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未尽之言--第一章（四、五、六）

发布日期：2016-02-23 14:46 来源：我的未尽之言作者：晋绥基金会

第一章太原三年牢狱生活

四、在反省院的斗争

在山西太原市上马街女师斜对过的一座二层楼的四合院，从外表看像是民房，实际上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牢狱，叫反省院。它是一所法西斯统治的集中营。1936年2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我们就这样从看守所转押到反省院。从此我们和法西斯特务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我们能够学习到对敌人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里也是一所锻炼革命同志成长的学校。

反省院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实际上，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是国民党特务。院长武誓彭，是国民党的忠实特务、山西防共委员会委员，坚决反共，解放前夕逃往台湾。训导主任路景，老牌国民党员。兼职训导员潘建如系太原市公安总局三科特务，是专门审讯共产党人，迫害政治犯的刽子手，是武誓彭的顾问。（他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搞特务活动时，被我镇压。）管理主任魏晋三，是武誓彭的亲信和走狗，他对待政治犯处处学潘建如的毒辣手段。他们竭力宣传伪三民主义，企图从思想上瓦解和动摇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使其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进行统治。

为了软化犯人，在生活上，反省院确实要比其他监狱生活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

另一方面是进行思想渗透，强迫政治犯看反动书刊，听反动课，施行各种法西斯管理制度和特务手法进行统治。在反省院里，政治犯按文化程度分甲、乙两组上课。甲组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犯，乙组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或不识字的政治犯。

