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下放（一）

发布日期：2016-06-22 11:32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

本校教育，结合全国各个时期政治、经济运转，抓紧培养人才。1958年刚过春节，部里决定机关和学校部分人员下放劳动锻炼，地址是河北老区遵化县。学校组织师生、干部近二百人，下放到西下营、郝各庄两个大队，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倪冰（女）同志也随机关干部一起去，由她代管学校下放的师生。一九五九年初，她下放一年届满回部里工作，我要求去接替，得到领导同意。于是下放带队和前一年一样，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公社化、大跃进的全过程学校师生都亲身经历过了。1959年6月下放劳动结束，我们都回到学校。7月7日，派我去豫、鄂、湘、赣四省选调干部，（前文有述）在出发前我写了一份《社会调查》，讲述了我们在公社化过程经历的情况和当时存在的严重影响生产和社员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当地县委把党中央规定的“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为“二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的错误；他们还过分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数量，并不准开小片荒，严重损害了生产小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当地无煤、铁矿，还要坚持用土高炉炼钢。男劳动力绝大多数参加炼钢和被逼兴修水利。本来庄稼长得很好，包括花生和旱稻，但只能主要靠女劳动力收割，造成丰产不丰收。国家少征公粮，社员吃不饱肚子，生活明显下降。公共食堂也维持不住，猪、鸡死亡，肉、蛋几乎全无。

我出差前把《调查报告》交学校转部党委办公室转部里。内容摘抄如下：

一、前言：西下营是遵化县老区，合作化时，资金奇缺，党支部组织四十名复原军人在天寒地冻的困难条件下，上山打柴，许多人拿复原费、残废金，解决了投资困难，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都有提高，被誉为河北省旗帜社，又美称“四十勇士社”。队长王佐民（公社化时任人民公社社长）被评为省劳模。我校师生在此一年半的下放劳动锻炼，因这里农民为改变贫困面貌所做的艰苦奋斗，无私无畏，深受教育和感动,但从公社化开始到我们离开时，使原来一向兴旺发展的先进生产队变得令人担忧。公社化的全过程，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中的密切关系，当地干部听不到的意见，我们可以听到。今春以来，中央可能根据公社初创还是幼苗，需要有一个完善过程。对公社所有制，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等方面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具体规定；但我们发现同时也听到社员们的反映，特别是西下营就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对要求执行的小队干部和群众“打棍子，扣帽子”等压服手段。因此，反映主要问题，希望领导正确执行中央政策，适当调整个别政策，以利生产和农民生活，巩固人民公社。

二、坚决保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中央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从社到乡都按他们的决定实行公社、大队两级所有制，不顾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农村即使进入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也应有包产到户和包产单位形式的存在。

西下营是半山区，大多数村子如桃源、东沟等村，有果木和栗子、柿子等树，高级社时就归大队所有，由减产到停产，一年来不少树被毁，而粮食产量远远抵偿不了果木等减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社员的收入，集体的积累，无力扩大再生产。建议把林木果木归还生产队，并允许和保护社员房前屋后自栽自种自有权。

在保证上缴粮食的前提下，应允许小队因地制宜的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近年来上面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卡死在白薯、玉米等作物上，而对当地群众习惯食用的谷子禁止种植。塔寺小队有不少沙土地，历来种植花生，现在把大部分沙土地改种粮食作物，产粮少，花生大减，又严重损伤集体个体收入。这些，都是侵犯生产小队一定的管理权限造成的不良后果。

三、包产必须留有余地，有产可包，有实惠可得

实行包产，社员是欢迎的,但领导上定的产量过高，去年亩产三百三十斤，今年要定四百五十斤。

今年的干劲不如去年，而且今年生产计划动手迟，春耕准备不及时，肥料比去年更少，经过努力，产量能达到去年，就是继续跃进了。

四、养猪方针应已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公社化时，个体户养的猪归集体了。集体养猪，首先得有饲料来源，公共食堂，各家各户打饭回家吃，泔水积累不下来。小队、大队没有豆腐、粉条加工作坊，故无剩渣、粉浆作饲料，人吃喂马，都得节省着细水长流，恐怕轮不到喂猪。

中央对养猪的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拟应暂以私养为主，公养作出示范，并以有计划的给社员提供崽猪，并以崽猪帮助贫困户，加上鼓励养猪的政策，社员增加收入，则可解决市场猪肉求过于供的紧张状况。

五、公共食堂困难很多，应尽早解决

下放师生一直坚持在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办了好几个月了，开始对解放妇女劳动力作用显著，当时男劳动力外出参加大炼钢铁，支援修水库、建公路等活计，劳动主要靠女劳力，办起公共食堂，大批女人代替男人参加耕种，现在男劳动力绝大部分回来了，农活由他们包下来，还有剩余的时间。

现在，公共食堂有它暂时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物质短缺，做不到上级所求并为群众生活所必须的吃饱吃好，饭菜多样化。第二，浪费大；第三，柴火集中用于食堂，社员特别是贫困户，烧炕、取暖、烧开水发生了困难，还不许社员出去打柴；第四，猪饲料少了一个来源，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仅有公共食堂没有托儿所、养老院，仅缝纫组不少中青年妇女，还是得不到解放。

