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未尽之言--第二章（一、二、三）

发布日期：2016-02-24 17:58 来源：我的未尽之言作者：晋绥基金会

第二章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1937年秋天，我在山西省工委办的党员训练班结业后不久，被分配到晋西南工作，担任洪(洞)、赵(城)特委委员(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任特委书记)。这个时期，参加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起汾离公路与晋西北根据地相连，西濒黄河与陕甘宁边区接壤，东、南以同蒲铁路为线与太岳根据地相邻，包括18个完整县和15个不完整县份，南北400多公里，东西150多公里，面积约29000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与日寇、汉奸及阎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抗战八年中，晋西南革命斗争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从抗战爆发到晋西事变，约三年时间，是统一战线工作顺利发展时期；后一阶段从晋西事变到抗战结束，约五年多时间，是革命工作转入地下斗争时期。

一、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性质和特点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在我党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条件下开辟的。它和我党占绝对优势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不相同。这里还是阎锡山的统治区，自从临汾沦陷以后，阎锡山的总部就转移到这个地区的吉县(以后又迁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依靠进步势力，发展我党、我军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日伪和顽固派。这里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力量相当强大，但是旧军旧派的势力也很大。我军控制的洪洞、赵城地区和汾阳、孝义地区，位于吕梁山脉的南部。新军新派以第六行政区为根据地，旧军旧派以第九行政区为根据地。两种势力并存，有斗争又有团结，经常呈现比较紧张的形势。

抗战开始，而对日寇的步步进逼，阎锡山感到他的地盘受到极大的威胁，作为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保住他在山西的地位、势力和财产。阎锡山的哲学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当他原来所依靠的旧军、旧势力在日军进攻下狼狈溃败，以致经济破产，民怨沸鼎之时，为了存在，他只有依靠新派新军，并向我党靠拢，打起抗日的旗帜。为此，党中央把阎锡山作为中间力量争取，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毛主席即派周小舟为代表与阎锡山进行了谈判。太原尚未失守时，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前后到太原与阎锡山会谈。阎表示愿意与我党、我军合作，“守土抗战”，山西的统一战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1937年9月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相继开进山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西省工委(以后改称山西省委)领导下，山西人民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在太原等地汇集着许多东北、平津流亡青年，他们和本省青年一道，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即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于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成立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自从北方局派薄一波、杨献珍等到达山西参与它的领导之后，逐渐使它发展成为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当时以牺盟会作为掩护，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建党建军工作。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的政策逐步右转。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在襄陵温泉会议上，把过去的反革命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改称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创办了“民族革命青年团”和“民族革命大学”，以迷惑群众，同我党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争夺青年，他还企图以他的反动组织“公道团”控制各县牺盟会，并规定所有高级干部，包括我党在牺盟会的高级干部，都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当然发起人，企图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

我党并没有被阎锡山的阴谋所迷惑，始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9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在山西要看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基本原则，说明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1938年7月毛泽东同志又对在山西开展统战工作做了明确的指示，指出：“阎(锡山)、梁(化之)已怀疑他的新势力中有共产党，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殊关系，必须十分警戒，禁止同公开工作人员随便写信，对一切违反秘密工作的行动，须给以处罚。在半公开机关、团体和部队中工作的同志，要多说阎锡山的话，在文件口号宣传上多用阎之按劳主义的术语，少用马列主义术语。”“表面上使阎锡山的中心思想被人尊重，减少阎的怀疑，但内容上，要维持我们抗日救国的内容”。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晋西南地区党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坚决摒弃了王明所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团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从而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必须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晋西南地区始终是阎锡山旧势力盘踞之地。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就拉着他的省级机关和旧军第19军、61军、38军、教导师逃到以吉县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把这个地区作为他的直接统治区。晋西南地区新旧两种势力并存的特殊情况，决定了统战工作的特殊形式，即区党委和地区机关以“八路军政治部”的面貌出现外，我党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也都隐蔽在阎锡山承认的组织中，以合法身份进行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阎锡山旧势力是有团结有斗争，既要拉着他们同我们一道抗日，又要对其反动方面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到1938年下半年，晋西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抗日游击队遍布各县，新军也不断扩充壮大，我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部队依靠广大群众，冲破阎顽包括完全停止粮饷在内的种种限制，经常活跃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粉碎了日军的不断进犯，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一切都是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分不开的。