反省院为了瓦解动摇政治犯的思想信仰，制订和实施了一整套的所谓训育和考察制度：（1）讲授课程。课目中列有国语、历史、地理，但只是装璜门面而已，主要是讲党义。任路景和他的助手天天所讲的党义课，不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而是由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阉割了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供、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戴季陶自吹他对孙中山学说的解释才是“纯正三民主义”，他先后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他完整的反动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都如获至宝，实际上成了右派分子的“理论旗帜”。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和宣言，其内容都是出自戴季陶主义。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后建立的独裁政权，也是以戴季陶这套反动理论为幌子的。任路景大肆吹捧蒋介石，宣扬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天天讲，月月讲，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戴季陶那一套理论，似乎给政治犯灌输1000遍，就会相信他俩的这一套理论，为他们服务。（2）召开辩论会、讲演会。据说在我去以前举办过，多半是路景出题目，政治犯就从《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十二讲》、《建国方略》等书中抄些孙中山的话，到堂上念上三、五分钟，应付了事。政治犯们对这个非常反感，就起来进行抵制。据说在我入院之前，反省院的一次辩论会，题目是“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指定冯彦俊发言。冯所说的大意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劳苦功高，国人皆知。但被一些巨商大贾所利用，借以投机。不仅在公共场所大兴中山主义，大唱中山高调，甚至在日用百货都贴上中山商标。什么中山服、中山帽、中山鞋等不一而足。但当衣服鞋帽破烂被丢弃，中山二字也被随之废弃，投入垃圾堆，岂不是伤风败俗、污辱领袖。足见宣传孙中山是假、唯利是图是真。这番话说得训导主任路景像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从此以后，反省院不敢随意召开辩论会。我去以后，只开过一、二次辩论会。（3）音乐课，由音乐教员教唱。过去唱的是国民党党歌，后又唱过阎锡山编的反共歌：“共产杀人如割草，不论贫富皆难逃，……”屡屡由大家抵制教不下去。据说过去规定，每餐前必须唱歌，大家故意发出怪声腔调，形同哀乐。武誓彭气极败坏，暴跳如雷也无法纠正，只好取消此举。（4）反省院规定，凡政治犯入反省院，必须先住单间监房一周，然后再行分配正式监房，并规定写自白书一篇。这是很恶毒的一手。1936年2月。我和阎伟、龚充恭到反省院，开始也是住单间监房。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叛徒刘临所写的自白书。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人作样板的。我们三人住进后，院方要我们写自白书。我们正在为写自白书焦急考虑时，阎伟上厕所，遇到一位同志警告阎说，你们千万不要填写表格。阎说，他们没有叫填写表格，只是要我们写自白书。那位同志说，没有叫填写表格就好，写自白书可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和悔过的话。我们得此警告后，即决定自白书就按我们在公安总局审讯时的供词写，除此，决不多写任何一句话，坚决与其斗争。我当时写的是“13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岁上高中。1934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众共同奋斗……’的宗旨是相符合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阎伟、龚允恭住北屋监房。以后我在和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谈论中，他们谈到过去从监狱送来的政治犯住单间监房时，他们曾因拒绝填写自白书或入院誓书表格而被送回监狱。为何对我们坚持不写毫无任何悔过的自白书，他们竟然接受了呢？据阎春荣等同志分析，你们斗争取得胜利，主要是你们态度坚决。另因你们是经法院判决，从看守所送来，如他们硬要你们按要求写，势必相峙不下，但他们对你们无可奈何，既无法送监狱，更不能再送法院重新判决，只好如此办理。据了解，在我们之后，但单间监房的同志，仍有严重的斗争。如张建古、马延龄两人，他们在法院判了五年徒刑，又经第一监狱上诉改为三年徒刑。他们已在看守所住满三年，理应释放，因此送他们来反省院，住进单间监房，要他们写自白书。他们以服刑已满为由，要求释放，拒写自白书，更以绝食与其斗争。反省院无奈，将他们仍送回监狱，监狱不收改送法院，法院又不予受理。最后，他们只得无条件释放。(5)反省院规定政治犯每人每天记日记一篇。其目的是令反省其罪过，“改邪归正”。政治犯们却以利用写日记的形式大发牢骚，揭露管理人员无理要求和院方克扣政治犯的伙食费和烤火费等，或写些天气变化、气候冷暖、身体好坏等琐事敷衍搪塞，应付了事。院方只有大加训斥、别无它法。(6)规定交读书笔记，原定一周一篇。大家串通一气，予以抵制，迫使院方取消交笔记的制度。(7)院方规定《自新月刊》由政治犯投稿自编。据说以往叛徒孙斌给敌人写了“从内忧外患说反日清赤”的反共文章，还有人曾写文章表示悔改，渴望出院。绝大多数被迫写稿都以含蓄隐晦的笔法，用多种形式表达内心爱憎或者写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等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同时故意拖延交稿日期，使定期刊物变成不定期。到1935年初，由于政治犯一再延期交稿，该刊不得不因无稿被迫停刊。(8)反省院规定每个政治犯，每半年写一篇“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共产党与共产主义”、“自白书”、“出院宣言”等考核文章。考核文章如被认可，把出院宣言改称反共宣言，释放出院，公开登报。这一毒辣手法，是对政治犯的严重考验。(9)规定个别谈话每天任指一人进行谈话，由管理主任魏晋三和其他训育员接谈。名为谈话，实为审讯。他们完全学的是潘建如那一套审问犯人的口气，动辄拍桌子、骂人，很少有轻松下来的，多以处罚为终。

反省院政治犯的来源、数量及分析。反省院政治犯的来源，一是经山西省各级审判机关，判刑在三年以下的政治犯，这是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4月29日公布的反省院修正条例规定的；二是在全省各监狱服刑已满三分之二的政治犯；三是各级公安局抓捕的不足以判刑的政治嫌疑犯。

山西省反省院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解散的九年中，前后大约关押过二百多名政治犯，每年平均约二十人左右进进出出。被送进反省院的政治犯，绝大部分是太原市及山西各县的初高中生，也有极少数大学生，还有部分工农群众，他们大多数在20至30岁左右。政治犯中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省委书记，有的是一般党员、共青团员，有的是党外围组织“反帝同盟”、“社联”等组织的成员，有的则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进来的一般群众。山西反省院在1934年以前，没有党的组织。1934年后，从第一监狱陆续送来一批老同志有马林、王世益(时青)、侯富山、阎春荣等，他们来后，在反省院建立了党支部，后来又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赤色革命生活团”。

反省院开始一段，院内政治犯流动性大，在政治犯中缺乏领导力量，没有党的组织，有些斗争也是个别的自发的。反省院自1934年改由武誓彭任院长后，加强了对政治犯的思想控制，强化了法西斯统治，增订了许多反动措施。当时有孙斌、郭挺一等几名败类，迎合反省院的意旨，顺从敌人的要求，写了可耻的自白书和反共文章，达到其卑鄙的出院目的。他们为掩饰自己丑恶的行径，在政治犯中挑拨离间，涣散人心。同时也有个别政治犯虽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但缺乏灵活的策略方法，对其他政治犯有过高过左的要求，使政治犯无所适从，因而降低了凝聚力。党支部领导一方面针对反省院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斯骗软化、瓦解动摇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从此以后，政治犯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斗争。

