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的回忆》 生产(二)

发布日期:2016-06-15 13:46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0年夏,临县分为南北两县,北边仍称临县,南边叫做临南县,南北两县各划五个区,我还在四区工作,后来把我调到一四区交界处新成立的二区,仍任区委书记,不到半年,又调回四区,原职未变。1941年夏初调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同去的有临南县委书记高闻天,高和我学习了三个月,实际学习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外出背粮,背煤一周,才可以有饭吃,有生活条件再学习,我俩被提前调离党校,高任临县县长,我任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得知。是地委书记白坚根据临县群众和民主人士的积极要求,叫高闻天回来当县长。他家是新的二区孝长编村后沟底村人,在建二区时,我任该区区委书记时间不长,但我下乡到他们村二三次,当时他任临南县委书记,村里对他念念不忘,一年回家顶多也只一次,呆二三天,都与农民交往,特别要求他兄高振国助困扶危,并让所雇的长工吃好、住好、休息好。他家兄弟三人,闻天老二,其兄和弟也都耕耘,都是劳动者,但还是剥削者。
    当时县委书记是分局派来的李质,在党政群共同努力下,在抓生产的同时,在不同季节仍然发动贫下中农实行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增加长工的工资。这期间,上级又派来—位曾任专员的同志,当时,县委有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也不再增设其他部,我向地委提出请求,自己任副职,结果我改任组织部副部长,新到任的这位同志任宣传部长。他自己说是到农村做调查研究。下乡后,工作很积极,只是基层干群反映他吃住要求高。
    1943年秋,地委召开全分区整风运动,是根据康生在延安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是查特务、叛徒等坏分子。我和这位宣传部长也指定去参加,我俩为组长,支部书记告诉我说:“你们组有一特务和两个叛徒嫌疑,经过近三个月的逼供,无一人坦白。在全分区坦白大会上,那位新来的同志主持的小组,成绩累累,全组十来人,有五人坦白交待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特分子,有些同志为祝贺这位同志的功绩,在坦白大会上把他高高抬起来,由他高声大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坦白大会开始后,还号召在组上未坦白的人,要各小组继续“逼、劝”。我们组仍无一人交待问题,按规定,组长得到主席台下向本支部书记汇报,汇报时得领着自己小组坦白了的去排队,等待上台坦白,我向支部书记汇报无人坦白,支书以为我自己要上台坦白,马上给我让开上台的地方,我说:“我们小组仍没有人坦白,”支部书记一听 ,向我摆手,可能是我会挡道,影响大会的热烈气氛。年终将近,整风结束,分区和各县人员回原单位,但未坦白的嫌疑人留下在分区成立的教导队继续审查,我俩回县里后,听组织部长苗前民说李质被分局调走了,后来听说怀疑他有政治历史问题,是去接受审查,这样,这位宣传部长改任县委书记,我复任宣传部长。从此,在他领导下继续抓生产,搞农运。
    一年以后的秋初,地县委决定派我到一完小抓特务,中秋节那天逼出两名优秀生承认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和C.C,我认定是逼供的,不能信,经该校党支部会议,同意我的看法,当即行程四十里到县委汇报,书记和组织部长严词斥责我“左的要死”,他俩去后逼出小学生一百人是特务,并把“战果”扩大到县区干部中,详情在《学潮》(三)中有述。当时我和县长都是县委委员,讨论和决定所谓《抢救》运动的会议都无条件参加。但我和高闻天,县委武装部长也是县委委员杨万选,在县长主持努力下,组织区村干部和党员,齐心合力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当时,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完整县只剩分局军区所在的兴县和临县,但兴县地广人稀,生产条件比临县差,特别是高闻天精心费力,排困解难,在全县各级党政干部努力下,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全边区过去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大石,因区域缩小,农副业收入大减,征收公粮自然要临县增加,连续三年,年年征收九万八千六百大石,占全边区征粮总数的一半多,边区首长当时赞誉临县是晋绥边区的乌克兰(苏联时期,乌克兰收成最好)。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地委书记,三专署专员调往东北,临县县委书记、县长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和专员,我被调任临南县县长,不到半年,南北两县合并一起,原临南县委书记樊不屈为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新县长是杨万选,从此,临县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是临县籍的同志,大家上下努力建设家乡,征粮征兵,支援前线,仍起老根据地作用。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