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文革（八）

发布日期：2016-06-28 15:19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著

1975年10月的一天，赵一之对我说，你被分配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今天就动身。当时大部分同志在一两个月以前已被分配到河北一些市县学校去了，个别同志分配省机关。我路经保定市时天已黑了，就住在已先分配去的同志处。次日登程，路经北京，在家住了一宿，第三天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报到。时为党委书记、院长的张毅同志一见就对我：“省里决定，你可列席院革委会会议，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就在教务处。”这样，我总算有了工作。当时的处长吕方润，是教授还在上课，副处长是季祥，两位都共产党员。我要求多给些工作。院里有时也同意我随一部分师生去农村、工厂参加开门办学。

1976年1月9日早晨，在广播电台突然听到哀乐，原来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并十二万分敬仰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我痛哭失声，早饭也吃不下去。写到此，我又悲痛起来了。过了几天，张毅在会上提出：“省委党校要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班，要我院去一名副院级以上的人报名参加。”半天无人说话。我提出“如果允许，我去学习”。马上得到同意。当时河北省委党校在保定市。当我路经北京时，正值为周总理的逝世召开追悼大会。沿途都听到哀乐，我的眼泪止不住往外流，心里默念：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当时火车里的人都站起来默哀。

到省委党校后，饮食也挺困难，炒菜无味，人家老熟人问炊事员：“菜是什么油炒的？”回答：“水”！这也从一个点反映了文革对生产影响之大。

对毛选五卷，我从头到尾读了三遍。1955 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是符合国情的，符合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以后的论文、报告和有些批示，虽然批左也批右，但批右时把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的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到三年，就批别人“像小脚婆娘走路，东摇西摆。”（批评周恩来，但未点名）文章指出：“当前是合作化高潮，一般是半社会主义，也有少数是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学到这里，我才知道 1959年我下放农村劳动时，有的老农反映：“初级社刚办起来，就大办高级社，两级社办起来不到六年，这……这……”他说不下去了。大概他想说：公社化的路子走得太快了，没有说出来。1953年6月15日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批判左的急躁情绪后，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等三种右观点。文章的结尾论证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国情。这一段论述是：“我们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我在学习时想，如果照此把农业逐步过渡为半社会主义，如果不是重点批右，1958年的全面大冒进不会出现。即使有些地方有些方面出现了，也可能头脑冷静，听得进不同意见，加以适当解决，不会造成经济大困难。基于我有以上想法，在学习中，我没有写笔记，也没有发言。

“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他听了侄子又是贴身联络员毛远新的耳旁风。说邓小平对“文革”的批判，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领导了批判林彪等人的极左，毛泽东却说应该批右）江青等人本来对周恩来因病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怀恨在心，乘机煽风点火，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算“文革”的账，包庇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刘冰请邓小平转信，状告江青帮里驻校宣传队头头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信中提的问题，“矛头是指向我的”。这样，从1975年11月3日以后，把批邓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把刚刚好转的形势，又推进了深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整个城市变为一片废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全市原有107万人口，震亡22万多人。我所在的河北矿冶学院（今改名为河北理工大等失伤亡尤其大。原有师生员工及家属3602人，震亡1247人；全家人员遇难的有72户；家属遗孤26人。所幸当时还有200多名师生在农村开门办学。否则死伤更多。特别是学生，住的是集体宿舍，一居室住十数人。学生伤亡比例比教职工大。当时的伤亡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活着的人，守着罹难的亲人，悲痛无泪。党委书记张毅和副职的孙德水、耿庆钧都震亡了。副书记梁友珍和程浩幸免。程浩全家三男下来。震时他正外出疗养，震后带病速赶回；大儿子程阳泉在石家庄上大学；小儿子程清泉在家震伤，被好友救出；老伴和两个女儿都不幸遇难，家里还着了火。原国际关系学院经河北分到矿冶学院的童林夫妇均未能幸免。原国关到河北唐山的男女老少九人，震亡三人，活着的六人，其中二人是震前头一天离开唐山回北京的。