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度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即使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给予沉重的打击。对王伦的争取教育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王伦被捕后，年龄小，不堪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我们“社联”的成员和“社联”机关，使我们三人遭受逮捕。但党组织一直采取团结教育，使其认识错误，亳不加以歧视。结果王伦从看守所到反省院一直跟从党的领导，直到出反省院，坚决参加抗战，在战火中牺牲。

反省院党支部能够长期存在，是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方式分不开的。组织上党团员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我是阎春荣单线联系，只是在我人党时才知道侯富山是支部书记。反省院内党组织的全面情况，我不7解。组织上也不允许我了解。党支部以监房为单位进行活动。凡是对敌斗争的一些策略，都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讨论，凡是有分歧意见，或不能、不便决定的事，由本监房党的负责人向上报告，传达下来再执行。我入反省院九个多月，一直住在西面大监房内，大约有我、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李维宜、孙泽庭、韩昌太、郝延祥(郝一民)、霍九荣，还有一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与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谈话最多。院方规定，不准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再说。晚上睡在床上，就和挨近的人说话，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时再说。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斗争、工作、学习，和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进行考察。不久侯富山、王世益调到别的监房去了，对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敌人找政治犯个别谈话，回来后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有一次管理主任魏晋三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魏又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魏又问我，你是福建福州人吗?又问福州在福建的什么方向。我答福州在福建省西部。魏大为恼火，指着鼻子骂我装蒜，故意捣乱。魏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住一辈子吗?最后罚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严加小心。他说这次谈话，院方必将对你严加防范。并告我以前李子丰(李波)、杨国瑞等也因此送回监狱。就在此期间，经过阎春荣同志的严格考察，1936年7、8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因此，写出院宣言，必须严肃对待。据说关押在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曾请示过山西特委，政治犯是否要坚持不去反省院。特委指示如第一监狱坚持要送，也不要公开拒绝。到反省院后是否要拒绝履行其规定的手续。特委指示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下，也可以履行一般出院手续。根据特委这一指示，我们监房写出院宣言，具体执行中有四种情况。其中重要的几句话有：一种是如阎春荣写的“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孙泽庭、郝延祥也写了类似的话应付。第二种是写在出院后，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做一名好公民。支部认为作为党、团员这样写，固然不太好，如其本人坚持，也可以允许这样写。三是对党、团员不允许写“年幼无知，误人歧途，出院后不参加任何活动”等语。四是不能允许的写法。如写“三民主义好，共产主义不好”等语。还有坏者，如叛徒李维宜，平时伪装表现不错，在写考核文章时，竞写了“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共产党小丑跳梁……”等恶语。当时阎春荣曾多次劝其修改，李仍坚持其写法。这就是叛徒的行径。

在考核文章的其它篇目中，自白书，我仍按入院住单监房间时所写自白书的内容照抄；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我有选择地照抄《三民主义十二讲》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所以我不能写。我把这几篇文章交给阎春荣，阎说可以这样写。

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我们这监房，在阎春荣领导下对任路景所讲的三民主义，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场合进行批判。我经常和郝延祥、韩昌太一起讨论。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新文宇追记下来。郝延祥同志至今还记得追记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这个材料。一般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魏晋三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搜抄出稿件，马上就上了手铐，押人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感到一贯凶狠残忍的敌人，必定严加处治于我。这时我脑海中闪出以往政治犯对敌斗争中，坚持革命气节的种种表现。我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一切置之度外，顿时激励起了凛冽的斗争气概。我要给大家作出勇敢的榜样，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以报答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当我从玻璃窗看到同志们为我紧张的表情，阎春荣、郝延祥同志突然冲向我来时，我激昂地表示“请转告同志们，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这是1936年10月31日发生的事。

