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5）

发布日期：2017-05-07 22:26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在忻县牺盟会工作

自1936年11月，阎锡山让薄一波领导牺盟会的工作后，为了扩大开展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牺盟会经过考试招收了一千余人，主要是本省的有抗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训练，于12月以“村政协助员”的名义分配到山西省各地。一个县十来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成立各县牺盟分会、介绍优秀会员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他们工作了三个月后，于1937年3月返回太原。牺盟总会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进入特派员训练班受训。该班的指导员先是戎子和，不久就换成了雷任民。经过两个月严格的训练，于6月中旬陆续分配他们到全省各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领导各县牺盟会的工作。经宋跃文介绍，我进入该训练班，身穿山西军队衣服，在该班第一班（即特派员训练班）学习，同班中的同学有付生麟、宋乃德、史怀璧、李安心、杨叶澎、苏谦益等十四人，多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均未公开，但有行迹可以显见。

6月中旬,我作为牺盟会特派员到了忻县。进城前，我先到离忻县城外不远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九团驻地住下，因为该团政工人员中有几个我认识，其中有团政治处的大干事李宝森、刘仰峤及营政治指导员樊希骞等。当时李宝森是该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特委书记，我一去就接上了党的关系。李宝森对我说，忻县地方上没有共产党员，要我在工作中选择、培养发展对象。

1973年卢梦（右2）和雷任民（右3）、刘仰峤（左1）、孟一川（右1）在南半壁刘仰峤家。

到了忻县后，我马上去找县长。县长姓王，是个老官僚，我要他给牺盟会找房子办公和住宿，他让人找了县文庙中的两间破房子做牺盟会的办公室兼住宿的地方。有了办公地点，就开始了工作，我先去县公道团找团长高莘农，他说我来之前县牺盟会的事是他兼管，现在我来了他就不用管了；我又找牺盟分会的委员，先找到县女子高等小学的教师银淑贞，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又去找忻县中学教师李子平，此人思想虽然进步，但对实际工作并不积极；忻县中学的另一名教师肖镇青也是牺盟会员，他说他过去在北京上大学时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后来失掉了关系。他现在想去太原找当时和他联系的同志接上组织关系。

这时候，有三个青年来牺盟会分会要求做抗日工作，一个是城里无职业的连壁（后来投降了国民党）；一个是在太原上完中学返乡的张增荣；一个是在城关镇当小学教师的汾阳县人蔚寒心（解放后在吉林省长春市市委党校工作）。我和他们一起下过几次乡，他们帮我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介绍了一些抗日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与我认识。没过多久，阎锡山的军用被服厂从太原搬到忻县，该厂有几百个工人，其中大部分是牺盟会员，厂长高清溪（女）是进步分子（后来知道她是当时在阎锡山政府中做公开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的妻子）。这样，牺盟会在忻县城里就有了一支力量。半个月以后，牺盟总会又派来一位特派员，是张国声，1934年我在太原参加“社联”时就是他领导的，我们很熟。他年龄比我大，党龄比我长，工作经验比我多。总会任命他为忻县牺盟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协助他工作。他来后，忻县牺盟会的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92年12月,卢梦（左2）在雷任民（右2）家讨论电视剧“二月风云”，作者为临汾电视台刘锦城。

当时，牺盟总会规定：各县牺盟会特派员可以从本地吸收一些干部当协助员，每月发给20元津贴。我与张国声商量，吸收连壁、张增荣为协助员，这二人就专职做牺盟会的工作了。牺盟会的工作，当时主要是下乡宣传和发展组织。我们在乡下定了几个“点”，那里有些会员是抗日的积极分子。

六月底，和我们联系的人多了，于是我们又在文庙里找了几间空房，大家动手打扫干净，作为办公室和休息的地方。

七月初，我们认识了忻县城里一家文具店的年轻掌柜，记不清他姓什么，只记得他叫“唤弟儿”，是城西依堤村人。文具店里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非常少），我们每天晚上去收听新闻广播。7月7日那天晚上，南京的中央电台一开始反复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然后播报了当天在北平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以及国民革命军29军英勇抗日的消息。我们听了很兴奋，当即决定出一张油印的晨报。那几天，我们每天晚上抄收新闻，把当天的重要新闻编成一张蜡纸大的报纸，划了版样，交给唤弟儿。他让店里的人连夜刻好，再印出来，第二天天明着人送给忻县城内各商号，大概收些成本费，同时在街上贴几张。这就是《晨报》产生的情况。这样搞了几天，他们也会编报了。后来我们工作忙了，就把这张报的收、编、刻、印全交给他们，由他们又出了一段时间。

