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18）

发布日期：2017-07-22 20:41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7年初，《山西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上的两篇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紧接着，中共山西省委就把学术批判领导组改为文化革命领导组，任命王大任书记为组长，我为办公室主任。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做了估计，说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5月22日，中共华北局通知华北各省市在北京开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指示精神。山西去了190余人，集中住在北京前门饭店，山西团住下后，马上召开会议。会一开始，原来在鞍钢工作，后来调任太原市委书记的袁振就来了个“系统发言”，批评经中央决定由太行与太岳两个解放区的干部组成的山西省委，说省委对这次文化革命领导不力，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态度消极，特别指出由一位省委负责人主持编印的清代山西籍著名画家傅山的书画集是政治错误等等。矛头直指省委领导，引起了原在晋东南地区工作过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及省委常委郭钦安、贾俊等的不满，说要与袁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此，袁振赶紧当众做了检查。

6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山西一些大、中学学生反响强烈，把本校党委及领导干部当成了攻击的对象，进而全面“造反”，反对中共山西省委领导。

我是山西省委文革办公室主任，那时正在北京开会，每天晚上在电话上和留在太原的副省长武光汤、宣传部副部长解雨田联系，询问情况，然后报给卫恒，再将卫恒的指示转达给他们。其间，武光汤还来过北京汇报和研究工作。过了几天，卫恒和王谦决定，山西应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几个人。于是组织了个写作班子，由省委党校负责人李慰领导，陆续写了批判赵树理、王中青、束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文章。

1971年，参加山西代县县委会议，2排左2为卢梦。

后来，这个运动来势越来越猛烈，超出了文化的范围，成了政治大革命。这时，“四人帮”露头了，中央文革代替了中央政治局。

7月初，我们回到太原，全省已有很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造了本单位领导的“反”。许多“革命造反派”还到省委来质问、提出无理要求，社会秩序日趋混乱。这时，以前曾作过宁夏自治区负责人，后调来山西任副省长的刘格平，与对省委领导不满意的刘贯一，及山西省军区专职政治委员张日青和袁振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省委，他们自称是省里的“革命派”，“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人跟着他们“造反”，要打倒省委。刘格平曾两次进京找康生和江青请示“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想多拉几个当权的干部和他们一齐干，首先就选中了原来在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而非太行和太岳根据地工作过的省委部分领导干部如朱卫华，郑林和我等，想让我们同他们一齐反对卫恒、王谦等现任省委的领导人。我们不理解此次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更没有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当然不会跟着他们走。在“文革”中他们“造反”的主要目标是卫恒等主要掌权的人物，对他们斗的多、也狠；相对来说我们几个挨斗的次数较少也较轻。

约于10月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陶铸想收拾这个混乱局面，通知各省、市，明年初召开全国“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华北局派阮章兢带了一些干部来山西，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比较积极的晋南绛县召开华北各省、市“学毛著”的现场会，我奉命带山西代表团去参加。当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太原，太原的形势大乱，局势已经失控，各单位都无法进行工作。我的“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已被省委免了，由别的同志代替，我的办公室被“造反派”占据，省委的领导人都躲起来了。到这个时候，我已无法工作，只得躲起来。1968年春节前，我到晋祠亲戚家住了三、四天，就被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叫回太原。来的人告诉我：“革命造反派”已经夺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权，卫恒也死了，王谦等省委领导人已被关在看守所内。我一回到太原，就被省委机关的“造反派”控制起来，让我揭发和批判省委的“罪行”。我来山西工作的时间不长，过去的事我不了解，因而“揭发”不出多少问题，大部分是“陪斗”。我在机关办公室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让我回家里住宿。这时我家也搬了，住到普通干部的大院里，但仍提心吊胆，不知何时被人“揪”走。

不久，我被“造反派”带到第十二中学对面的一个大院里，这里原是一所幼儿园。我住在大院的一处空屋子里，由十二中附属小学的一伙小学生看管着。刚来的时候，还有几个中学生问过几个问题，后来就再没有人来问，家属也能来看望。小学生们只顾自己玩，不管我的事。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八月初才允许我回到家里。在这几个月里，与社会隔绝，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出来后，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内，社会上是两大派系斗个不停，而中央要各地“解放”干部，“派”斗正激烈，“解放”干部也就慢吞吞。至年底时，省委宣传部的“造反派”组织贴出了大标语，要我“站出来革命”，这就是解放了，我不再受批判、管制了。

1969年1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把我们20多人送到北京军区办的学习班“学习和检查”。同时，太原的各个大造反派组织也派了些人来“帮助”我们做检查，如果某个人的“检查”通过了，他就可以分配工作。我们那个组里，造反派代表中有一个在太原机械学院读书的原电影学院干部王子贞的儿子王振鲁，在北京时他家和我家住的很近，只是那时他还小。但在此时此地，表面上是不能暴露这种关系的。他实际上也是想“保”我过“关”的。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学习”，我的“检查”过“关”了。4月初，我回到了太原，由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分配工作。那时太原的形势还很乱，很多单位是一派掌权，另一派攻击。刘格平让我到《山西日报》社工作，那里也是一派掌权，另一派攻击，我想去那里也无法开展工作。恰好刘格平说明天他到北京去办事，等他回来后再商量如何办报纸。当时我血压很高，于是就在家休息养病。刘格平此去再没回来。至1969年8月，中央要办很大的学习班，要山西省六、七千干部到北京学习。我们去了先在北京工业大学住，10月1日以后学习班又迁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住将近一年。这一年中，有派性的人由办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帮助消除派性，我们这些没有派性的“当权派”就学文件，继续检查。到1970年7月，才学习完毕，回到太原。在石家庄学习班中时，刘格平、袁振、张日清都被调走，由解放军69军军长谢振华和军政委曹中南主持山西省的工作，还从北京军区调来一大批干部参与领导省里各方面的工作。回到太原后，先是要分配我到省广播电台工作，隔了一天又变了，让去代县“县革委”工作。去代县前省里来人注销了全家的城市户口，表示不再回来或短时不让回来。到代县后，我被任命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是个团一级的部队干部。我去后，县里的同志们对我还好，我的工作主要是下乡，参加一些会议及劳动。后来县里开党代会时我又被选为县委副书记，仍然主要是下乡，也分管一些文教工作。1971年底时，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来代县视察工作时见到了我，才又把我调回太原。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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