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学潮（三）

发布日期：2016-06-03 14:49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2年春夏之交，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学生，罢课游行，贴出“反对一党专政的臭狗肉”的标语。区委将上述情况报告到县里，县长高闻天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我商议后，派民主人士民教科副科长任铭三(后来也入党了)去调查，事实与汇报的情况基本相同。完小所在村地主王戒成、王金成兄弟二人，前者曾于1938年春入党，并任党支部书记，1940年整党时，被开除出党。他二人与学校一起以毛驴跑运输。校长贺耀廷，我党党员，是前两人的小舅子。学校与上述二人合伙搞运输，得到收人，补助贫困学生，这是好事。但地主合伙是为了自家捞钱。区村干部要他们的牲畜按规定服抗战勤务，执行支前任务，当然，应该减少次数，保证学校的收入，也是应该的。问题严重性在于为这么一件小事，怀疑有人鼓动学生闹事，而且提出“反对一党专政的臭狗肉”，引发了以后对党、对一些人的麻烦，兹回忆如下：
    一、当时的地委、县委很重视这次学潮，怀疑背后有政治因素，该校有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语文教师，名叫张子诚，1939年秋，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山西省特务机关派特务分子郝清汉来临县侦察我党地下组织，这人在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时，张子诚与他是好友，郝来时，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党的组织是隐蔽的。张子诚时为临县曲峪镇小学党支部书记。县委得知郝秘密来后与张接触过。县委书记景明远亲自找张谈郝来临县的情况，张讲，不但未见过面，也不知他从阎锡山方面回临县来。景明远火速把我叫去，讲了以上情况，还说区委曾派人在张的村子青凉寺做过调查，村人说郝清汉还在张家住过，并指示：“立刻停止张子诚的党籍，与支部任何党员不再接近。”1940年初我党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张子诚到一完小仍任国语老师。这件事，组织上一直怀疑张子诚政治上有问题。对这次学潮的掀起，也怀疑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张一之，他上高小是我的同学，他在十九班，我们大概是同时参加县游击队的。不久，他被选送延安学习，回来时间我记不清，后被派到一完小任党支部书记，他从小喜爱文学，水平也好，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学水平，与张子诚交往较多，因此，也被怀疑上了。
    1943年冬初，当时的三分区，在三地委领导下，在临县四区开化村，修建一座简易大礼堂，调去全分区各县和军分区人员，按延安整风时康生报告的《抢救失足者》，发动积极分子，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抓特务，查叛徒。前述一完小的张子诚、贺耀廷、张一之等都调去，接受审查。我和县委另一位委员在党支部下任小组长，我们组支部告知我有三个嫌疑人，经过两个多月，没有完成任务。另一位县委委员，虽到临县时间很短，在他的小组十来个人中，抓出特务、汉奸、叛徒三、四人。在大会召开坦白运动时，他被组里的积极分子多次举高，以示成绩卓着。据后来有人告我说，张子诚曾被迫自杀未遂。这次整风结束后，被怀疑没有逼供出来的人，分区组成了教导队，继续审查，我们回工作单位上了。
    二、1944年初，原县委书记李质被上级怀疑有政治问题，调到分局去了。县委书记由开化整风立功的张国声担任。为了把张子诚等人的问题査清楚，地委要临县派人坐镇一完小，发动学生揭露在分区教导队的那几个人。临县县委决定派我去一完小领导所谓整风运动。地委书记白坚专为这一任务与我谈话说：“这个学校有特务的话，也就是二、三人，学生中没有。”我一听，觉得这次去搞运动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发动群众，揭发张子诚等人的问题。上级指示，动员号召，仍然按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一文做动员。我接受这一任务的时间是当年秋初。

