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未尽之言--第二章（四、五）

发布日期：2016-02-25 17:57 来源：我的未尽之言作者：晋绥基金会

四、晋西事变前后的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面对蓬勃发展的山西抗日革命形势，阎锡山眼看新派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唯恐大权失落，无法控制，便暗中与日军勾结，并积极与蒋介石配合，充当这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1939年3至4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妄图用政治手段剥夺新派掌握的军权和政权。阴谋破产后，便决定采用军事手段消灭新军力量。1939年11月，阎锡山派代表在临汾同日军达成了反共秘密协议，晋西南日军自动撤出隰县，蒲县、大宁等地，陈长捷、王靖国指挥的四个军47个团的兵力，便进入日军撤走的地区，开始寻机向新军进攻。

11月29日，旧军陈长捷第61军包围驻在隰县黄土镇的第六行政专员公署及决死二纵队独二旅。12月3日，旧军第19军包围了决死二纵队19，6旅，勾结叛变了的旅长白英杰、参谋张云龙，将旅部武力解决，我大部分政工人员被捕。同时旧军捣毁了临汾、蒲县、永和、石楼等县的抗日政府和牺盟会，党员县长李从文、李玉坡和六区专署党员主任秘书高希敏等惨遭杀害。12月7日，阎锡山无理宣布韩钧已经“叛变”，要撤职缉办，命令晋西南所有旧军“迅速集结兵力，讨伐叛逆”，向决死二纵队进攻。同时阎锡山旧军和驻在晋西南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向所有新军部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八路军兵站发动了进攻，晋西事变全面爆发了。

面对这一突然事变，晋西南区党委采取了果断措施，指挥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助新军进行反击，在隰县暖泉头、土门等几次战役中给阎顽以重创，后因敌我力量悬殊，地区狭窄，穿插迂回有困难，党中央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和新军、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到晋西北。

新军第121旅、213旅以及一批未及集合的地、县、区、村干部和游击队，则东渡汾河转战太岳根据地，第六专员公署的后方人员也由马佩勋同志率领到达太岳区，参加太岳根据地建设，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必须指出，对国民党、阎锡山妥协投降、制造摩擦、破坏团结的阴谋，我党是保持了高度警惕的。1939年5月13日，党中央给八路军总部并转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秋林会议阎锡山向右转，山西新旧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摩擦与斗争可能更多。”并对山西我党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6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党应当开展反妥协投降的斗争”，“给一切投降和叛变行为以坚决反击。”7月7日，党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8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阎锡山向右转后，我们对策的指示》，指出：“阎锡山自秋林会议以后向右转，最近许多部署都是有害于抗战，有害于同共产党、八路军之合作，有害于山西内部之团结。中央建议：一是给阎锡山的进攻以反击和抵抗……，二是采取一切办法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整顿党，使我党成为短小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9月1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时发表谈话说：“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施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阎锡山准备发动的武装进攻中，晋西南地区成为首要目标。9月初旬，中共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研究加强反逆流斗争问题。林枫同志到延安先后会见毛泽东两次。当时林枫正在反复思索晋西西南反顽斗争的形势，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这一斗争，还有若干问题未能解决。主要是形势日益严峻，已经发展到了必须予顽固派以回击的时刻，否则“所谓坚持阵地，不过是一句空话”。有一次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林枫问道：“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打他嘛！”一句话解开了林枫许久的焦思苦虑。这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经他亲自修改，林枫在延安和王若飞起草《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宣言》，号召山西人民起来反对阎锡山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反对山西反共顽固派兴起的反共逆流。《宣言》于10月10日发表。它根据山西政局逆转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指出投降反共的危机，并且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中共山西省委本已撤销，划分为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等区党委。当时中央考虑，这个宣言是对山西全省进行公开号召，所以仍用山西省委名义发表。党中央对秋林会议反动实质的揭露，对时局的正确估计，对斗争方针的确定，及时而又正确地指导了晋西南地区的反顽斗争。

林枫于11月上旬从延安回到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住地隰县张家川时，晋西地区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2月6日，林枫在区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地讨论了反对顽固分子斗争的方针。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析了晋西南形势，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对应付事变作了详细部署，决定集中晋西南新军实行武装自卫反击。12月9日开始军事行动，决死二纵队209旅和115师晋西支队经过十几天的战斗，取得了反顽斗争的初步胜利。

1940年 1月下旬，我党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分化、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向阎提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建议。

