继母即我的生母死后，暂由她管家，给我解决吃穿，她为我这个小弟弟发育好，把我喂的肚子鼓大了，四肢细小了，两岁的人，站不起来，在炕上爬行也东倒西歪。继母来后，一天喂我六、七次饭，每次都不让吃饱，就是现在所说“少食多餐”。因为姐姐喂饭时我饱满惯了，不让多吃，使我哭声不断，爷爷每听到我的哭声，轻轻走到我和继母、哥姐们住的门外，后来知道不是继母打骂我；但伯母每听到我的哭声，就在院子里嚎叫，继母从不解释，坚持她的做法。父亲知道继母来后我哭叫比过去多起来，以为我这个小儿子受到后妈虐待，连着几天店里关门后回家了解真情，也是进大门后，先在窗户外静听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我的哭声，但听不到打骂声，回屋里后，看到我的脸色红润了一些，手足活动也较以前自如点了。我姐姐在父亲面前单独反映继母从没有打骂，只是弟弟每次要多吃几勺，继母总是哄弟弟，常说：“停一会儿再喂你吃”。父亲于是放心了，爷爷也高兴了。姐姐还因此把妈妈抱住说：“妈妈真好，我们以后都听您老人家的”。大概时间不太长，我不但会在炕上爬起来，而且自己可以站起来，还摇摇摆摆走着玩，并能较快的从炕上到地下。哥哥更是高兴，后来哥姐常对我说以上经过，我不但知道她老人家是继母，而且更觉得和亲生母亲一样互相疼爱。

继母的大姐病亡后，留下一儿一女，女儿名叫富银，她父亲即我表叔背着才五六岁的女儿走了六十里路送到我家抚养，使继母很为难，我父亲当天正好在家，就劝母亲留下富银抚养，直到十四岁时，家里来人把她接走，听说没多久就结婚了。抗战开始后第二年，距她家五里的柳林镇（今为县）被日军占领，富银与丈夫穆在光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我们家，这是父母济贫扶危，人家也是又勤又强的劳动力，从此，跟我父亲、哥哥及两家男女老少（我已人伍不在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父亲和我兄加上穆在光共同种地，齐心协力，多打粮食，尽力支援前线。穆在光政治上，思想上一贯表现好，入了党。但土改时，我家被定为经营地主，穆在光被定为地主的狗腿子，开除出党，并把他全家（到我家后又生两个孩子）六口人赶走了。

在此之前的1935年，我已离家上高小了，在除夕之夜全家包括我新婚妻子薛秀明、我的哥嫂六口人正在包饺子，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脏脸长发，衣衫褴褛的男子，继母一下认出是谁了，马上大喊一声：“花狗，滚出去！”。这时我们也都看清了，是继母大哥的大儿子，我父亲马上说：“花狗，你快上炕来暖暖身子吧，看把你冻得浑身发抖。”并叫我兄马上去拿衣柜里我爷爷活着时穿过的棉衣，棉裤，同时叫我在院子喊对门邻居一位会剃头的人来给花狗理发。不一会，花狗的脏鬼样子变成清洁壮年男子了，继母还在流泪，口里还说“我真见不得人了”。头也不抬，父亲劝她放心，并说花狗会改过来的，我赶快到母亲身边，给老人家擦眼泪，她感动的把我抱在怀里，并说：“咱们家都是行善的人”。