我于头年到唐山，住在老宿舍楼靠大街的一层。邻居说，这一带不太安全。这座楼的房顶是瓦料的，后把楼顶换成整块的石棉瓦，虽然地震震度很大，但它没有马上上断裂。因此，住在这座楼的大人小孩地也震时有一定的时间逃离出去。地震刚开始时，我梦见坐在疯牛车上，东摇西歪。此时，老伴推我一把说：“地震了。”我醒来时从枕下拿出手电筒打开看见屋顶后侧二楼人家的衣柜，有多一半悬在我家的屋顶上。我俩马上躲在窗户口旁。突然一声巨响，南墙连门带窗朝外倒了。我说：“给出路了。”1968年毛泽东为《红旗》三期写编者按语中提出过“给出路”三个字，寓意给一些曾被打倒的，关押的领导人出路。

我俩逃出后救出来第一人是二楼衣柜露到我们房顶下的的人，她是开滦医院的大夫。同时发现梁友珍也从房里爬出来了。当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宿舍院子里只有我的手电，拿着它照明，协助梁救人。不少逃出来的人也主动救人。我俩组织几批人，抢救被压在废墟下不能自拔的人。然后把救出来的重伤员抬放在安全地方。我老伴用力扶助轻伤能走动的中老年妇女往安全地带送。当时接连不断发生余震，在救人者中，有的因余震而伤亡。我家二楼邻居夫妇都是老师，当晚从北京来一亲戚，是个初中女孩。男老师先把亲戚救下来，又上去救自己被瓦石压住的女儿，但不巧发生了6.3级余震，结果父女俩人都震亡了。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原也被压在碎瓦砾下，当我们组成抢救人上去时，被余震砸得血肉模糊。这座楼的东侧，住着时为教务处正副处长。处长吕方润伤势轻，没有转送外地；副处长季祥腹部伤势很重。我和三个中学生把他救出来要用汽车送机场时他说：“老冯啊，我不行了，你还是救别的同志去吧。”我们坚持送他上了飞机。后来知道他被送到太原，不但救活了，而且没有残废。矿院校庆四十周年时，我应邀去唐山。此时，吕方润已经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吕方润和季祥现已年过古稀，身体还很健康，去年还捎口信问候。

我们这座楼震亡43人，是全院最少的。最多的是学生宿舍楼，有的楼震亡280多人。我们先是就近救助本楼的伤者，接着又组织力量去营救其它楼的幸存者。刚到一座楼下，听到一个女人不高的凄惨哭叫声。几个人从废墟中爬上去，发现她被一大块水泥预制板压着。我们用尽气力抬起水泥板后，她哭着说，身下已死的是丈夫。这位男人是刚调来任武装处长的转业军人。

地震毁坏了水、电、通讯和铁路交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京都有亲属，但死活消息传不出去。当时，生活用水主要靠部队汽车来送水（地震两天后部队来了），大家排队可以领到少量的水；燃料则用震坏的木器家具和破窗户；吃的主要靠由飞机空投，如烙饼等熟食品。当时，整个震区许多人吃不饱，去震倒的食品店“偷”点东西，据说有人乘机抢。

从凌晨到午后，活着能动的大多数人集中力量救助震伤者，但也有个别人怕余震，装病躺下哼哼。我老伴在空场上捡到一块从飞机上扔下的馅饼，我正饿得难受，因为早、午饭没能进食，拿起来放在嘴上，才发现假牙没有戴上，于是回到住处去找，当时还有余震，我放大胆子爬过窗台，进入地下，半天发现上口假牙全被震碎了，下口假牙在废墟堆旁，还没有碎。但一半假牙，无法咬食。老伴只好专门给我拌疙瘩汤，我则往下吞咽。当时因劳累过度，饮食困难，产生浮肿。累了不能坐下，休息完了，又站不起来。对此，应对的办法累了休息时，上身靠在大树上，等缓过劲来，移步向前又可去救人。

唐山地震后，时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去还有余震的唐山了解灾指挥：赈灾和震后重建等工作。灾区干群深受感动。唐山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部队的支援下，一边救人，并掩埋、消毒处理遍地已腐烂散发乏出臭味的死难者尸体，一边抢搭地震棚，防雨、防余震。但就在此时，江青却高叫：“东震西震，不能停止批邓”。唐山地委书记遇难了。活着的地委领导人，哪敢违抗她的命令，只好召开还活着的地市级干部，开展批邓运动。

