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11）

发布日期：2017-06-20 22:10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崞县“土改”十五个月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并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共产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首先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得到贫苦农民的广泛支持，在各个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执行下，地主出租土地的租子与放债的利息都减少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也得以减轻，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军参战反对日本侵略的积极性。在晋西北地区同其它的抗日根据地一样，都这样做了。随着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及山西早已同日寇有勾结的阎锡山，却积极地夺取胜利的果实，大举反共。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实现中国共产党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的目标，于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及彭德怀等留在陕北指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并派康生和陈伯达二人到晋西北来搞土地改革的试点。

1947年3月，康、陈来到晋西北，康生选择了临县郝家坡村，陈伯达到了静乐县一个村，康生还带了晋西北地区的许多领导干部去进行土地改革。他提出了许多与划阶级成分标准不同的办法，发明了“挖底财”，大讲什么“贫瘠的地上，富饶的地下”，要干部们推广。并说：“群众有气，对干部打几下也没有什么”。紧接着，晋绥边区各县较全面的展开了土改工作。当年6月，我奉命与文联的部分干部及“七月剧社”第二队、“人民剧社”全体人员，参加了以边区公安处处长谭政文同志为团长的崞县土改工作团，从兴县出发，去崞县作土地改革工作。

1983年8月，重返晋西北。

崞县(1958年改为原平县)东西两边的山区是老解放区，中间同蒲铁路沿线的平川地区，是日本投降后才解放的；南边的忻县，当时被阎锡山的军队占据。我在崞县有五个多月是在新解放区做土改工作，有四个来月是在接近敌人（阎锡山的军队）的南庄头、永兴村搞土改，还有几个月是在崞县东边的老区（第八区）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

1947年6月中旬，我们由兴县到了当时晋绥边区党的六地委、军区的第六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崞县屯瓦村。我们这批人和由中央党校来的一部分干部及由晋西北各地抽调出来的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到崞县城附近，被称为“水地十八村”的较富饶的村里进行土地改革，这里刚刚解放不到一年。我、边区文联的三位同志、中共忻县县委组织部长和崞县八区的中共区委书记等一共六人组成了一个土改工作组，到东石封村开展工作。

东石封村不大，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我们进村后，每天到各户中（除了明显的地主人家）轮流“吃派饭”。吃饭时就与这户人家谈话了解情况，做宣传与说服工作，并从中发现和培养土改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由农会中的积极分子主持，我们工作组的人参加，进行对本村各户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们是按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同时又按照康生在临县郝家坡搞示范试点中提出的“查三代”与看“铺摊”（地方话，即拥有多少财产的意思）、看政治态度这三条标准来进行。这样的结果是把五、六户不该划成地主成份的农民错划成地主。在贫农团团长的选拔上，费了很多时间，真正苦大仇深的、为人正派的老贫农顾虑重重，不愿干；而愿意干的年轻贫农，群众又不愿选，而且我们工作组同志也不放心。最后选出来的贫农团团长，不是很理想。

对于村里的干部，我们一进村就开始了解。这个村子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在村干部当中，农会主任是掌实权的，村主任是贫农，还是个单身汉，自卫队队长及治安员都是新上任不久，在群众中没什么不好的反映；唯独农会主任，因为积极工作，与少数人产生了矛盾，这些人对他不满意。我们让贫下中农审查干部，其他人都“过关”了，就农会主任过不去。几个对他不满意的人在台下一鼓动，就把他按倒在地狠狠打了一顿。我们工作组的同志认为农会主任即使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也不该遭到如此痛打，但知道康生在临县土改中说过“群众有义愤，打几下没什么”，在一旁也不好制止。

那些定成了地主的人，被关在一起，由民兵看守，家里送饭。开了几次大会斗地主，在大会上，伸冤的伸冤，诉苦的诉苦。我们又发动农民清算地主的财产，地主的土地是明摆着的，按规定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就行了；地主的浮财（粮食及衣物等），经过彻底搜抄，也都拿出来分了；唯有“底财”即地主埋在地下的及寄放在外边的金银首饰等，究竟有多少，别人都不知道。本村的群众大体上有个估计，就按“估计”向地主要，交不出就拷打，直到看见他实在拿不出来了，才算完事。群众对被错划成地主的农民，有的同情，也有些议论，认为工作组搞得过火了；而工作组中的少数同志，出于对地主的义愤或为了表现自己“左”倾，认为自己没错。

在东石封村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叫做“试点”，对工作组的同志来讲，是边做边学，既完成了本村的土改工作，又锻炼了工作组的同志，还在贫下中农中培养了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在对下一批村子进行土改时，就使用了这些积极分子。土改“试点”结束后，我们全团人员集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总结和检查。总结和检查的结果，是把一些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因在这次工作中表现有些“缺点”的工作队员，进行了处分，下放到村里当农民（我们在崞县的土改工作完毕，临近返回兴县时都收回来了）。对一些刚从敌占区来参加土改工作的人员，没让他们继续参加。土改工作队整顿了队伍，学习了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布的“告农民书”及报上的社论，于1947年底重新编组，在崞县几个区中普遍开展了土改工作。

