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小仗（二）

发布日期：2016-06-07 16:30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晋绥基金会

1939年底，确切说，是次年1月2日，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粉碎了蒋、阎反对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月6日，临县成立了党领导的县政府，李西苑为县长，郭锡兰任四区区长，我为区委书记。从此，我们不但继续发动农民，削弱封建剥削，同时组织农民大力发展生产。

当年冬季，上级决定区里成立游击队。一天，游击队县大队派来一位名叫贾仓仓的中队长。真巧，区里经各村征收的新兵报到了十六名，而在几天前，县大队先发来步枪正好十六支。下午三时，哨兵报告：发现日本鬼子快要进村了。我和区长赶快走出大门，区委通讯员陆文成报告：敌人有四人二马，我叫他和哨兵隐蔽侦察。陆还说，已先报告贾队长了，他一听带上兵上北山了。我们二人赶快上山，找了半个多小时，在山背后的旮旯里才发现他和战士们。贾队长以他和新兵刚到为由，坚持不出击。我俩一再讲，敌人才四个，大概是行军走错路，走失散了。贾仍坚持己见，坚持不去打。时间过的真快，太阳已经西垂了，陆文成又来报告：敌人进来后先向西南方向去了，现在又弯转回来，从西边桥下穿过，向东面走得特快（东面，即日军已占驻我区一大村子）。这时，锡兰同志以眼视我，意思是要我下决心打。我当即以兼游击队指导员的身份向前跨了一步，命令说：“敢打、会打的站出来。”我的声音刚落，有四名战士立正，几乎同声说：“我们能打。”这样，我和区长一起带四名战士同时行动。我们在山上朝东面的山沟里了望，模糊地看见敌人鞭策着马在奔跑，敌我相距近千米，如下山追击，已来不及了。当时鬼子逃窜之处，正是沟渠的开阔处。我命令四位战士就地卧倒，用排子枪射击。枪声一响，一匹马倒地了，敌人弃马落荒而逃。我和区长锡兰同志带四名战士一起快步下山，只见活马围着死马嘶叫，天已黑了，四个鬼子已无影无踪，估计是逃往敌人大营驻地去了。我们不能再追了。这时一名战士喊声报告：“我叫乔奴锤，我们过去在旧军被抓壮丁当过兵，也打过仗。”锡兰和我跟这四位新战士一一握手，表示庆功。我们同声说：“我们胜利了！”这时，兔坂镇（即区在地）村长带着一些民兵来了，大家说全镇老百姓特别高兴。都说：这是一次打洋马，很快就传遍全区。

这次小仗的战利品是：活洋马一匹，山炮弹四箱（包括在箱外还有六颗），黄呢子军大衣四件，洋大米一小口袋，洋罐头十多瓶，军用水壶四个，打死大洋马一匹，但少了一条后腿。陆文成和村长说是贾队长派战士割走的。我们参战的六人，加上通讯员马上去西面山村（距兔坂五里）去找游击队未参战的人。一进院子，就嗅到一股香味，原来是已经烧炖上洋马的大腿肉了。进屋后，看见两个战士正在往碗里盛大米饭。这时村长也来了，二十多个人，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而过去谁也没有见过大米和罐头。我是第一次吃马肉。当时日寇的扫荡还没有在全县被粉碎，我们还在组织群众搞空室清野，防止日寇返回来后烧杀抢掠。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见枪炮响，一定是日本军正式向我区来了。我们同游击队马上撤出村子，走时锡兰和我叫村长找到支部书记，把兔坂的反扫荡组织好。首先疏散群众和牲畜，保住人畜安全。反扫荡结束后，我们回到区上，区公所的两孔窑洞的门窗被日寇烧破了。

过了两天，接到地委书记白坚同志的通知，要我和锡兰快去他到达的我区开化村。我俩立即出发，陆文成把洋马牵过来了。我俩都是第一次骑马，而且是高头大马，因为锡兰同志身体较弱，约好平路由我骑，上山坡时锡兰同志骑。我们走到陆家沟行政村（当时称为编村，下属七八个自然村）的山上，要经过一个雨水冲陷开的地坑，因为路子是围着坑边转过去，洋马的左后腿踏空了，屁股一歪，把锡兰同习志甩下去，同时洋马也摔了下去，只见从上到下掀起一股土尘，我和通讯员什么也看不见。等尘埃消失后，我们在上面只看见洋马，看不见锡兰同志。我与陆文成二人赶快互相搀扶着下到坑里，我不停地喊：“锡兰，锡兰！”这时我们听到轻微的回声，从侧躺的洋马身下边，发现锡兰的两条小腿在雨水冲开的窄壕里，但从膝盖以上的大部分身子在马下边。我和陆丈成每人抓住锡兰同志的一条小腿，轻轻拉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动。他说“可以”。我们高声说：“我们往后拉你的腿，你能托着手往后退吗？”他说：“行。”结果我们并没有费大力气就把锡兰同志从被洋马压掩的壕沟里抢救出来。随即我们三人互相搀扶着爬上去了。这时洋马突然嘶叫起来，同时大力翻身站起，浑身抖擞几下，把身上的土甩掉后，前蹄伸高，要从渠里扑上来。但沟渠虽不到三米，周围是齐堎，没有坡度，马蹄定不住，马不停地往上扑，把马鼻子也碰出血了，还是上不来，我们束手无策。这时，通讯员看见不远处有个小村子，他站在高处大喊：“郭区长掉沟里啦，快拿农具来修路。”村里也有人喊叫：“快、快、快救区长去。”不一会，村里跑来七八个青壮年，随后还赶来老农二三人，大家看了看锡兰同志在上边，沟渠里有一匹大马还在乱蹦乱跳，大家七手八脚刨土给马修路。按农民的话说，不到抽一锅烟的功夫，洋马就上来了。我们赶快动身去地委书记所在的开化村，通讯员和我一起扶锡兰同志上马时，发现他的行动不太自如，大概是腰腿软组织轻度甩压伤了。我们见到白坚同志，他知道打洋马一仗很高兴，指示我们继续组织力量，搞好反扫荡战斗。接受任务后，锡兰同志不顾疾病，仍日夜操劳，直到反扫荡胜利一个月后，他的腿才恢复正常。

过些天，县大队派人取战利品。走时，大洋马只能驮山炮弹的一半，另一半用农户的毛驴运上。拿走的还有缴获的呢子军大衣。大米和罐头早已被我们一次就吃光了。军用水壶拿走三个，一个给了我，来人说这是大队长和政委指示的。

这次险情，锡兰同志的性命保住了，也没有负重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人训练的军马通人性，它当时一定是感到身子底下压着活着的人，所以它不乱蹬乱扑，但当我们费力把锡兰从洋马身子底下救出来，而且等我们三人爬出沟渠后，洋马才翻滚地乱奔乱叫起来，否则我们三人都会处在危险境地；二是锡兰同志虽是先掉下去的，但却正好掉在雨水冲出的二尺深的壕沟中，高头大马后掉下去，虽压在锡兰上面，但这条不规则的沟把马架住一些，所以马没能死死地压在锡兰同志的身上，要不，会把人压得粉身碎骨，水冲的壕沟保护了锡兰同志的一条命。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注）张平化后任三五八旅政委，全国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等职。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都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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