“七七事变”后，牺盟总会派了一支曲艺宣传队到忻县来演出，虽然形式不合本地人的口味，但内容都是抗日的，而且通俗易懂，因而收到很大效果。以后，又发起了“一大枚”捐献运动，为抗日救国开展募捐。城附近的匡村村长邢存喜（年青时当过国民党的兵，可能还是个小军官）对这个运动很积极，他就是这时主动和我们联系的。由于日寇侵华形势紧急与我们工作的发展，本地要求抗日的积极分子多了起来，并纷纷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来。

9月中旬，一部分八路军乘同蒲铁路火车北上，在忻县城南遭遇日本飞机扫射，二十多人负伤。到忻县火车停下后，伤员下来找医院治疗。那时忻县只有几个私人开的诊所，没有医院。伤员被抬到县政府门外躺着，县政府不管。我们得知后马上把伤员抬到文庙内我们的办公室，把他们安置好，派人把县城内的西医都请来为伤员们上药、包扎。为伤员治疗的二、三个医生，每天都是自愿前来，免费为伤员治疗；有时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炸弹就落在文庙附近，爆炸震得窗纸哗哗地响，室内的医生照常给伤员治疗。一连治了七八天，伤员们的伤口都好些了，张国声才亲自把他们送到太原。在为伤员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医生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就是后来忻县县城失守前一天丢下诊所财产，和我们一起上西山打游击的续泽民同志（解放后在四川省工作）。

九月底，有些县的牺盟会纷纷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应牺盟总会的要求，阎锡山给各县的抗日游击队发了几千支步枪、一些冲锋枪以及一批子弹。10月上旬，我到太原向牺盟总会领了30支步枪和两支冲锋枪。当时，“忻口大战”已经开始进行。我们有了枪就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准备一旦忻县失守，就上山打游击。领回了枪，把枪都发给了当时认为是可靠的牺盟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后来这些人大部分跟我们上了山，也有少部分没有出来），并组织他们进行打靶。

1949年卢梦（左）在天津

那时，忻县境内（尤其是北部）驻军很多，支前任务很繁重，社会秩序也很乱。我们组织了十来个人带上枪到北部沿大路各村巡查、维持秩序。10月底，日寇的一架飞机每天天一亮就来城里上空投炸弹。为了躲避战乱，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走了，商店也关了门。过了几天，听说娘子关已失守，忻口前线我军也准备撤退，我们就四处通知带枪的牺盟会员，要他们于11月初来城里集合，成立忻县牺盟会抗日游击队。11月2日，我军从忻口撤退。我们将召集来的二十多人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出西门上了西山，准备上山打游击。

到了西山上的依堤村休息下来，我们在一座小庙里讨论今后如何进行活动。开会时，我们几个都坐在一个土炕上，我坐在前边，张增荣坐在我背后。在我们讨论时，他一直玩弄一支两头都锯短了的步枪，哗啦哗啦地拉栓。忽然间他说：“原来是颗臭子弹”。我回头一看，他刚拉开枪栓，枪膛里还有颗子弹，因为是颗坏子弹，所以没有打出来；若是颗好子弹，出了膛正好打在我肚子上，很可能把我的肠子打断。这个小村子里没有医生更没有医院，那样我肯定会被打死。但当时大家正在紧张地讨论问题，我就没有问他为什么在我背后开枪。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那次在我背后开枪的原因。

我们在西山上的三交镇与庄磨镇之间活动了十多天，遇到了八路军120师派来找我们的四个同志。他们看到我们这些都是读过书，识些字的人，既没有受过专业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就不再要求我们多打仗了。后来他们回了120师。我们又在西山上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937年底决定到西山上的静乐县去整训。在静乐县，遇到了牺盟会晋西北中心区的负责人张效中，他见我们都是些可以当干部的，正好他那里缺干部，就把我们调去。到了岚县，把一部分忻县的同志送到了120师教导团去学习，另一部分跟我们到兴县参加了训练自卫队的工作。以后听说，张增荣在120师教导团发表了不少“托派”言论，被教导团以“托派”嫌疑送回家去了。其他的人，都分配了工作。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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