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15）

发布日期：2017-07-16 22:40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电影局借来写剧本留到电影学校工作

大约在1951年底，“三反”运动结束，我们那个“三反办公室”随之撤消。新任省委书记赖若愚找我谈话，想让我代表省委到忻县地区检查工作。忻县地区由原晋绥边区几个县与原晋察冀边区几个县合并而成，地委书记是原晋察冀边区的干部。当时那里问题比较多。赖书记的意思是让我去工作一段时间，就留下来领导那个地区的工作。我跟赖书记说我还是想搞文艺工作，不想搞别的工作。赖书记也知道我在抗战以前写过一些新诗，抗战时期长时间在文艺界工作，因此，没有坚持让我去忻县，而另派了别人。恰在这时，经林杉同志推荐，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袁牧之借我到北京编一个农村反一贯道的剧本，省委也同意了。1952年新年过后，电影局派导演冯白鲁来和我到崞县一带了解情况，然后一起经北京到北戴河去写剧本，这时已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写成剧本初稿，返回北京剧本创作所，把剧本送交艺委会负责人蔡楚生审查，蔡楚生又转交给当时文化部负责人周扬。周看过后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写这个剧本，给否定了。这期间，电影局长袁牧之辞职，王阑西来任局长，我已正式调来电影局工作。王阑西想要加强一些单位的工作，就找我谈话，说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吴印咸要调回北京，东影缺个厂长，想让我去。过了几天，亚马所在的西北大区行政委员会撤消，林杉向王阑西介绍亚马去了东影。电影局派我到去年刚成立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任副校长。这时已是1952年11月。

电影学校是去年才成立的，其前身是陈波儿为所长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已有两个表演班和一个编剧班，就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两处大院（原为民居）内居住、上课。教师有耿西、王逸、谢铁骊、石联星、唐远之等。校长是白大方。1953年3月改称北京电影学校。

1957年夏，周恩来总理（前排左3）观看演员进修班学员演出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后，与北京电影学院领导王澜西（前排右2）、章泯（前排左1）、卢梦（前排右1）及演职人员合影。

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要发展电影事业，缺乏大批的专业人员。旧中国没有培养电影艺术人才的学校。电影界除少数摄影、化工及放映人才由其它学校培养外，还有就是从国外学习电影专业回来的少数几个人，以及由搞话剧出身转行搞电影的人。大批的技术人员甚至艺术创作人员都是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起来的。建国之初，国家还没有条件办苏联那样的电影大学，只能走从小到大的路子。于是在1950年办了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招了两班学员，以后又办了一个电影编剧班。然而，电影事业发展很快，急需培养摄影、洗印、电影美术、以及发行与放映人员。1952年秋，在新成立的电影学校内增设了电影摄影专修科、电影洗印专修科、中技班、放映师资训练班、发行训练班和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接收过来的动画专修科。一共七个专业九个班，共有学生36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于1954年陆续毕业，分配到各个电影单位去工作。这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但在这两年中，教学上的困难是很大的。

首先是师资缺乏，专业知识和教材不多，教学质量差，特别是电影洗印专业，没有专业的教师。按照教学进程，马上要开专业课，学生们着急要上课，学校领导更急。校领导向文化部电影局多次反映，学生们投书报社，最后集体向文化部请愿。这种情况使电影局领导下了最大决心，把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丰富洗印知识的技师查瑞根调来，请他讲专业课。这位查老师虽然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但没有在学校教学的经验，现在要他马上来学校教学，够难为他了。他只好靠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一边编教材一边讲课，还自己动手做些必要的实验设备。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总算把这门课讲完了。学生们虽然在学校里学得不够，但毕业后到各电影制片厂在原有的洗印人员带领下，很快就熟悉了各自的工作。有些人还成了这个专业的专家。

其次，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差。虽然在新街口豁口外建了一处新的校舍，但当初设想很低，占地的面积少，教学与实验用房更少，现在一下来了三四百名学生，就显得校舍不够，挺拥挤。至于教学、实习的用具更少，只有几台旧的电影摄影机和几间简易的实验室。教材都是新编的，参考资料也不多。教学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

前排左起：常芝青、力群，二排左起：杜心源侄儿媳赵玉文、卢梦，三排左起：杜心源侄儿杜玙文、杜心源，1955年秋于北京。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上很困难，但党和政府对人民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很重视的。对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北京电影学校设有教务处，处长是吴天，副处长是潘奇；对学生政治、思想上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的政治处以及下边的辅导科，政治处处长王子贞是从解放军中调来的，辅导科的科长肖忠信也是一位老干部，学校各班都配了一个专职辅导员，做学生的政治、思想辅导工作。那时的社会风气，是一个青年学生，应当在政治上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上追求进步，业务精通，做到又红又专。

这一批学生于1954年先后毕业。在这批学生毕业之前，随着国家各项建设的发展，中央文化部与电影局决定，在现有电影学校的基础上，“升级”办一所电影学院。为此，急需派人出国考察办学的经验和方法。电影局长王阑西带电影艺术委员会的章泯、电影局计划处的钟敬之及电影生产专家司徒慧敏等到苏联、德国、波兰等国参观学习，并与苏联的全苏电影大学商定，派四位专家来我国办训练班，为我国培养导演、表演、摄影和制片管理人才。同时，从苏联电影大学带回一批教材。为办电影学院，就必须请几位业务水平更高、资历更长、在电影界声誉更大的人来任院长。内定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任副院长。至于原来电影学校的校长白大方，则到师范大学教哲学课。我被留下任副院长，主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和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现在的几个专科班毕业后，即计划招收一批在职干部办四个训练班，由四个苏联教师任教，提高学员业务工作能力，培养几个可能留下做教学工作的同志。

在北京电影学院欢迎苏联专家时致词

1955年夏天，四个苏联专家来了，四个专家训练班也办起来了。而我却由于电影局要搞“肃反”，被调去和电影局秘书长田方专门负责“肃反”。我早去晚归，同时照顾一些学院内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肃反”工作。

四位苏联专家在学校工作了两年，至1957年夏天。训练班结束，专家要回国，我陪专家组长、导演伊凡诺夫到广州、上海等地旅游。刚到杭州，学校就来电报让我回去。回来一问，才知道让我领导学校的“反右”运动。不久，扩大化的“反右”运动结束后，北京电影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由局长王澜西兼任，实际负责人是副院长章泯。

1957年夏，北京电影学院招收了学院成立后的第一班学生。

北京电影学院在小西天路西选定一片地方，按学院教学要求建了一批房子，把已在东院的房子，改为教职工宿舍。学院的机构，则按高等学校的要求，逐步改革、建立。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了两年多。于1959年秋天，被调至由陈克寒任部长的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学校处任处长。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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