下一步，我们中的一些同志被分配到接近敌人据点的地方搞土改。

1968年，卢梦与儿女涛渊、春雨、春明、春林在太原合影。

12月底，以六分区部队的一个团政治委员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的几十名土改工作队员到了当时崞县的第三区——就是接近忻县敌人据点奇村与南高村的崞县兰村、阎庄、南北大常、永兴村等几十个村庄，去进行土改。这个地区西边是山区，我们的老根据地，东、北、南三面都是平原，属新解放区，离忻县阎锡山军队的据点最近的只有十来里。

这一带村庄的政权是我们的，民兵组织也比较健全。去年解放后，曾粗略地划过阶级成份。前些时，当地政府知道工作组要来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怕到时候各村地主都往敌占区跑，就把各村的地主统统强制集中到西边山上一个小村子里，派平川的民兵上去看管。土改工作组进村后，什么时候需要斗地主，就什么时候上山把本村地主领回来。

当时驻忻县的阎军数量很多，而我们六分区地方部队数量较少。阎军三五天出来到崞县三区一带骚扰一次，我分区部队有时打一下，有时不打。在这种情况下，三区的群众心中很不安定，他们希望八路军野战部队能住在这里，这样敌人就不敢来骚扰，群众也好进行生产；地主们却希望阎军马上到这里。

在这里工作不能象老区那样，贫下中农会可以一开一个通宵，而只能在吃过晚饭后赶快集合人，开短会，讲短话，讲完马上就散会，让大家有时间做好拂晓前转移的准备，因为敌人通常在拂晓时前来骚扰。

南庄头村有一百多户人家，村长是我们县政府派来的，村里的民兵昼夜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来的方向。我一个人去那里进行土改工作。一到村里，村长就召集了一部分贫下中农，让我说明来意，宣讲土改政策和工作方法。以后，每天晚饭后，几个积极分子就来我这里聚会，谈情况和研究问题。我用“吃派饭”的机会到许多家访问、调查，逐渐了解了村里的基本情况。一个月后，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进行分地主土地的工作。群众大会开的很顺利，会上执行了党中央1948年发出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除了给贫下中农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外，不再挖地主的“底财”了。

卢梦与夫人李娟，1950年3月太原。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中央部分领导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在平山县，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以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有各根据地代表参加的土地政策会议，制定了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948年1月10日公布。这个大纲的基本精神是让农民自己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有什么问题农民自己组织法庭解决。这个文件传到晋西北后，土改工作团团部来了指示，要各工作组根据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土改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由农民自己去解决。土改工作组的任务，就是给农民群众讲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宣读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布的“告农民书”：土改的一切工作，让贫下中农自己去办，工作组不要干涉。

南庄头村的土改结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又到了永兴村。永兴村比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这里水地多，比较富饶。闫锡山的执法总监张培梅就出生在这个村里，他的本族亲属在村里势力很大。我们进村前，没有人给我们介绍过该村的情况。村里的干部有的跑出去躲避，有的留在家里不出来。我们进村后也不能再使用这些干部了，只是让村长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老农会”（即年龄较大的农会中的积极分子），依靠这几个积极分子开始了工作。

我们进村后，张贴了许多“告农民书”，并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并略加解释了一遍 “告农民书”，然后跟大家说，你们去办吧。让农民自己进行土改。但是我们完全撒手不管也不行，有些比较老实的农会积极分子因为不懂政策，都来问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些比较鲁莽的农会积极分子办事出了差错，受损害一方就来“告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得不同积极分子们一起坐下来研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免再出现偏差。当时的土改工作组就是这样一种处境，这样一种态度。结果，虽然也关了地主，斗了地主，也分了土地，也改选了各个组织的干部，但是地主阶级在本村的地位与影响，却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

在三区工作的三个多月里，受到阎军十余次的骚扰，他们都是拂晓时来，下午撤回去，其主要目的是扰乱人心，破坏土改。四月中旬的一天，阎军又来了，而且人数很多，来势凶猛，我们都转移到西边大山里。敌人撤退后，我们又回去继续工作。过了两天，接到工作团团部的通知，调我回团部工作。回团部后，出去了解了几个村土改的情况，又奉命带一些干部到当时同蒲铁路以东新划过来的崞县第八区（原来归晋冀区领导的东崞县）去处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

八区是老区，过去打日本侵略者时很有成绩，几年来各村村干部上来下去的换过许多次，宗派情绪也较浓厚。这次土改，八区的两个村第一天开始土改，没有斗地主而是“整干部”。已经卸任的干部斗正在任上的干部，有些已下了台的宗派主义浓厚的人还动手打现任的干部。其中一个村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打死了五个区、村干部。团部听到此事后，命令当地立即停止进行土改，原来派去的工作人员调走，派我带新建的工作队去处理善后工作。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八区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纷纷要求查明情况并妥善处理。新工作队到了八区后，队员们分别住在两个村子里，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调查，终于把这一事情查清楚了。工作队把调查结果上告政府后，政府很快处理了犯错误的人，死去干部的家属也安定了。此时已是1948年夏天，我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忻县，开始围攻太原，前线需要大量民工和担架，崞县人民的支前任务很大、很重。这时，晋绥分局来令调我们回兴县，我即带领来时的原班人员，返回兴县。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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