阎锡山看到在他的种种限制封锁下，我们不仅坚持了下来，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于是用“。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来对付我们。但是，这些反动组织很快处于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控制包围之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1939年12月，阎锡山撕下了“抗日”、“进步”的伪装，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妄图一举消灭新派新军。由于在这之前，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断地同阎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了干部，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事变突然发生时又能掌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立场，予阎顽以应有的还击，然后从容转移，使阎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南根据地的创建是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战略决策，是在中共山西省工委(1937年10月改为省委)及以后的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和八路军总部及115师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1936年红军东征，在晋西南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这个地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深刻的印象。“七·七”事变前夕，山西省工委利用牺盟会往各县派特派员的机会，把一批共产党员利用特派员的名义派到晋西南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党中央、牺盟会、动委会等各种渠道给晋西南地区派了大批党、政、军干部。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彭雪枫，指出：在山西进行的游击战争“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和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势”。太原失守前后，我党我军一些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罗荣桓、杨尚昆、肖华及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山西省委都到过晋西南地区，为晋西南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1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开到晋西南地区，负有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派出大批干部在洪洞、赵城、临汾等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地方建党，对地方工作帮助很大。党中央1938年4月2日给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致电，指示：115师必须与决死二纵队、三纵队及行政主任张文昂密切联系，恢复晋西南抗日秩序，肃清汉奸，逐渐淘汰机关中的腐化动摇分子，吸收坚决抗战而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工作，同时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放手工作。指示要陈光、罗荣桓设法与山西科委张友清、黄骅取得联系，并要省委与师部一起行动。

1938年2月底，日军侵占临汾后，其11师团主力5000余人西犯大宁马头关，在隰县午城镇集结兵力，企图西渡黄河，进犯大西北。我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指挥杨勇343旅，经五天激战，溃敌4000余，毙敌千余。这次战斗迟滞了敌人西犯。

是年秋，日军在大举进攻武汉、广州的同时，在华北调兵遣将，试图从风陵渡、军渡一线西渡黄河。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坚决拖住敌人。在罗荣桓统率下，343旅于9月14日至15日在汾离公路沿线的薛公岭、油房坪和王家池三战三捷，歼敌千余，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中央非常重视发展新军武装和进步力量，八路军对于新军的成长壮大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1937年冬，朱德任弼时、罗荣桓曾先后到洪洞万安镇，向决死二纵队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华北形势任务、以及平型关战斗经验等报告。1938年4月，罗荣桓曾召集决死二纵队领导人张文昂、韩钧研究部队建设问题，指示二纵队要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并先后给决死二纵队派了大批骨干，这些骨干都成了二队中坚力量。

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于1937年10月下旬率领总政民运部、总政教导大队(八路军随营学校)，和傅钟、韦国清等同志到达汾阳、孝义一带，分别驻在三泉、下堡、兑九峪等地，派工作团到汾阳、孝义、隰县开展工作。邓小平同志对工作团指示：你们下乡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农救会、妇救会组织，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进行建党工作。经过工作团深入发动，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到12月，中共孝义县委在傅钟同志主持下正式成立。第一任县委书记梁占祥同志就是邓小平、傅钟派来的。

孝义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把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定名为“八路军晋西游击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给他们派去八路军的军事干部，一方面根据晋西南特点，对他们进行统一战线教育，说：谁都知道你们是牺盟特派员，部队叫八路军游击队，既不符合党的统战线政策，供给问题又不好解决。曹诚、李文炯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把游击队改名为牺盟游击队，在各县以牺盟名义坚持游击战争，发展很快。以后两县游击队合编为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在汾孝地区经常和八路军独立一支队配合行动，大大提高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总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和指导下创建的，是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党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在晋西南这个特殊形式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打击了顽固派投降活动，支持了全国抗日斗争。

三、晋西南工作大发展时期

1938年5月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主持下改组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统一晋西南党、政、军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晋西南工作。林枫任区党委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友清任宣传部长。同年10月张友清调任统战部长，张稼夫任宣传部长。1939年设立民运部，我任部长。以林枫同志为首的晋西南区党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把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各级党的工作重点，并对阎锡山的妥协投降，制造分裂的一切企图和活动，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斗争。

下面谈谈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四个地区的情况。

洪赵地委：（1938 年12月“特委”改为“地委”）管辖洪洞、赵城、灵石、汾西、隰县、蒲县、永和、大宁、霍县等县（1938年5月曾设立隰蒲特委，解学恭任书记，1939年1月并入洪赵地委）。洪赵地区相当于阎锡山的山西第六专署和牺盟洪赵中心区。洪赵特委、地委书记先后是：王一夫（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龚子荣（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刘文珍（1939年6月至12月），委员先后有张衡宇（六专署秘书主任）、钟人仿（红军干部、决死二纵队参谋、决死五总队队长）、解学恭、贾长明、张永青、刘以纯、王大经、崔光等。