吃过年夜饭，家乡人一般要过半夜后才睡觉，叫做“熬岁数”，我兄弟二人受父亲的嘱托，劝花狗改掉鸦片烟瘾，他满口答应，开春后种地很卖力气，确实戒毒了，但不到二年，偷我家的物品换的抽大烟。一天，在赌场偷一赌徒的羊绒围巾被痛打后，当即赶出村去，以后再无音讯，继母没有一点痛心表现，只是唉了一声说：“花狗从小就不是好东西”。我的亲姥爷是个秀才，他们家距离我们村四十里远，我一生在16岁以前只去过他家3次，第一、二次是二位老人家先后病故后我父亲领着我去吊孝，第三次是我结婚后，春节给舅父母拜年。我五岁生日时，二位老人来我家一次，除其他礼物外，送给我兔式帽子一顶，并有专用帽匣，平时把帽子放进去，逢年过节或走亲戚时戴上，大人小孩都围着看，1938年日军扫荡时被抢走了，继母老不忘记它。姥爷有3个儿子，有孙子孙女多少我不知道，他们都比我岁数大，小时见了还一起玩过。1944年初冬，县委、县政府举办冬学教员训练班，各区民教负责人也来参加，我与县政府民教科负责教育的科长共同负责，一天下午散会后，我在整理汇报材料时，五区分管教育的同志问：“你是冯家会的人吧？”我抬头看，他左耳垂缺失，马上说：“你是二姑舅哥吧？”。他高兴地把我的手握住说：“咱们亲姑舅兄弟，小时见过面，这次开训练班才遇到一起。”接着他说：“我叫薛隆祥。”他小时在村边玩，一只狼突然扑过来要吃他，他大概哭叫一声，把头拐了一下，被狼咬下左耳垂，此时恰好过来位壮汉，用扁担打在狼屁股上，狼逃跑了，我姑舅哥的命才保住了。这是我小时去他家听说的。五十年代初，在京召开华北地区县长会议，临县县长李汝民告知说，薛隆祥于1949年担任区长，不到两年病故了。

1936年红军东征前，一天中午，父亲所在商店柜台外一棵大柳树上，捆绑着我们村铁匠杨生明的前家子李拴弟，父亲看见周围没有反共军人，赶快近前，用抖擞的双手，把绑绳解开，把李拉进店里，让他从后门溜出去，并告诉他沿黄河向北快逃，走十里地有个大村子，村名叫索达干，住有防共军，从一条沟渠进去，上山后躲进土疙洞（农民在地里避雨处）千万不要回家。这个铁匠的儿子，是被防共军抓壮丁成为军人的，逃兵被抓住一律枪决，父亲冒险救了李拴弟的性命。

1950年，秀明的父亲病亡，经领导批准，我们把她母亲接到北京，老人家勤劳一生，还在院子的空场地种瓜种菜、我们的孩子上学都住校，学龄前的上幼儿园，寒暑假回家，我俩都上班，她负责照顾。 1952年的一天，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亡后葬于北京万寿路。

我的父母，也曾经领导批准先后来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第一次约在1953 年，父亲来了也种瓜菜，出门买粮食背回家，继母做饭、洗衣，也精心照管孙子孙女。但我父亲过不惯城市生活，老两口在一年半后回家乡了，不久，我继母病亡，族兄冯文堂大概觉得我父亲年老孤身一人生活太苦，帮功请去一位比我继母年岁还大的、但身体尚健的老太太，成为我的第二位继母。二位老人来京住了也是一年多，但是我父亲仍不习惯城市生活，又回老家了。

五十年代初，秀明三姐的大女儿陈玉珍曾来京住在我家，她学了护士，在西苑中医院工作。经人介绍，与军人殷洪业结婚后到兰州部队医院工作。八十年代中期，玉珍不幸身患重病，秀明买了药，不远千里送去，但很遗憾，也未能挽救，她的生命。她女儿在西安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时还来电话问候。

抗战刚开始，财东要把商店迁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榆林，我父亲决意回家种田，正合财东之意；但财东提出：“你把几十年积蓄的钱拿来入股吧！”父亲把全部白洋五百元交财东了，不到半年，财东来信：“政府以商店严重偷税，把铺子全部没收。”这样，父亲辛劳几十年积蓄的白洋，白白被骗走了。这件事是老人家临终前才告诉我的。

父亲回家和我兄种地时，特别是1940年初，我党粉碎蒋、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家乡成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边区到农村，成立了政权。为了支援前线，村政府经常遵照上级布置的征兵、征粮等任务，村干部都要积极去完成，村公所有村长，无任何待遇，下属闾长，分管三四十户，我兄是邻长，分管十来户，因他能力低，胆子小，遇到困难话也不敢说，于是父亲替他执行任务，并还组织强劳力往前线送军粮。