反省院党支部对每个政治犯都做过深入负责考察，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经常分别不同情况，团结各种类型的政治犯，对每个人提出不同要求，既坚持原则，又不打击伤害，起到团结作用。针锋相对地对敌人进行合法和非法斗争，特别能够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我在反省院的九个多月内，在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耳濡目染受到极其深刻而又实际具体的教育。

我离开反省院后，在1937年4、5月间，反省院全体政治犯在党支部领导下，要求出院抗日，遭到拒绝后发动了一场绝食斗争，致使反省院被迫解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斗争胜利意义重大，彻底摧毁了这座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集中营。这次胜利的取得，院外的声援固然重要，但反省院党支部领导全体政治犯，团结一致斗争是更重要的。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阎春荣同志，在这场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说明，反省院的党是正确有力的。任何诽谤反省院党组织的言论都是极端错误的。

1943年阎春荣同志，从延安到晋西北，要求到最艰苦的大青山工作。当时我在晋绥分局工作，曾挽留他在内地工作，他坚决表示要到大青山前线。谁料到，不到半年时间，传来他牺牲的噩耗。当时我与晋西北与阎春荣熟习的同志一起痛悼他的牺牲。根据我在反省院九个多月里的切身体会，阎春荣同志在党性锻炼、工作能力和对敌斗争上都是令人钦佩的。愿对阎春荣同志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誉之，他是当之无愧的。

五、加判五年徒刑，被押送第一监狱

1936年11月初，我因被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从反右院被押了出来。一清早，纠察队员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送走，我想这次该是送刑场处决了吧!我忐忐不安，准备到刑场执刑时，要有个英勇的姿态，要表现出共产党人的不屈不挠的气概。人力车走了一段路以后，却是朝着看守所方向走，我回头看到，还有辆人力车拉着我的行李，紧跟在后面。我心情平静了，结果是送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使我惊奇的是，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我在原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送我到第一监狱执行。一进监狱门就给我钉上脚镣，送幼年监。这个监房是在一个荒芜的院落里，只有几间监房。这时已近1936年底。我在监房里正巧遇到王孝慈同志，他本是在安字监，因受处罚被关在幼年监。我们俩高兴而又亲切地畅谈了好几天，从看守所谈到反省院，特别对反省院到那一套法西斯特务统治，谈得最详细，他也听得最入神。又谈到我如何被抄出批判稿件，重新受到加判等情况。王孝慈听后，非常气愤地说，他要提出今后“政治犯坚决拒绝到反省院”的口号。他思索后对我说，你要利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反省院和阎锡山之间的矛盾，给阎司锡山写个“状子”，告反省院。揭发其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统治政治犯，迫害政治犯的种种毒辣措施。不几天，监狱党组织的负责人高举(高克亭)也前来幼年监，我又向高举重述了返省院的状况。高举向我提出，要争取到监狱工厂去，第一步申言有病，要求到病号监。到病号监的目的，是要求下脚镣；第二步再到工厂去，监狱工厂关押的都是普通犯，和普通犯接触交谈，能了解很多下层社会的情况。高举还说，如能争取到工厂，可帮助他在普通犯中做些政治工作。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问充实自己幼稚空虚的弱点，就照他的意见，向狱方提出到病号监去的要求。

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调我到监狱的病号监房。这个监房十分肮脏混乱，只好暂时忍受着，希望尽快过渡到监狱工厂。不多时，批准下掉脚镣刑具。在戴脚镣的两个多月内，我已经学会用橡皮圈套在脚脖上，以保护脚腕免被磨破，又学会如何能穿上棉裤，亲自学着打扣门、钉扣子，一条裤子要钉二十多个扣子，才能穿上。

病号监的政治犯有王集桐、荫志刚、杜文卿(工人)、田士俊等人。田士俊与我同住一个监房。他白天到监狱医务所，晚间回到病号监。我们之间谈话最多。田详细询问我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参加“社联”、被捕受审情况，看守所和反省院等一系列的情况，我推测这是组织上让他对我进行考察。他们还问到反省院党组织情况，我特赞扬阎春荣在反省院有力地开展党的工作和阎春荣优良作风。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以后我了解到，恢复我的党籍，高举确实曾让田士俊对我考察，并征得张衡宇的赞同。回想我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人共产党，到第一监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接受和考察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贵爱惜，对党的观念，更加坚强。