乡吉地区：是在原阎子祥为书记的河东特委的基础上改组的。管辖临汾、襄陵、汾城、乡宁、新绛、稷山、河津、万泉、荣河、猗氏、临晋、安邑、虞乡、永济等县，地跨阎锡山的第七、第九专署辖区。特、地委书记先后是：武光（1938年1月至12月）、赵守攻（1939年1月至12月），委员先后后有李颉伯、傅子和、梅村（后叛变）、王众音等。

中离地委：管辖离石、中阳、石楼等县。特委、地委书记先后是：肖扬（1938年9月至1939年8月）、王文达（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委员先后有：黄石山、卫一清。

汾孝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是赵家声（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甘一飞（1939年2月至1941年8月），中离地委、汾孝中心县委地处阎锡山的第四专署的部分地区。

洪赵地区和汾孝地区的特点基本相同，新军、新派和八路军占优势，上至专署的负责人，下至县长，绝大多数都是党员群运、建党、建军都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但也戴阎锡山帽子，通过六专署和牺盟中心区取得合法地位，阎锡山的敌工团、突击队等反动组织只能秘密活动。阎锡山为控制牺盟会，在各县建立公道团和民族革命青年团。但很快就被我们党和牺盟会控制。在这种好的形势下，虽然工作顺利，但也造成很大的缺点，发展党比较粗糙，最严重的是凡是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都公开抛头露面了，完全与红色不沾边的基层干部很少。在晋西事变前，为预防突然事变，区党委再三指示要准备一套绝对秘密能埋下头去的党员和干部，与那些红头的党员干部严格分开，洪赵地区做得较差，晋西事变后基层党组织遭受破坏程度比别的地区都严重。

乡吉地区，牺盟、新军第212旅、213旅、八路军第一大队等进步势力虽不小，但处在阎锡山的鼻子尖下，斗争复杂，工作困难。党依靠进步力量，戴阎锡山的帽子，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很多的工作，发展党员比较慎重，建立的支部比较短小精干，质量也好。1940年转入秘密党时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比较顺利。

中离地区的状况，介于洪赵、汾孝与乡吉地区之间。1938年前，牺盟会都在我们控制中，通过牺盟会创造有利条件，抓紧时机大发展，发动群众运动，建立了群众组织，组建了几支武装部队。趁有利时机，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4000多名党员。总的说来，中离是旧军驻扎的地区，在旧军的维护下，旧政权中的反动分子常和地方封建势力串通一气，限制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的活动。

晋西南地区1938年大发展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运动。

牺盟会发动群众运动，在抗战初期起了积极作用。1936年底到1937年初，牺盟会普遍派村协助员进行宣传抗日救国工作和发展牺盟会员工作。到了1937年后半年，成立了牺盟中心区和牺盟县分会，向各县普遍派了特派员。他们利用阎锡山曾提出的“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口号，发动群众控告土豪劣绅和坏村长压群众、横征暴敛、敲诈、贪污等罪行。最典型的是赵城县发动几个区的群众，斗争恶霸郭辅堂。郭辅堂于1930年阎冯倒蒋时，就随阎锡山，深得阎的赏识和器重，1936年红军东征时，任赵城县防共保卫团团长，杀害了许多无辜群众。在牺盟会发动群众清算旧编村村长的劣迹的斗争中，受害群众纷纷告状揭发其罪行，要求偿还血债。开始时，郭辅堂自恃有阎作后台，气焰十分嚣张。赵城县反动县长崔道修拖延应付，不予惩办。群众不断向政府告状，掀起了全县性的要求公审大恶霸郭辅堂的请愿行动。我们利用阎锡山省政府南迁，其民政局局长邱仰浚住在赵城县好义村的机会，由赵城县牺盟会、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选派代表万余人，齐集赵城县好义村召开斗争郭辅堂大会，由第六公署和牺盟洪赵中心区的主要领导人代表群众邀请邱仰浚参加大会。受害書群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控诉郭辅堂的罪行，与会群众包围了邱仰浚，强烈要求枪毙罪大恶极的郭辅堂。邱仰浚被群众整整包围了三天三夜，最后不得不答应请示阎锡山。同时牺盟中心区通过山西省牺盟总会的上层领导向阎锡山做规劝工作，终于迫使阎锡山批准枪毙了郭辅堂。这一斗争大长了群众的斗志，提高了党和牺盟会在群众中的声望，把赵城、洪洞各县的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改造旧政权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誉为群众运动的典范。在霍县，1937年冬盟会发动群众斗争了反动劣绅防共团长朱汉三，又与决死二纵队联合斗争了哄抬物价的商业会会长任效增及公道团县团长姚克敬，并将姚赶跑，摧毁了反动县长洪亦民的统治。接着由六专署专员张文昂以牺盟会名义推荐共产党员徐荣（唐方雷）担任霍县县长，并由张居雷等几个骨干组建了霍县公安局。1938年2月徐荣调走，共产党员孙新人接任县长。5月阎锡山借故调走孙新人，派其亲信梁建栋担任霍县县长。10月霍县牺盟会和各救会发动群众斗争，赶跑了梁建栋，抗日政权又回到人民手中。在灵石县发动群众，召开了斗争反动县长燕明义的大会，揭露他的罪行，迫使阎锡山将燕调离。在其它地区也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阳反动保安副司令傅存怀部的驻军，乱征乱要军粮、军服、草料及肉类，还强奸妇女，欺压百姓，群众恨之入骨。区委书记曹庭明以牺盟区分会名义，发动千余群众进城请愿，迫使傅部成立了军粮代办处，制止了乱要硬派粮款的现象，县政府给受害村子发了部分种子，作为赔偿，迫使傅存怀把强奸妇女的两名士兵当场枪毙。

