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3）

发布日期：2017-04-28 12:07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李延年高沐鸿鼓励写诗

那时正是1934年初，我回到太原后，就到教育学院学生宿舍找李延年。见面后一通名报姓，他表示知道我。我问他做些什么事，他说在养病，也写点稿子给“山西党讯”副刊发表，赚几个稿费。他说该副刊的两位编辑是教育学院的学生史纪言和王中青，大家都是熟人。随后他问我：听说你爱好文学，能写文章，是否写点什么给他们发表？我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拿着我写的几首新诗给了他。隔了一天，就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登载了。李延年对我说：编辑先生很喜欢你的诗，再写点吧！一来二往，后来也就认识了史、王二位编辑。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短小的新诗和散文，在“山西党讯”副刊的“最后一页”上发表。那时，晚上常到副刊编辑部去送稿、闲谈，在那里还认识了常给副刊投稿的亚马、樊希骞等人。那时侯，我读的旧诗词不多，我写的新诗有的通俗易懂，有的难懂，内容大多是鼓吹革命的。

1984年12月山西太原“根据地文艺史料座谈会”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卢梦）。

有一次，我向李延年说我在太谷县参加过“社联”，回到太原后失掉了关系，问他是否能给我接转？他说他也没有联系了。后来我经过桑凯如的关系，认识了他的同乡、国民师范的学生阎建寅。我去阎建寅的宿舍次数多了，互相有了了解。他先是借了一些禁书给我看，如《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观》及《血祭》等。后来我向他讲出在太谷县参加了“社联”，回来失掉了关系的事。过了几天，他帮我接上了这个关系。“社联”同我联系的人，后来知道他叫张国声。

有一天阎建寅给了我一个手抄本，说这是李延年写的一篇小说，让我读读看。小说约三、四万字，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这是篇报告文学作品，内容写的是清明时节，“我”（作者自己）与几个同志接受了油印党的宣传品的任务。但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印，就假装去郊外春游，把油印机装在一个手提箱里；“我们”提着箱子出了城，到了双塔寺，登上了塔的最高层，有人“把风”，有人印刷，很快印完，带回了城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李延年在小说中描写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及“我”的心情等等。这样的作品，用这样的形式在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起了鼓励人们干革命、教育人们如何做秘密工作的作用。

哪个时候的国产电影，很多是表现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对这种影片，李延年很反感。有一次他看了一部国产影片，叫《春水情波》，回来后很生气，说要批判，马上动笔写文章。写完交给“山西党讯”副刊，第二天就登出来了，题目是《春水情波、糖皮毒药》。

过了些时候，我去看他，屋子里没有别人，他说他有个计划，要翻印前些时候上海某个杂志上刊登的一个话剧剧本，叫《命令、撤退、第二道防线》。这个剧本我看过，是写1932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军队的侵略，得到了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战争正进行到紧要关头，突然接到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要他们撤退。接到这个不抵抗命令后，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和上海人民非常气愤，但又不得不执行这个命令。这个剧本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李延年要把这个剧本铅印成单行本，在内部广为发送，以激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仇恨。但他缺乏印刷经费，就准备向朋友们募捐，问我是否可以捐一点？我同意，凑了几元钱给他。单行本印出来后，他给了我几本，让我分发。

李延年大约是1934年冬去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肺病的。在北京治疗期间，也并没有脱离开太原的革命文艺活动。1935年初，曾写了一篇较长的评论新诗的文章，寄来在“山西党讯”副刊上发表，鼓励了真正深入生活，写出了贫苦农民呼声的作品；批评了空喊口号、言之无物的作品。

李延年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用不同的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多半是文艺评论，对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是有贡献的。虽然他没有写过长篇的论文。

在回忆当时太原的革命文学活动时，不能不提到进步文学活动的老一辈人物高沐鸿。

高沐鸿是山西武乡县人，1920年读初中时开始写诗，1924年参加了高长虹组织的“狂飙社”，写了不少诗和小说在刊物上发表，是山西老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他在家乡搞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跑到了北京。1936年后半年，山西的政治形势好转，就由北京回到太原。他回来后，我和亚马等一些革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就经常去看他。他把这些青年当作小弟弟，亲热得很。我们常在他家里谈论一些文学创作上的问题。不久之后，他被当时的“太原日报”聘为副刊“开展”的编辑。这些青年文学工作者又有了个发表作品的园地。那时，太原市的文艺工作者们正酝酿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太原分会，高沐鸿在其中起了核心的作用。这是个松散的统一战线组织，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也有在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上与他们不同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前者做了些组织工作，后者大多只挂个名。这个组织成立后，出了个会刊，叫“笔阵”，就在“山西党讯”副刊上每周出一期，由我编辑。继这个组织成立后，山西省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虽然救国联合会只是个空架子，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名义，与太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联系，起了互相促进抗日工作的作用。哪个时候，虽然老作家高沐鸿自己创作的东西很少，但在有形与无形之中，成了太原革命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

1934、1935年，太原革命文学活动的阵地主要是“山西党讯”副刊“最后一页”。

“山西党讯”是国民党山西党员通讯处办的一张小报，一、二、三版是新闻，第四版是副刊，刊登文艺稿件。为什么国民党办的报纸可以登载进步的文艺作品？这要从阎锡山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矛盾说起：1932年南京政府领导的山西省党部成员开枪打死了一个请愿抗日的学生，引起了公愤。趁此机会，阎锡山赶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人。为了应付蒋介石，阎锡山就成立了山西国民党党员通讯处。这个通讯处只办了一张小报叫“山西党讯”，由一位山西省政府的中级官员主编。这个官员请当时在教育学院学习的史纪言和王中青编辑副刊，史、王二位编辑思想进步，就联系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来投稿。当然，采用的稿子其内容是进步的，而调子是“低”的。以后史、王二人到长治师范教书去了，换了杨蕉圃当编辑。杨蕉圃一如既往，只要来稿不太露骨地宣传革命，不太“红”，就可以登。到了1935年秋后，阎锡山为了防御已到陕北的红军，对舆论工具加强了控制。“山西党讯”副刊的编辑换了人，不收外稿，只靠剪刀与浆糊来编。

1934年和1935这两年，我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许多作品，用过十多个笔名，但经常用“卢梦”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写完第一篇稿子准备发表时，考虑要用什么名字？于是就翻开了字典，闭目用铅笔杆一指，第一次指到个“梦”字，又翻了一页，指到一个“卢”字，我把两次指到的字掉过来，就成了现在用的名字。用的次数多了，朋友们只知道我叫卢梦。但后来参加了牺盟会与决死队，就用我原来的名字：田振中。1940年到了晋西文联工作，又要写点文章，认识我的同志知道我叫过卢梦，于是又叫起这个名字来，一直叫了数十年，直到现在。原来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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