1940年3月问，党中央与阎锡山谈判结束后，下达我党对阎锡山的基本政策的指示，其要点是：继续团结阎锡山，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区，以利华北与西北的抗日。目前承认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中间力量，对抗战与统一战线是有利益的。从此，阎锡山统治了整个晋西南。

林枫同志在1940年 3月1日做了“关于晋西南事变及其经验教训”的讲话，指出：“……我们的胜利表现在粉碎了叛军消灭新军的阴谋，保存了革命力量，配合晋西北驱逐了赵承绶。我们的失败表现在不得不退出晋西南，未能完成中央所给予的“坚持有战略意义的阵地”的任务，使得进步政权被摧毁，革命群众被屠杀，党的工作被压迫。因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胜利了。例如开始我们便采取了坚决的主动的快千的方针，后来的西进南下以及转移晋西北都是对的。”林枫同志指出，主要成绩表现在：积极地帮助了新军，保存与巩固了新军。迅速地改编充实了新军，并帮助新军建立了制度，使其走向正规化。锻炼了干部，提高了部队的质量和战斗力。坚决地及时地肃清了新军内奸，给叛军以不断的打击，粉碎其阴谋。党的威信提高了，使新军领导人认识到正因为有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部队中党的作用，才能有今天的成绩。林枫同志还认真地指出存在的主要缺点：妥协投降的危险认识到了，晋西南的突然事变的到来，也感觉到了，但具体地全盘地布置工作不够。反妥协投降的运动还不够普遍。轻敌观念，过低地估计了叛军，过高地估计了新军。林枫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四条：①只有坚决地贯彻党的正确方针，才能得到胜利。②正确地估计形势，必须在各方面有具体的工作布置。③坚决地、无情地肃清内奸，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谁犹豫、谁温情，谁就要失败。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确有其特殊重要性，晋西事变便说明了这一点。其后，林枫同志又于 1943年7月，在延安晋绥座谈会上谈到晋西事变的经验时强调指出：“讲统一战线，首先要自己存在，同时还要有力量，这是个基本东西。没有力量人家就不理你。这几年从路线看，毛主席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三条中第一条是主要的。不抓紧第一条方针。只做第二条就错了。没有自己力量的发展什么也谈不到。”林枫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深刻体会，正是他在领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关向应同志对晋西南区党委领导晋西南地区军民在晋西事变中取得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他于4月12日在第120师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反对顽固派的进攻，打击顽固派；以反顽固派的斗争，保持自己的力量。晋西南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退却的整齐，地方党没有受到损失，保持了有生力量，集结到晋西北，基本上是个胜利的斗争，完成了任务，达到与新派合作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同时指出：师部在此和师部的离开，第358旅在此和区党委在晋西北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整个抗战期间，我党始终保持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恢复山西内部新旧两派的团结，拉住阎继续抗日，使其没有公开投降日寇，也没有接受蒋介石的吞并，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大局是有利的。这就说明我们和阎的统一战线是有成效的。正如以后毛泽东所指出的“表面上看来，新军和八路军的力量退出了晋西南地区，但阎锡山集团的反动势力都被彻底从晋西北和晋东南地区清除出去。使这些地区成为完全置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山西新旧军斗争中，我们失去11个县，但我们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

晋西南区党委和决死二纵队等撤到晋西北后，和晋西北区党委、新军、八路军一起赶走了阎顽赵承绶及郭宗汾部，合并建立了晋西区党委。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为晋西区党委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同志为副书记。又建立了晋绥分局，开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五、晋西南工委和党的秘密工作

晋西南区党委和主力军部队撤至晋西北，原计划经过休整后，仍要打回晋西南去。林枫同志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委员王达成和龚子荣留在晋西南坚持工作。王达成领导汾孝中心县委和甘一飞、晏显升率领的游击四大队；龚子荣领导地委书记刘文珍和委员解学恭率领的洪赵地委的游击三大队，在晋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输送不能存在下去的红头干部到晋西北去。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恢复党的工作成绩微小，只是大力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在王达成、刘文珍和我先后调回晋西北后，以三大队和四大队为骨干扩大建成洪赵总队。该总队主要由解学恭、甘一飞、晏显升、吴鉴群等同志领导。