当时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合理负担做得比较普遍深入。减租减息，部分地方做得较好，有成绩，而多数地方是走形式，明减暗不减，有的甚至减了后又悄悄地送还给地主，有的是无计划无系统地进行，有的是由于干部亲自坐阵，不得不减，也是属于包办代替恩赐性的。我们没有在反霸反贪污后，趁着群众威力，把减租减息作为普遍发动群众的基本环节来抓，这是很大的缺点。

2．大量发展党员，积极建立党组织。

晋西南地区有一批乡村教师和乡村小知识分子，他们受“一二·一八”学生运动、红军东征和西安事变的影响很深。“七·七”事变后，他们首先在群众中展开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党中央、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派到晋西南开辟工作的干部，最先接触到的是这批人，经过教育，把他们吸收入党，共同开展工作。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党的县委、区委。县委和牺盟县分会密切合作，或者党的县委领导干部隐蔽在牺盟县分会中进行活动，而牺盟区分会就是党的区委、两位一体，领导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逐渐发展党员，组建党小组、党支部。

根据山西省档案馆馆藏的晋西南区党委1939年11月份的统计资料记载，晋西南全区建立县委26个，区委83个，支部833个。全区地方党员由抗战初期的几十个人发展到1.83万多人，增长了200多倍。

在建党中，山西省委和以后的晋西南区党委一再强调，要对发展对象进行审查教育，要在群众运动中个别吸收贫苦农民入党。然而执行起来仍然有粗糙的现象。

晋西南区党委十分重视干部的培训工作，这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区党委以林枫兼校长成立党校，张友清兼副校长。区党委的各部负责人是经常讲课的教员。杨尚昆、肖向荣、陈士榘、张稼夫、王达成等同志都在党校讲过课。到 1939年年底，区党委党校共举办训练班18期，训练干部993人。在区党委的倡导下，各地委也都办起了训练班。各地委在晋西事变前共举办训练班31期，训练干部1031人（摘自山西省档案馆《晋西南区干部教育统计表》）。

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教育，区党委成立不久，即创办四开油印小报《五日时事》，每期印发5000份，编排印刷较讲究，很受干部、党员欢迎，成为下面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教材。曾受过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

3．放手组建新军，壮大八路军。

1937年，我党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在牺盟会全省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各县政府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号召。晋西南各县党组织通过牺盟会和县政府广泛组织起了武装自卫队，人数二三百或四五百不等。没有武器，一方面把旧军溃败中扔掉的枪枝弹药捡起来，一方面通过合法手段向公安局要些库存的旧枪枝，“山药蛋”（山西土造的）、老毛瑟、鸟枪等。决死二纵队在太原失守前叫总队，1937年12月改为纵队，下属3个总队。张文昂为纵队政委，陈庆华为纵队长（旧军官，原是阎的警卫旅长。陈辞职后，由参谋长艾子谦代理），韩钧为政治部主任。实际上这个纵队在张文昂、韩钧的掌握下。1938年大发展，又新编了六个游击团，大部分是改编了各县自卫队而成的。连原来的三个总队，共九个团。

