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9）

发布日期：2017-05-31 23:44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在晋西文联

1940年1月，山西新军“反顽固”战役结束后，我们决死四纵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驻扎在离临县县城不远的榆林村，恢复了“分旅”之前四纵队的编制，以及政治委员的职务，把两个旅重新合为一个纵队（旅）。这样一来，干部就显得多了。政委雷任民与晋西区党委商量，决定调出几个干部到地方上工作。这其中就有我，初步决定我去雁北专署任秘书主任。我于1940年4月中旬动身到兴县，向中共晋西区党委报到。到了兴县，晋西区党委负责人赵林同志对我说，从晋西南区党委来的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说晋西北地区要建立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让我和亚马同志参加筹备工作。在筹备处见到亚马时，他已来了几天。他也是区党委按张稼夫同志的意见调来筹建“文联”的。两个老朋友又要在一起工作了，分外高兴。做文化工作是我们两人的专长，加上又是张稼夫领导，更为满意。筹备“文联”的工作很简单，由区党委出面召集，我们安排活动，于5月4日在兴县城内成立了“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晋西文联”。从此，新的、革命的文艺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这个地区发展。

1940年5月4日，晋西文联成立大会在兴县召开。

在这之前，晋西北地区在文化活动方面是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有20多个县，都地处山区，每个县只有很少的几座小学校，全区也只有几个县里有初级中学或简易师范学校；当地农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个地区自然条件很差，几十万农民基本上靠天吃饭，终年劳动难得一饱。他们在一年中要是能看三天大戏（晋剧），就很满意了。河曲、保德一带，流行只有两个演员演唱的“二人台”，会唱的人很多，节日或农闲的时候，人们常常聚在一起欣赏不化妆的“二人台”文艺节目；或者夏日夜晚会奏乐器的人凑在一起，演奏一些民歌小调，这些都能吸引人们欣赏大半个夜晚。专业的晋剧班子，在农业生产比较好些，人们能拿出一点钱来的临县一带，有时有几个，但这种戏班子人数多了养不起，因此演员少，角色不齐，往往是一个演员前一场扮生角，后一场扮旦角。晋西北地区民歌很多，有很多人会唱，但内容都是旧的。

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后，一批新文艺工作者进入了这个山区，给山区人民送来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文艺形式。1937年9月，八路军120师来到了晋西北。随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牺盟会”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织中一大批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知识青年也先后来到了晋西北。他们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山区的沉寂局面，到处都响起了抗战的歌声，到处张贴着抗战标语。八路军与抗日团体的人员几乎人人都可以教当地人民唱抗战歌曲，他们的剧团演出抗日的新戏。于是，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活动就象潮水一般涌进了这个山区里来。山区的群众通过这些文艺活动接受了抗日的思想，同时也接受了这些新的文艺形式。

1947年在山西兴县边区文联,后排左1为卢梦。

1938年与1939年，随着抗日宣传的普及深入，抗日的新文艺迅速发展起来。看到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剧团在宣传抗日上所起的作用，晋西北地区的新军、抗日团体及一部分地方政府，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剧团、宣传队、文工团等。这些新建立的文艺团体，都是唱歌、跳舞、演戏并重，地方上的剧团、文工团经常流动到各地为群众演出；部队上的剧团、宣传队，经常为连队战士演出。这些新文艺团体的成员，除少数是由大城市来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外，大部分是吸收本地的中小学生及粗通文字的男女青年，他们进入文艺团体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1940年初，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党与民主政权一开始就注重文化工作，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在晋西北地区建立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我们几个同志进行筹备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0年5月4日，在兴县城内召开晋西文艺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有一百多地方和部队的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出席了大会。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从延安来的作家萧三等人在大会上讲了话。关向应同志讲的题目是“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这是一篇指导性讲话，是根据1940年1月发表的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提出了在晋西北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大会还向全国文化界发出声讨文化界汉奸的通电，并选举产生了“晋西文联”的领导机构，同时建立了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等分支机构。

1939年大旱，农业收成不好，军民吃饭都很困难。但是在1940年5月4日前后，党和政府在大力救灾和组织生产的同时，全力支持文化界的同志办了一次戏剧汇演，参加汇演的有六七个剧团，大多数是部队上的，演出的形式多为话剧，内容以抗日救国为主。

以后，晋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地域也扩大了。在此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新成立了几个专业剧团，群众的业余剧团（农村里不脱产的剧团）也纷纷涌现。从整个地区的戏剧活动来看，起带头作用的一个是120师的“战斗剧社”，一个是区党委的“七月剧社”，“战斗剧社”主要演话剧，“七月剧社”则演出多种多样的戏曲节目。这两个剧社，相互依存，相互学习，共同为人民大众服务。

1957年，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员进修班学员演出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后，与北京电影学院领导王澜西（前排右2）、章泯（前排左1）、卢梦（前排右1）及演职人员合影。

“文联”成立后，我所在的文学协会的工作是比较活跃的。一些部队、机关、团体和学校中爱好文学的青年，建立了不少文学小组，有的还将小组成员的作品用油印的刊物发表。这些小组大部分坚持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7月，由文学协会编辑出版了纯文学月刊，叫《西北文艺》，每期约两三万字，印一千份。这个刊物的出版，对晋西北地区文学作品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西北文艺》的编辑，只有我和田家二人，从收到稿件到编辑好送到黄河以西“抗战日报”印刷厂印刷，再取回来分发，都是我们俩一手操办。开始几个月，来稿挺活跃，后来渐渐地就少了，只有几个经常投稿的人支持，月刊只好改为季刊或两个月出一期合刊。合刊后有一期上发表了女作家莫耶写的《丽萍的烦恼》，这篇小说是写一位女同志与一位部队首长的婚姻问题。小说刊出后，受到不少部队干部的批评。这期合刊出版后，又出了一期，因为稿子太少，再加上《丽萍的烦恼》受了批评的缘故，《西北文艺》就停刊了。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于当年六七月间由欧阳山尊传到了晋西北地区。文联的同志和在兴县各剧社的同志都听了传达。这个“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工作方法及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把存在于我们之间对文艺工作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说法和作法都批驳了，并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间去，向工农兵学习，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晋西区党委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及党中央的具体指示，决定部队和地方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间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长期在地方上担任一定的职务，同工农兵一起生活、工作。1942年11月，文联的同志分成三个小组，到一部分县、区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去担任文化部长，参加当时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我与几个同志在临县及邻近的地方参加了这项工作。

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底，我们在农村里以一个普通农村干部的身份工作。在工作中，我们努力接近农民兄弟，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992年卢梦在太原与亚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王玉堂等同志合影。

1943年后半年，在晋西北地区的干部中开始了“整风运动”。运动在康生的领导下，很快就进入了“清查”干部中混入的“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的阶段，“清查”出不少这样的“特务”。12月，到各地去参加“减租减息”的文联干部接到命令：到兴县集中进行“整风”。此时，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清查”出一批“特务”，进入了审查每一个人的历史和自我检查思想的阶段。大家学习了整风文件，公开谈自己的历史，有问题的，交代问题。

这一年是晋西北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大改造时期。下乡一年，大家体会了农民生活的甘苦，同时，既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又体验了什么是阶级斗争。通过“整风”使大家懂得了立场问题和思想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克服了自己身上的自由散漫习气，加强了组织性与纪律性。在下乡与“整风”之后，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

1944年1月，晋绥边区召开群英会，我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我们一面做记录、编简报，一面收集材料，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很大的收获。之后，产生了由马烽和西戎联合创作的描写吕梁山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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