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文革（三）

发布日期：2016-06-27 12:05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

本院师生中造反的极左顽固分子一直占少数，其中教师中只有个别人，职工中不到百分之二。政治部包括马列教师大概五分之一，其中包括组织处处长里英璞（兼院长办公室主任）；总务处十分之一，这个处工人（包括炊事员）多事处和教务处各有半数。全院三个系，每个系有政治指导员三人，在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各系党政正副领导九人中有两三个。总共八十多人吧，所谓造反的有十四、五人。主要特点是：一、到校工作很短，其中里英璞及其妻（日语系党支部副书记）调来才一年；二是系处级干部多，几乎占了一半；三是工人中极少造反，几乎无一造反者。

学院原来有很大一部分师生和教职工，是不同意造反派的观点和行为的，但在当时那样何去何从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有一部分人转向造反派，对院党委来了个反戈一击，甚至有的那股蛮干劲比起老造反派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过些时候，有些人总觉得造好人的反不对，又站过来保护党委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们的老师。从此以后直到 1970年初学院被撤销，所谓保守派的人数始终是多数，有人估计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掌权的是以里英璞为主的造反派，里当时还是院党委委员，也是党委委员中唯一的造反派。1966年8月5日召开了著名的“八·五”辩论大会。当时党中央常委李富春同志莅临讲话，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搞好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相互斗争。学生中的一个造反派上台大声说：“这是和稀泥，”富春同志当即毫不退让地说：“这不是和稀泥！我们党历来主张人民内部要团结。”老人家的声音很洪亮，博得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鼓掌。有的造反派当面以无聊的语言诬蔑孔原同志，胡说什么“孔圆、孔方、孔三角。”另一派同学和在场的十九中、一零一中的学生几乎齐声反击说：“不许辱骂孔伯伯！”这时，冯铉副部长说了一句：“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里英璞以为他造了院党委的反还不过瘾，上前以教训的口吻道：“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这时有几位同学赶快站在冯铉周围，以保护这位副部长的安全，有的同学反问里英璞：“你胡说八道的资格是谁给的？”质问的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在大会上，有一个造反派学生突然飞奔上台，高举笔记本一册，质问：“这是谁发的，想干什么？”我一看是日、西系学生，马上想起一件事，即在运动之初，院党委召开各系支部正副书记会，布置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给每个系发了笔记本。里英璞的妻子是当时的日西系党支部副书记，她很可能想是以笔记本一事，妄图证明党委要镇压造反派。我立即上台申明：“笔记本是我在支书会议上发的，请各系副支书随时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以后整理材料时避免差错。”我回答完后，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造反的学生说：“这是你想秋后算帐。”一个保守派的学生说：“这是为了不冤枉好人，有什么不对？”这位同学的反驳，比我的回答更针锋相对，至此，再没有人发言了。

“文革”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各校学生包括中小学学生开展了大串联，他们在串联中搞了些什么活动，我至今一无所知。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是接受毛泽东检阅，为此，各机关、学校要接待好这一批批上百万学生的串联队伍。当时本院造反派让我为外地串联来院里的红卫兵端水送饭，清扫宿舍，我都精心照办了，本院学生大部分也分批外出串联。但造反派中骨干人物守着已得的“江山”没有出去。

造反派强占了播音室，在院里安装了高音喇叭，不管什么么时候，发通知下命令，都用它发出。有时为了审问于苇和我，在喇叭上发出“冯文耀滚上教学楼五号房来！”我们也就老老实实地“滚”上去接受了不少次的“教育”。

同学分批外出串联，也分先后返校。但是那些所谓保守派或逍遥派的同学一旦回到学校，高音喇叭上就播出“某某某的丧钟敲响了”，以示造反派胜利，“保守派”失败。同时，还高声命令学院未造反的各级领导到《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集中，给我们俩正副书记戴上纸高帽，腰弯九十度，手拿铜锣还得用力敲打，让串联回校的“保守派”看看造反派多么威风。有个同学名叫陈继成，串联回广州，贴了揭发其父的大字报；回校后，大概后悔了，精神有些失常。他平时背一支自造木头步枪。一天，突然传出陈继成从教学主楼顶层跳下身亡的消息。真令人可惜可叹！一个青年学子，要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哪会发生这类痛心的事。事发后，他的父亲，时为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从广州来京，悲痛地料理了后事。

文革中，父母受迫害，往往子女也受株连。比如，林枫：中央党校校长）的女儿林耿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的女儿伍延力，两个都是国关的学生，父母挨整了，她俩也被随意批斗，甚至党籍都难保。在军宣队支左驻院掌权后，与造反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里英璞等，一直主张开除两个女生的党籍。

里英璞任院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突然宣布了整党三人小组。他是组长，组员有预备党员英语系本科生张新祥，日西系本科生非党员许金生。整党小组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了党内外群众坚决反对，甚至连造反的人也感到该小组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想到里英璞这个当过组织处长的人，竟然使出如此违背党内基本组织常识的愚蠢一招，给造反派带来了被动。大概是因为无人赞成和众人坚决反对，不到二三小时，整党领导小组的名单不见了，他们也再未提整党的事。

这里提前叙述1970 年 1月，学院被撤销，下放河北饶阳县后，对林耿耿、伍延力党籍处理的经过。当时的院革委会主任、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是驻院军宣队政委王玖祯，革委会副主任是里英璞、军宣队队长、工宣队政委，也都是整党小组成员。约在1969年10月间，也许是11月，我被结合为院革委会副主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一日，王玖祯主持召开整党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林耿耿、伍延力的党籍，工宣队政委到会晚，一进门说：“我得修鞋去”，说完走了。林、伍二人未到会。王提出开除林、伍二人的党籍，理由是包庇她们父亲的罪行。我马上反驳说：“林枫、伍修权二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即使问题很严重，说她们所谓包庇的事实也没有证据。”他们不顾我的意见，马上举手表决，除我一票反对，林耿耿、伍延力被决定开除党籍。工宣队政委在会后告诉我，他是有意不参加会议，我说：“我意识到了”。林耿耿得知后，马上离开饶阳。伍延力告诉我，林去反映问题，并说：“我俩坚决拒绝这一决定。”我说：“完全对，一定不会照他们的决定办的。”过些年后，我又见到伍延力，她说问题都解决了，她俩都还是党员。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被宣称是一场比“五四”运动、延安整风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实际上，全部事实和整个过程，是以民主之名，反民主为实，根本没有民主。许多人没自由。“四大”是只许少数人“鸣”，少数人“放”，少数骂多数叫做“辩”，少数可以在大字报上侮辱人，甚至罪名，陷害无辜。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思想道德破坏无遗。极端个人主义大发展，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恶性大泛滥，对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空前大摧残，工农业经济、包括交通运输等，要不是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力撑苦局，千方百计保护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话，那损失会更加惨重。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文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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