我决心利用服刑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争取进行社会调査，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从不以坐监狱为苦，反感到有极大的兴趣。我计划先学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接着学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

监狱政治犯大多数关押在安字监。记得当时安宇监的政治犯有张衡宇、阎瑞生、王观潮、白丙喜、郭万富、李柽、马希贤、孙启明、王孝慈、卢吉仁、李楷、泰望民、刘德胜、杨国瑞、李子丰、赵佩梅等16人。1936年底到1937年初，监狱对政治犯看管放松，安字监政治犯开过几次会。我记得高举带我去参加的一次会，是为了支援绥东抗战，会上决定用大家一天节食所折合的金额支援前线。我对这次会印象最深刻的是会议一开始，郭万富唱《义勇军进行曲》，激起大家热血沸腾。在大家要求下，郭连续唱了好几遍。会后不久，监狱政治犯向当局要求，无条件释放出监抗日。阎锡山准备应允政治犯提出的出监抗日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我们监狱政治犯是分两批到训导院的。第一批是在安字监以外的政治犯高举等，按中共山西省工委的直接指示，来到训导院第二批是安字监政治犯王孝慈等，不同意到训导院，发动绝食斗争，要求直接出监抗日。后经省工委派负责同志进去当面传达工委指示后，随即也到了训导院。省工委所以要指示政治犯到训导院，是因山西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直逼山西，日本侵略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他的政治态度有了转变。对付日本的侵略，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口号，同时停止反共，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1936年10月20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自属其时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面对山西当时出现的新形势，应以协商为主，尽可能不要进行对抗性的斗争。

六、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又三个月的牢狱生活

训导院驻扎在阎锡山炼钢厂附近的一所兵营里，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向陆军监狱、第一监狱和红军东征时被俘的干部、战士，灌输他们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力》、《土地村公有力等一套反动理论，妄图使这些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训导院大约关有百把人，阎锡山派他认为可靠的叛徒郭挺一任副院长。郭和第一监狱政治犯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连政治犯都不敢接触。训导院实际上是时逸之同志负责管理，他是我党派去工作的党员干部。我们一到训导院，中共山西省工委指示成立一个支部。高举任支书，郑林、王孝慈任支委。我们进去最感兴趣的是向红军东征干部、战士了解长征情况。我们相处得很亲热，可惜，他们很快编入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离别时，真有点难舍难分。

训导院的情况确实慊省工委所说的，与反省院完全不同。在训导院行动比较自由，可以自由出入活动，开始是整队出发、分散活动、指定地点、规定时间集体回院，以后就完全个人自由出入，随便行动了。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由陆军监狱一名任过旧军官的共产党员任教。每天进行一、二小时，为出狱抗战做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除军事训练外，大家都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按劳分配》等书籍。

支部研究在出院前应进行些工作。我们以牺盟会名义组织工作队，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上午外出宜传，下午学习和排练，晚间组织演出。群众对活报戏最感兴趣。记得我们曾演《放下你的鞭子》街头戏。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得很成功。李波擅长唱京戏，裴世昌擅长唱山西梆子。他们俩都善于演话剧，话剧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我是踊跃参加奏乐，成为积极分子。7月1日，训导院政治犯酝酿出院抗日。开始阎锡山要求出训导院时，每人必须填写一张表格。记得表格内印有拥护阎司令长官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守土抗战》等字样。支部决定拒绝填此表格，为此一直拖到8月中旬。最后，阎同意出院，只要讨保即可。8月中旬我们出院。

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党训班即设在成成中学校网内，当时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掩护若北方局和山西省工委的机关都驻扎在成成中学内。我的母校——成成中学这块红色根据地，自三十年代初，在革命摇篮里孕育和发展着革命的火种，抗战开始产生的名扬中外的师生抗日游击队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期党训班，有高举、王孝慈、张衡宇、李波等同志，都是我住监狱里党的领导人。第二期党训班我记得有王一夫、裴孟飞、郭钦安、史怀壁、阎秀峰、曹振之(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党的负责人)、苏谦益和我。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的名字就叫龚子荣了。我从1934年4月30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年8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到此结业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1966年又经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火焰般的考验，尽管留给我的是不可弥补的残疾——双目失明，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本文摘自：龚子荣著《我的未尽之言》。（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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