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后，因党中央与阎锡山谈判达成了汾离公路为界“分疆而治”的协议，洪赵地委和汾孝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洪赵总队，1940年 10月间全部撤退到晋西北。从此晋西南地区的形势和工作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即该区完全处于阎顽统治下，我党的工作转入地下。1941年3月，晋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以王文达为书记的中共沿黄河工委；8月，成立晋西南工委，我任书记以开展晋西南地区的工作。晋西南工委委员还有解学恭、甘一飞、孙先余、郭达、郭万胜等同志。1941年8月根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同志指示，洪赵总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洪赵独立支队，由晋西南工委率领开赴太岳区沁源、灵石一带，背靠太岳区根据地，领导汾孝、洪赵、乡吉及汾南四个地委开展晋西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晋西南工委贯彻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主要依靠两种力量。首先依靠派遣深入晋西南腹地的地、县、区领导骨干，他们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工作深入踏实，吃苦耐劳，勇敢灵活，细心谨慎，以孙先余、郭万胜、郭达、廉怀德、张铁民、马平定、成克、武高、仝云、李发英、郭芝炳、石启明、贾平、李晓林、田寿、金石、张如森、杨殿清、梁生林、杨耀、苏向明等同志为代表，开始只有二三十人，逐渐发展壮大。其次就是依靠八路军洪赵独立支队。这支部队是在晋西南工委领导下执行特殊任务的。现在有些人把这支部队视为一般地方武装，这是对晋西南历史不甚了解的缘故。这支部队是由晋西南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及被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组成的，是真正的晋西南子弟兵，支队约有2000余人，连队干部多数是由八路军老战士担任，因而素质较好，有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专统，不畏牺牲，英勇善战，担负着保卫工委、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做党和群众工作、参加保卫太岳根据地的任务。在这期间，支队领导人中有五人英勇牺牲。晋西南工委严格执行中央十六字方针、将各县地方游击队同隐蔽埋伏的地、县委领导干部严格分开，由洪赵独立支队领导，积极开展同蒲铁路沿线的游击战争，支队和各县游击队为晋西南党秘密工作创造了多渠道的秘密交通联络条件。例如，汾西神符地区一直是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是晋西南工委与阎占区党组织联系的重要通道。阎顽在日军帮助下，构筑碉堡工事，切断我通往晋西南腹地的交通联络。工委命令支队不惜代价，于1941年和1945年两次拔除这个地区敌人的据点。1943年派马风池到汾西领导游击队工作，派王德泰、成钢随军活动，打开了汾西东部数十个村庄的一块地盘，建立了通往各县的交通线。工委敌工部和支队敌工干部，对伪军做了长期的争取工作，并建立较好的工作基础，在开展敌伪军工作中，李林同志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建立交通线工作中，冬青同志做出了很大成绩。将近六年中，这支晋西南子弟兵是维系着晋西南民心的部队。

晋西南工委于日1941年9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强调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既要有机配合，不能脱节，又必须严格分开，不能混淆。做秘密工作的干部，要有点点滴滴的工作作风和踏实深入、埋头苦干的精神，要想方设法做到秘密工作职业化、社会化。同时要求各县委有计划地派人打入公开合法团体和敌伪各级政府机关及敌伪军中，广泛交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分子。会议特别强调在晋西南恢复组织和发展党员应严格遵守重质不重量，每个党支部或党小组必须能够起到战斗堡垒作用的原则。9月会议后，各级党委对贯彻中央的方针是坚决和认真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多数隐蔽下来的干部都取得了社会化、职业化的身份，并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开展工作的经验。在晋西南工委的领导下，晋西南各县党的秘密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取得了成绩。

在洪赵的汾河以西地区保存下来的秘密党员，洪洞有党员 174人，支部10个，赵城有党员274个，支部29个。如洪洞的白石、李村、杜戍、程曲等八、九个村支部和赵城石止、马牧、堤村、李村、下张端等村支部在掩护我干部，铲除罪大恶极的叛徒，同阎顽的“肃伪”、“自白转生”进行坚决斗争，涌现出被群众称为“四大天王”的斗争英雄。这些支部坚持了四、五年，毫不动摇，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

汾西党组织的情况是二区由于隰县县委书记侯忠彦叛变，勍香地下联络站被破坏，敌人顺藤摸瓜，郭忠义叛变。三区代理书记庞生俊和青年委员张世杰叛变，武窳庄、河达村、团柏庄、茶房村、峪里庄、上张端、申村等党组织部分破坏。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仍整顿恢复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僧念原支部29名党员，经整顿隐蔽下来 15名；河达支部经整顿，调工委党员 1名，打入伪军2名，支书阎志清等7名党员隐蔽下来；团支部隐蔽下来支书薛瑞信等 3名党员；杨木山支部隐蔽下来支书王登兰等 8名党员；古群支部隐蔽下来支书郭福长等8名党员；府底支部隐蔽下来支书朱炳元等6名党员；店县支部隐蔽下来支书要林锁等 5名党员；城关支部隐蔽下来支书郭纯熙等9名党员；东原支部隐蔽下来支书王德政等13名党员；神符支部隐蔽下来8名党员；王堤还有隐蔽的党员。隐蔽下来的党员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上系苗前明、韩铭同志调查的材料）。