到一完小后，经与党支部商量，很快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首先由我宣读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但未说明报告来源。接着支书号召师生员工揭发。八月中秋节天，直接在班上主持揭发的人来汇报，学生苗德新、张普济承认参加特务组织了。我马上与他二人分别谈问情况。谈的结果是，一无介绍人，二没有填表办什么手续。我问怎么说是自己参加了这个特务组织?俩人回答：“你报告中讲的复兴社和C.C。”这一回答，使我完全清醒了，显然是有人逼这两个优秀生的结果事情搞得左了。跟苗、张个别谈完后，我当即请校长康支书刘舒昌、教务主任支部委员李树藩和另一支委左宣开会，我首先讲：“肯定是逼出来的，刘、李同意我的看法，左宣未表态，我立即与刘约好，赶快去向县委汇报。我俩行程四十里，到县委时，人家的中秋节晚餐刚完。开始汇报，我才说了不到五句话，县委书记张国声用力一拍桌子：“什么左?你右的要死!”我正要继续说点儿根据，组织部长苗前民截住说：“我同意张政委的意见。有一天，我路经一完小，看见你跟学生打篮球，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还消遥自在。”书记接着以下命令的声色说：“你明天到窑头村整理劳武结合英雄刘成仁的材料去，抢救工作我和老苗去。”一把手这样强令手段，不要说听不得不同意见了，连汇报情况才几词话，就都给打断了、对我个人来讲，反而一身轻了，不用再去继续害人了，次日早上，我背上行李，出了城，渡湫水河，毕竟因脑子乱麻纷飞，没有脱掉鞋袜就渡河了，一下水，鞋袜被河水渗透湿了，才觉得真是想问题想得走神了。
    我去到窑头村还不到十天，在村公所看到《临县一完小一百个失足青年告社会人士书》。当时，我年近25岁，看到标题，手就发抖了，过好久日子，原临县三区区委书记，时为地委组织部干事秦长胜告诉我，书记把“战果”扩大到区上，逼死了区工会干部并给偷偷地掩埋。地委书记白坚得知后，批评了张国声，通知家属把尸体领回家埋葬了。在王家坪也逼死一人。后来在县级机关党、政、群众团体中也开展了这一运动。张、苗召开区委书记、县机关支部书记开会布置任务时，秦长胜等一二位区委书记在会议开始时问：“这样的重要会议，高县长、冯文耀怎么不参加？”书记立即回答：“他们呀……”意思是没有资格。我俩都是县委委员，而且是本县人；他俩是晋西南人，对临县建党干部情况等都很不了解，也都听不进不同意见，特别是一把手。
    我后来想，对于县委书记命令我不再去一完小的事，我应该在去窑头村前向地委汇报，去反映情况，也许可能不至于迫害青年学生百人并导致这一运动扩大到县委机关，逼死了人。我对此一直感到内疚。当然，在邵种情况下，也许反映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当时从上到下都是在有指示的“任务”下开展运动的。
    在县委机关，这中间县青救会干事刘成基和县工会干事(姓名已忘)前后向我哭诉过身受其害的情况。我无可奈何。原在一完小任支书的张一之被怀疑多少年，他虽是我的同学，又是战友，但没能够为他受冤说过一句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平反冤假错案，临县一完小以及扩大到县区单位这一大冤案彻底平反了。大冤案发生后的四十一年，总算平反了。我十二分的高兴!但平反文件中有两个问题，我有不同意见，一是只字不提康生，二是把我列人整个冤案的坐镇人。我确实在开始时奉命去坐镇的，后来呢?不管怎么说，平反是天大的好事，我不推卸责任。开始时，在我坐镇下，逼出两位优秀生为“特务”分子，虽我汇报县委申明“左”了，虽然为此我碰了钉子，我只是坐镇
过。对不起这些当时的青年学子。

恨康生，斥“左”祸
延安“抢救”靠康生，残害好人数不清，
“左”祸成为升官机，恶劣手段逼供信。

注：逼人承认当了特务、叛徒；被逼供出来后，“左”的执行者，主要领导中的一把手就信了。

上述的三次学潮，性质不同。前两次是热血学子对旧社会恶势力依权打压学生，以及不允许我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等引起的小反抗；后一次是剥削阶级分子利用找基层干部执行任务遇到困难时，方式方法简单，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虽也是爱国者，但做出了不应该的言行造成的。而且其后果又被领导误解，更还有的领导以“左”的手段，造成一大冤案，四十几年以后，才彻底平反。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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