临汾失守前夕，阎锡山以随营学校和政治保卫队为基础，建立“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任命梁化之为司令员，刘岱峰为副司令员，张韶芳（后发展为中共党员）为训育主任，孙定国（后发展为中共党员）为参谋长。我党经过牺盟会把乔明甫、王树君等党员干部派进去担任组织科长、宣传科长，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总支，乔明甫任书记，为党掌握这支武装创造了条件。1938年初，政卫队转移到汾西山云镇时即发展为九个大队。

乡吉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是新军第212旅—213旅和八路军115师黄骅支队。

第213旅的前身是山西政治保卫二支队，创建于1939年6月，主要由汾城、新绛、吉县、河津、乡宁和稷山 7个县的抗日自卫队组成，晋西事变后编入八路军。支队长郝玉玺（晋西事变中被阎锡山杀害），政治部主任先后有纪锦章、程谷梁，张焕为参谋长。

第212旅的前身是山西政卫一支队，由汾南地区稷山、闻喜、新绛、曲沃、安邑、猗氏、万泉、虞乡、荣河等县抗日游击队合编起来的，共辖十个大队，孙定国为支队长，王成林为政委，陈捷弟为政治部主任。由朱佩碹、张天珩、曹普、薛克忠组成党团，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

在大力发展新军的同时，我八路军驻晋西南地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第115师在平型关战斗后，进驻洪赵地区休整。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山西省委“20天扩兵3000人”。晋西南地区按期完成了任务，补充了115师。

1938年9月党中央六中全会后，第115师主力343旅挺进山东，扩大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留下343旅的补充团为骨干，建立115师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晋西支队”或“陈支队”）。由 115师参谋长陈士榘调任为支队长，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政治委员，黄骅任副支队长，王麓水任政治部主任，刘德明任参谋长。支队下属两个团，第一团（即补充团）团长杨尚儒，政治委员曾明涛；第二团（马佩勋领导的晋西西游击队及乡吉、隰蒲、洪赵等地游击队合编）团长何以祥，政治委员马佩勋。陈支队开始时仅有3000多人，是晋西南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经晋西事变的考验，真正称得起是晋西南的主力军。

晋西南各区还建立了八路军游击大队，乡吉地区是第一大队，中离地区为第二大队，洪赵地区为第三大队，汾孝地区为第四大队，隰县为第五大队。这些游击大队都坚持了各地区的游击战，同时也是主力部队的后备兵源。

4．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政府。

在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改造旧政权是我们很重视的一项工作，也是当时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中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一个问题。牺盟会在改造旧政权工作方面，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7年11月，山西省委鉴于许多县政权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由在牺盟会工作的我党同志出面争取，挑选了40名年轻有为的特派员，在临汾举办县长训练班。经过两周的短期训练，派赴各县担任县长。这次派到西南地区的猗氏县长张天珩、稷山县长陈捷弟、吉县长王耀臣、大宁县长郭钦安都是我党党员。这些特派员担任县长后，积极创建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加强抗日动员工作，对各方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我党经常挑选较优秀的党员特派员，通过牺盟总会报省政府，并说服阎锡山同意，批准任命到各县任县长。我们采用这个渠道改换了不少阎锡山的旧县长。在第六专区我们曾利用张文昂担任专员的条件，派我党忠诚可靠、有能力的党员张衡宇担任；第六专员公署的秘书主任，为六专区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政府创造了条件。当时六专区有90%以上的县长是党员。在乡吉区有半数以上的县长是党员，即使在政治处于劣势的中离地区，中阳、离石两县也曾一度是我们的党员当县长。这些党员县长充分利用阎锡山亲自提出的“扶助好官、好绅、好人”的口号，充分发动群众搞廉政建设，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政府官员和区、村长撤换或赶跑，换上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能为群众办事的同志，并利用政权力量，对土豪劣绅进行制裁和打击。因此，我们的新政权普遍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群众亲切地称我们的县长是牺盟县长或抗日县长。我们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权力量，有力地开展了抗日动员工作，迅速组织起抗日武装，成为创建晋西南根据地最有利的条件。

在晋西南工作大发展时期，各级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都有很大的发展，在群众中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为我们党在后来开展秘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本文摘自：龚子荣著《我的未尽之言》。（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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