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19）

发布日期：2017-07-22 21:21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复职以后的几年

1972年初，我调回太原，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上级领导是省革委会政治部，大部分是北京军区的“支左”干部。出版社先调回来的是宋平。部队“支左”的姓李，他在出版社管人事工作。出版社原来的大部分人员都散了，要恢复工作，重新出版图书，需要调回一批专业人员来。经过现在出版社的人提名，陆续调回来十多个编辑人员。这些人我都不了解，大概以前都是一“派”的。当时，省文联尚未恢复，马烽在平顺县西沟，孙谦在昔阳县武家坪，都是名为“插队劳动”。这时都到太原来开会，见了面，听说不久都可以回太原来——但不是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大约半年，调回些人来，出了几本书。

我在出版社工作，就住在出版社院内两间小屋子里。李娟还在代县插队劳动，春雨和春明两个儿子已参了军，女儿春林和小弟弟在太原亲戚家住着上学。

八、九月间，我又回到省委，做恢复省文化局的工作。先由一个原省文化局的干部提出名单往回调人，大概此人也有“派性”，调回来的人都是同一派别的。我提的几个人他也同意调回来了，如张一然、石丁、董治、冯次陶、马烽、西戎、孙谦等等，多数分到省文化局的创作组及其它直属单位。这时，省领导任命我为省文化局革委会主任（即局长），副主任一个是部队“支左”干部郭植斋，另一个是原来省文化局的副局长邓焰。各个处都有一、二个部队干部来管人事与主要业务。这样，省文化局就恢复了，就在省革委大院内办公。紧接着，文化局所属各大单位都派去了部队干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过了些时，李娟也从代县调回到太原市电影公司工作。我们的家仍然住在出版社。

1972年卢梦在山西五台县南禅寺

1973年夏，给我分配了新住处，在解放路292号，房子比以前好多了，离省革委大院也近了。不久，儿子春雨从部队上复员，分配到刚成立的省电视台工作。

过了些时候，听说周恩来总理要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山西大同市云岗石窟参观。云岗石窟是在砂石山脚下开凿的，因为年代久了砂石风化剥落，前不久有一个窟顶曾掉下一块石头。由于怕出事，国家文物局决定派工程师来做加固维修工作。工程师提出主要用环氧树脂粘接。工程师来后，省里决定我为此项工程维修组的组长，国家文物局派了个副组长，已定此项维修工程三年完成。这样我便需要每年至少去两次看维修工程的进度，同时也检查了太原到大同沿途（包括大同）的文物古迹与著名的寺院。这二年，文化局所属单位都调回些原来的干部，比较充实了。但大多数调回来的干部是以原来的一派为主，“派”性较大，两派人员还不能很好地合作，领导不好当，人的工作不好做，我只好多与文物工作打交道。“文革”这几年，文物工作没人管，现在多做些文物工作也是很必要的。这阶段国家文物局也常派人来检查维修大同云岗石窟的工作。不久，国家考古研究所经调查得知，山西省晋南夏县东下冯村，地下有一个夏代古城，就派人来挖掘，连续工作了两年多，后来认为此处古迹没多大意义，就放弃了对这个地方的发掘工作。

1973年底，省里接到以“四人帮”为主的中央文化组的通知，说明年一月要在北京举办华北地区各省、市的戏曲汇演。这两年我们没有新的剧目，就选了个前几年的保留节目“三下桃园”，因为“桃园”二字犯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在河北省一个叫桃园的大队中蹲点搞四清），故改名为“三上桃峰”，并把剧本做了修改，强调了学习大寨精神的内容。初改由省文化局副局长贾克负责，后来又由当时的省文教部部长王大任负责。剧本改编完成后，排练出来，经绝大多数省委负责人审查，得以通过。1974年初以我为团长的山西省演出团就赴京了。赴京后，当时中央文化组的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等听说我们带了此剧去演出，就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这戏背景方面的，我认为这个剧本是前几年写的，又是宣传学大寨，不会有问题。戏一演出，事情就大了，他们说这戏是为刘少奇翻案，我大吃一惊。这个戏写的是一个大队把一匹有病的马卖给了另一个大队，后来，大队支部书记发现后，就把钱退给了人家，把那匹病马收了回来。这明明是宣扬大寨精神，怎么就成了为刘少奇翻案？于会咏他们说，王光美在农村“四清”时，在她蹲点的地方曾经把一匹马送给了别的大队，因此这个戏就成了替刘少奇和王光美做宣传。

1975年5月山西省委工作队合影，前排右2为卢梦。

戏不能演了，北京各艺术团体的部分人员与山西演出团全体人员开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当然是我和省文化局分管戏剧的贾克。大会后又发动山西演出团的部分人员开小会批判。这些大会、小会，我都参加了，虽然心里不服，但从未发言表态，心情很坏，血压也增高了。然而在会后、私下里，演出团的不少同志对我很关心，这使我很感激。这样过了一个月，汇演结束了，我们就回到了太原。省委机关里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还是和过去一样。我们几个人奉命到各文艺团体去接受批判。去了几次，批判的劲头越来越小，大家心里明白，此戏不该批，往往是从批戏开头，很快就转而谈一些别的问题。省委的意思是叫我们一边检查一边工作，我就又到大同市去检查维修云岗石窟的工作。后来听说，为了此戏江青还换上军装去批评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其实是她认为谢振华不听她的话），谢振华只好在干部会上当众检查。不久之后，谢就不兼任省革委会主任了，仍去当69军军长。此时陈永贵已到中央当了副总理，王谦又当了省委书记。

1976年，山西省委恢复了省委宣传部，初时是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来“支左”的徐守恒任部长，副部长是李慰、史纪言、刘贯文、陈新兰（女、原为昔阳县一个公社的妇女干部）和我。后来，徐守恒调回去了，宣传部就由李慰负责。史纪言不服，反对李慰，李慰报告了王谦，经王谦批准，连着在宣传部开了几次全体会批评史纪言。

1975年观看演出后，卢梦接见演职人员。

此时虽经大力反对“派”性，但派性依然存在，正常的工作受到干扰。我到省委宣传部后，分管文艺工作，由于“文革”的影响，文艺界的团结也很难解决。

1976年后半年，我奉命带了一部分干部到榆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乡下，看了电视，很伤心。我住在东阳公社办公的地方，那里有一台小电视机，播放追悼周总理的现场情况，当看到江青去时还戴着帽子，旁边看电视的人大声喊：“快摘掉帽子！”，可见当时群众的心情。回到太原后，我听说“四人帮”不让隆重纪念周总理，感到很气愤！当时在太原正在搞戏剧汇演，王大任在主持，见我从乡下回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汇演的节目，大多数是宣传极左思想的。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也去世了。紧接着，是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真是人心大快！

不久，我接到了原电影学院几位同志的信，说电影学院要恢复教学，希望我去。我想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如趁此机会离开。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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