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的好坏，直接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和公社的发展巩固。吃饭不要钱，应该说能鼓励社员的关心集体生产，实现的结果，苦干实干的越来越少了，出工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多了，干部只埋怨甚至辱骂群众是懒蛋子，生产上不去，公分不值钱。一九五八年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公布，有的社员把已发工资的数量一算：“一个劳动日买不到一根香烟，四个劳动日买不到一颗白果（鸡蛋）”。由于分配不合理，已经影响生产，应教育基层干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大小队干部和社员同工同酬，广大群众一定会积极参加生产的。

七、工作方法和干部作风

“四十勇士”艰苦创业时期，党支部和大多数干部参加劳动，关心群众疾苦，生活不搞特殊，因此，干群关系很好。公社化开始以来，大队主要干部工作方法简单，训、骂人。大炼钢铁时，王佐民带着民兵去拔锅。一位大娘赶快坐在铁锅上不让拔走砸烂炼钢。他大声质问：“你要锅，还是要社会主义？”大娘回答：“要社会主义，也要锅！”大队长向民兵一摆手，锅还是被拔走了。脱离群众更为普遍的是，有一段时期，社员不愿出工，出了工又不认真干活，干部领着民兵强迫社员下地。大队长，总支书记和会计等大队干部单独成立一个小食堂，由生产队出厨师，送来米、面、油盐和柴火，就餐时猜拳行令，社员们直摇头。有的大队干部说假话不脸红，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三十斤，大队长问小队干部：“你们去汇报了多少斤？”答：“三百三十斤。”大队长讲：“不，四百四十斤。”更使人惊奇的是，大队长公开讲：“我们这里不传达《党内通讯》！”按：这是毛主席今春发的一期《党内通讯》，发给农村党支部，并需向群众传达。内容主要是要实事求是地规定今年的亩产指标，明确指出亩产留有余地，有产可超，有实惠可得。中央规定恢复小量自留地，省里也明确叫分下去，大队改为集体耕种，应付上级规定和指示。

干部的工作方法如此简单，对群众的态度粗暴，而且敢于不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领导应从爱护干部出发，加强教育，使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农村建设好。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批判彭德怀同志后，从当年十月开始，在全国开始了反右倾运动。我从江西等省选调干部回京后不久，也就是十一月间，因为我的调查报告，部里把我列为唯一的重点批判对象开会进行批判，称为：“部务扩大会议帮助冯文耀同志”。会议上发言的人较少，唯一发时间长的是一室主任，对我批判得十分凶。但我心里很坦然，他讲的完全是捏造的。如他说我在西下营“完全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并还指责我对基层干部指手划脚。

1961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口头给我平反，说“调查报告符合中央规定。”我当场表示感谢党，并声明：“这是全体下放师生一年半劳动锻炼的收获，它的正确应属于大家。错了的应该批判我，因为我是下放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平反后，部扩大会议上征求我对批判过我的领导同志的意见。我表示：“运动中批判时扣扣帽子在所难免，我完全理解，从内心讲真没有意见。”接着我说：“但是非观点与是否事实是不同的概念。教职员党支部代表批判时说：三个女班主任反对某领导时，冯文耀差一点陷进去，请澄清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一直一字不答。我提醒他说：“这事在学校原只我俩知道，部领导个别人知道，怎么会在批判会上颠倒事实？”主持会议的副部长邹大鹏同志见此情况，说：“文耀同志，这件事我清楚，你处理的很对。”事实是，三个女性班主任“三反”时曾在背后议论过某同志，但不是反对他。我当时作为学校党的分总支书记（部里是总支）分别批评过她们。对此，也向某同志和部党的总支书记杜长天、副部长毛诚二同志汇报过。接下来我请当时发言多的那位领导同志澄清：你发言时说我“到西下营后指手划脚，非难人民公社”根据何在？我继续说：我在西下营下放劳动近半年，不但没有如你所编造的以上情况，向县、社、队所有组织和个人连建议都没有提过。他听完我问的话后，他把编造话的责任推给王佐民了。

1959年6月底，我们下放劳动结束时宣化县委召开公社社长、书记、副书记会议，我做为下放干部的带头人，县委定我为民生公社党委副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议。内容是要各公社把白薯亩产量提高到万斤以上。县委书记首先让西坡公社社长、全国劳模王国藩讲他们公社亩产多少万斤，他首先是闭口不说。县委书记以命令的口气：“非得你带头说你门公社的白薯今年亩产多少万斤不行！”连连责问三次后，看来王国藩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低声说“三万斤！”王佐民立刻站起来说：“亩产三十万斤！”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县委书记高兴地宣布散会。王国藩第一个走出会场，第二个是王佐民，我随他也出去了。王国藩轻轻地碰了一下王佐民的腰部说：“我当时算了一下，白薯长得像咱们这样的个头，一个人二百斤，大家挤着站满一亩地，也不够十万斤”。说完弯腰扣掉烟袋里的烟灰，说了一句“他娘的”快步走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个真实又可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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