一天，突然有人喊：“老冯，好不容易三天才找到你。”当时我正跟三个青年把刚从深坑里救出来的伤势很重、身材高胖的中年妇女抬着往汽车上放，我一听并扭头认出是铁道兵某团团长薛玉福。他又说：“要不是先看见她（指我老伴）领着我，见了也认不出来了。”当时我剃光了头，只穿着背心短裤，脸脚浮肿，多天没有洗脸，满嘴没有牙，难怪人家不认识了。他是从北京带部队来救灾的，问我：“你要什么？”我说：“手电，我的手电在救人时借出去了，当时天太黑，我认不出是谁，大概人家也不认识我，也没有功夫还。”他马上从挎包里掏出手电给了我，接着问我还要什么，我说：“烟压在房里了，现在也无处买，手里也没有钱”。他叫通讯员拿给我香烟一条，火柴一盒。又：问我还要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了。但马上问他：“你们最近有人回北京吗？如有人回去，，替我给孩子们带封信”。他说：“正好通讯员明天回去”。我马上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两页纸，，用他的笔，给当时在京的三儿子写了一封信。

又一天，也突然来了原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李树山。一见，他把我抱住，并说：“冯铉部长特派我打问你。你真命大。”我当时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冯铉同志原也是调查部副部长，“文革”中部里军代表等原打算把他编进“五七””干校到农村劳动改造。周恩来同志得悉后，把他调到中央联络任副部长。前文提到，1959 年反右倾运动，我是部里唯一受到批判的重点对象。批判会他都参加，但从未发言。一次散会后，他劝告我“检讨应简单些。”1962 年中央要抽调司局级干部三百人，到原来三百个棉粮高产县，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找我谈话，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农村工作去了。

当年 10月，救人救灾完成差不多了，我请假到京配牙，但做牙排号已到次年三月了。可巧遇见老战友胡克实（原在我县任县委书记，后为共青团中央副书记，当时任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因赞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即在科学院任职时向中央写的报告，被作为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范围，正在受无端的批判）在家里闲着。他认为我是灾民，又需要尽快赶回灾区组织相关震后工作，于是就托邻居一个在牙科当助手的女孩子帮助挂上了号，这也还用了两个多月才做好。

在北京做假牙期间，当时调查部从“五七”干校回京的大多数干部住在国关，大家看到我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真命大”。有的同志说：“部里的赵礛同志震前出差到唐山不幸震亡，部里派人料理丧事时看过你吗？”’我对此一无所知。

唐山大地震，使我远在西藏的战友郭锡兰和青海的刘枫二同志寝食不安。郭锡兰与在京的战友苗志岚通信，得知我在大震中连伤也未受，他回信给苗时，附诗一首：

惊闻唐山大地地震，幸吾挚友命尚存；

不顾危险救难胞，昔日楷模今英雄。

我回到唐山后，学写了《和战友》一首：

风云莫测天地惊，在劫可逃命尚存；

生为人民当奉力，战友过誉心不宁。

郭锡兰时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因劳累过度，不到古稀，病亡于北京。刘枫同志也早逝了，亡前为西宁市市长。

我在北京做假牙时，大女儿从河北承德兴隆请假去唐山。当时，原学院政治部保卫科长李荣兴远道从仓州到唐山看望我，他曾一再表表示要动手挖掘我家中压在废墟下的东西。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女儿再三劝阻，才未动手。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二儿子出差在上海；大儿子在农村劳动；小女儿在西安军医大学学习；小儿子在部队服役。前文说，当时在京的只有当工人的三儿子。前去唐山震区探望我的还有一些人，如原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生、原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在河北一些县工作和当教员的，原六五届本科生袁保安，经常去帮助干一些脏活累活，并还给我在地震坍塌处和防震棚前拍摄了照片，以做纪念。

我的假牙重新安装上后，准备第二天返回唐山时，从“五七”干校返京的原调查部干部局长王珺告知我：江青一伙被抓起来了。我高兴得通宵未眠。这是叶剑英又在党的重大历史关头，经与华国锋以及周恩来力保下的老革命家们共同做出的特大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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