乡吉地区保存的秘密党员：河津100人，稷山 138人，新绛36人，乡宁39人，吉县96人，汾城89人，襄陵 38人，共计640人。

汾南地区秘密党员：万泉108人，猗氏30人，临虞40人，荣河100人，部队22人，共计300人。

据1942年1月晋西南工委检查报告的文件记载，乡吉区打入公开团体中活动者至少有113人，他们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配合是很有成效的。

1942年，孝义县委书记武高、副书记全云在孝义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做得也很出色。据他们在1983年晋西南党史座谈会上的回忆，一、二、三区恢复和发展秘密党员约有300余人，四、五、六区有160余人，包括介休、汾阳北方共恢复和建立了几十个支部，坚持了四、五年，没有一个支部被破坏。

根据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和《中离特委、沿河工委（地委）斗争概述》一文的记载：党的组织经过整顿，将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进行洗刷或不予联系，剩下的约有120人。

石楼在事变前条件就很困难，经过努力，一区恢复了几个支部。隰县恢复了两个支部，县委书记侯忠彦（即邵效先）和冯文奇叛变，大宁、隰县组织大都被破坏，在十分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恢复了两个支部是难能可贵的。

中阳、离石有36个支部，其中3至5人的支部1 1个，5至10人的支部16个，10人以上的有9个支部：

在贯彻隐蔽精干的同时，晋西南工委还着手开展秘密交通工作，采取武装护送与秘密交通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一条党中央通向华东、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途经平介地区，这里是晋中平原地带，包括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县各一部分，人口约15万，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敌伪顽的统治势力很强，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地区。为了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我们首先加强了以戍克同志为首的平介县委领导。这个县委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配合，隐蔽的合法斗争与树立旗帜的公开斗争相配合，边山大部队与深入敌后的小武工队相呼应开展工作。政府工作干部与武工队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想方设法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做到控制基层村政权，创造切实为我们办事的两面派政权。有了广泛的群众工作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交通线就有了保证。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安全护送了近2000名干部，他们中有刘少奇、罗荣桓、陈光、罗瑞卿、陈赓、薄一波、安子文、蔡畅、何长工、刘志坚、李聚奎、陈再道、周希汉、吕振羽和江明等，还有朝鲜反日同盟的同志，任白戈所率领抗大七分校的同志及两所陆军中学的师生。

1945年，晋西南党的工作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洪赵支队在工委领导下，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和迅速发展地方武装。当时，晋西南在阎锡山残酷镇压和专制统治下，实行其所谓“兵农合一”政策，强行抽丁、征粮、搜刮民脂民膏，对我地下党员实行“肃伪”、“自白转生”、“三自传训”等残酷迫害。人民群众被迫背井离乡，纷纷逃难。洪赵支队派出干部，将这些难民组织起来，迅速在各县建立起难民游击队。孝义、灵石、汾西、洪赵支队在晋西南地区先后发展了六支难民游击队，还建立了大量的民兵战斗队、游击小组，总计兵力达3000余人。这就是坚决贯彻中央十六字方针的成果。这些游击队在洪赵独立支队领导下，活跃在晋西南边山、平川，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和编村武装，在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晋西南，恢复和建立地方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晋西南工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将接力棒交给了吕梁区党委。同时，奉命把八路军洪赵独立支队交吕梁军区建制。12月，洪赵支队正式编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4旅14团。以后，战斗越打越大。在中阳战役中，14团团长（原洪赵支队连长）李述应英勇牺牲。支队又先后参加晋西南战役、汾孝战役。在运城战斗中，14团副团长吴芝光（原洪赵支队连长）英勇牺牲。1947年初，部队西渡黄河，参加了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韩城、宜川诸战役。1948年初大军进入陕西关中，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渭北、永丰镇、扶眉等各大战役。1949年进入新疆，现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4师10团。晋西南人民望着自己的子弟兵茁壮成长，他们长上了铁的翅膀，远走高飞！这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本文摘自：龚子荣著《我的未尽之言》。（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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