我家当时已有土地五十多亩，但绝大部分土质很差，产量很低，为了多产粮、棉等农作物，父亲雇用了石匠和村里的好劳力来参加改造土壤的工程。地点在我家院子后边高山东侧的一条小山沟，沟渠两侧是爷爷和父亲先后买下的山梁薄地，占全家土地半数多，一遇瓢泼大雨，水土严重流失。改选工程主要是上下建筑坝堰两座，坝高约四米，宽六七十米，坝堰两侧有大水冲不裂的水道，可免去涝灾，旱涝保收。过去正常年景亩产三十斤上下，建坝后，亩产达三百斤。因农业收入明显增大，过去每年负担公粮由全村三百户左右人家的二十七、八位，后来上升到十三、四位。

1961年我奉命去吉林省梨树县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次年）1962 年秋初，接到姐姐（我兄文忠在几年前病亡）的电报称父亲病危。我请假经北京与秀明一起坐火车上路。到太原后，因秋雨多，土路不能走汽车，在太原等了两天，路还不通，真恰好碰到我们过去认识的碛口公社书记。他也急着要要回去，经打探，找到一辆急于开往临县县城的大货车，我们三人乘坐两天多，到达三交镇。已是天将要黑时大货车往北开要进城去，由公社书记向三交公社借来自行车三辆，经过曲曲弯弯，四五次扛上自行车渡过湫水河，于农历八月十三日半夜，才回到家里。父亲见我俩回来，高兴的翻身要坐起来，但很困难。姐姐和我俩抱着老人家，请他不要坐起来。父亲说：“你们盼六个孩子，上学、工作、当兵的都忙，苑苑在幼儿园，也不能请假回来吗？”我说：“路上难走，汽车不通．我俩从三交骑自行车才赶回来。”父亲听完我的话说：“我说呢。”意思是知道我们的难处了。姐姐给我说：“父亲在半个月以前还上山砍柴，准备冬天烤火。病下后，还不让请医生，说话到头了。”第二天我到碛口请来一位名中医大夫。他诊断后，把我叫到院子说：“没什么病，活到该走的程度了。”因此，不开药方就走了。我赶快请堂兄在村子里雇毛驴送人家。送走大夫后父亲问：“开药方了吗？”我答：“没有”。老人点了一下头。

农历八月十五日早上起床后，父亲的精神明显好转，穿好衣服，我姐姐给老人家洗脸，他说：“中秋节是咱小玉的生日，我今天不能死。”

过了两天，父亲要到院子里去。我和姐姐把他扶着坐起来，这时，我的第二位继母赶快给穿好鞋（这位老人大概也年过八十了），然后由我搀扶着走出窑洞。老人家仰头看了看太阳，在院子里转了约一刻钟，还上厕所解小便。我一直搀扶老人家回到窑里．三个人扶他上炕睡下。第二天，即农历八月十八日中午过后，父亲的双眼慢慢闭上，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八岁。我和姐姐失声痛哭。过了三天，举行了葬礼，本家族的男女老少，村干部，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们也来参拜，接着将老人家安葬在我家老坟地。二年后，族兄冯文来信说，在我离家时他主动承担照料我的第二位继母，现在她也病亡了，丧事已办妥。从此，我的长辈全部入土为安了。

2003年清明节，我儿子宏涛、小山回家乡，为我父亲立了碑，他们拍照回来让我看，总算了却我多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哭父亲

婴幼饿病活生蛆①，童工煎熬星晨稀；

而立不惑为人贾②，耄年寿寝驾鹤归。

注：①苍蝇生的幼虫。②给资方作买卖。

挽母亲

生母生我病夭亡，继母养我累断肠，

继母生母都是母，今生今世永不忘。

写于生母诞辰一百周年，继母诞辰一百零八周年，一九九三年冬至节。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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