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文革（一）

发布日期：2016-06-23 12:05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

1961年，干校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我任副院长的任命书是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当时，我还在梨树县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提前调回后，仍兼任书记（当时不是党委制）。邹大鹏副部长与我谈话时，讲到任命事宜和扩大招生等问题。次年继续招收本科生，1964年招收 200人。1965年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招生300人，加上本科一、二年级、训练班学员和教职工，总人数近千名，是文革前校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为把学校办得更好，部里决定把正副院长增加至五人，并于当年九月经全院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党委会，我为党委副书记，同时上级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学校成立了政治部（学院原来是军干校，1955年集体转业），我兼主任，杨明奎为副主任，下设组织处、宣传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保卫科。这是全院党、行政、教育、后勤中机构最大的一个部门。当时还决定把人事处设在政治部，经我申述请求，得到部领导同意改由另一位副院长分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久，江青、陈伯达等煽动青年学生造反，使不少学校大乱。

本院党委讨论要不要上级派工作组，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于是派我向部长孔原和部党委汇报。部领导同意了。但当时没有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指示或文件。当天，孔原把他儿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工作组的动员报告笔记给我和于苇念了一遍，主要是该校工作组怎样领导学校运动的粗浅内容。经过我们发动，情况还很冷清。“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各级干部在“文革”初期对“运动”的不理解、不知所措。一天，孔原在部务会议上说，“学院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应该下工夫。”几天前，部里一位副部长来电话，叫我派人去抄外单位的大字报，学习人家的运动经验。

可没有想到，抄回的大字报，一下子引来了风暴，起了引火烧身的作用。惹得一些干部开始挨斗，然后矛头直接指向党委主要人物。

其他大中院校学生中的造反派对校领导和教授、专家实行专政，工作组进行了劝阻和批评，曾使运动文明了一点。毛泽东七月十八日从外地回京，听了汇报后，认为刘邓等决定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工作组立刻受到造反派狠狠的批斗。部里派来三位同志帮助我们搞发动，被造反派定为“影子工作组”一一挨了批斗，被赶走。学院因为上级没有派来工作组，我们既承担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平时工作中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责，也无法逃脱。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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