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生产（二）

发布日期：2016-06-15 13:46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0年夏，临县分为南北两县，北边仍称临县，南边叫做临南县，南北两县各划五个区，我还在四区工作，后来把我调到一四区交界处新成立的二区，仍任区委书记，不到半年，又调回四区，原职未变。1941年夏初调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同去的有临南县委书记高闻天，高和我学习了三个月，实际学习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外出背粮，背煤一周，才可以有饭吃，有生活条件再学习，我俩被提前调离党校，高任临县县长，我任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得知。是地委书记白坚根据临县群众和民主人士的积极要求，叫高闻天回来当县长。他家是新的二区孝长编村后沟底村人，在建二区时，我任该区区委书记时间不长，但我下乡到他们村二三次，当时他任临南县委书记，村里对他念念不忘，一年回家顶多也只一次，呆二三天，都与农民交往，特别要求他兄高振国助困扶危，并让所雇的长工吃好、住好、休息好。他家兄弟三人，闻天老二，其兄和弟也都耕耘，都是劳动者，但还是剥削者。

当时县委书记是分局派来的李质，在党政群共同努力下，在抓生产的同时，在不同季节仍然发动贫下中农实行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增加长工的工资。这期间，上级又派来—位曾任专员的同志，当时，县委有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也不再增设其他部，我向地委提出请求，自己任副职，结果我改任组织部副部长，新到任的这位同志任宣传部长。他自己说是到农村做调查研究。下乡后，工作很积极，只是基层干群反映他吃住要求高。

1943年秋，地委召开全分区整风运动，是根据康生在延安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是查特务、叛徒等坏分子。我和这位宣传部长也指定去参加，我俩为组长，支部书记告诉我说：“你们组有一特务和两个叛徒嫌疑，经过近三个月的逼供，无一人坦白。在全分区坦白大会上，那位新来的同志主持的小组，成绩累累，全组十来人，有五人坦白交待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特分子，有些同志为祝贺这位同志的功绩，在坦白大会上把他高高抬起来，由他高声大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坦白大会开始后，还号召在组上未坦白的人，要各小组继续“逼、劝”。我们组仍无一人交待问题，按规定，组长得到主席台下向本支部书记汇报，汇报时得领着自己小组坦白了的去排队，等待上台坦白，我向支部书记汇报无人坦白，支书以为我自己要上台坦白，马上给我让开上台的地方，我说：“我们小组仍没有人坦白，”支部书记一听，向我摆手，可能是我会挡道，影响大会的热烈气氛。年终将近，整风结束，分区和各县人员回原单位，但未坦白的嫌疑人留下在分区成立的教导队继续审查，我俩回县里后，听组织部长苗前民说李质被分局调走了，后来听说怀疑他有政治历史问题，是去接受审查，这样，这位宣传部长改任县委书记，我复任宣传部长。从此，在他领导下继续抓生产，搞农运。

一年以后的秋初，地县委决定派我到一完小抓特务，中秋节那天逼出两名优秀生承认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和C．C，我认定是逼供的，不能信，经该校党支部会议，同意我的看法，当即行程四十里到县委汇报，书记和组织部长严词斥责我“左的要死”，他俩去后逼出小学生一百人是特务，并把“战果”扩大到县区干部中，详情在《学潮》（三）中有述。当时我和县长都是县委委员，讨论和决定所谓《抢救》运动的会议都无条件参加。但我和高闻天，县委武装部长也是县委委员杨万选，在县长主持努力下，组织区村干部和党员，齐心合力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当时，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完整县只剩分局军区所在的兴县和临县，但兴县地广人稀，生产条件比临县差，特别是高闻天精心费力，排困解难，在全县各级党政干部努力下，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全边区过去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大石，因区域缩小，农副业收入大减，征收公粮自然要临县增加，连续三年，年年征收九万八千六百大石，占全边区征粮总数的一半多，边区首长当时赞誉临县是晋绥边区的乌克兰（苏联时期，乌克兰收成最好）。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地委书记，三专署专员调往东北，临县县委书记、县长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和专员，我被调任临南县县长，不到半年，南北两县合并一起，原临南县委书记樊不屈为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新县长是杨万选，从此，临县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是临县籍的同志，大家上下努力建设家乡，征粮征兵，支援前线，仍起老根据地作用。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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