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经历（20）

发布日期：2017-07-22 23:09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作者：卢梦

再次到电影学院工作直到离休

1970年，中央“文革”小组将电影学院全体教职工及部分学生赶往外地农场劳动改造，把学院的校舍及设备给了电影发行公司等单位。1971年，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五七艺术学校”成立了电影系，调回原电影学院的一些教师，招收了一批学摄影和照明的学员。1973年，随着“五七艺术学校”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系也升格为“五七艺大”所属电影学校。1974年，又决定电影学校留少数教师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办训练班，后来又改为“厂办校”，1976年，

“五七艺大”电影学校招收了一批各个专业的新生。

1971年起，电影学校招生办班都是在已不招生的北京市农业劳动大学的校址进行的。

1976年10月，随着横行多年的“四人帮”垮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家高教部批准，恢复了电影学院建制。1978年3月，中央文化部决定：成立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由新调回来的副部长王阑西兼任组长，把我从山西调来任副组长，另外两个副组长是钟敬之和申伸。

1982年，卢梦在电影学院办公室。

我在离开电影学院20年后，又重新返回了电影学院。新恢复的电影学院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学院原来在新外大街小西天的校址已经被电影发行公司等单位占据，腾不出来；学院大部分器材也被别的单位拿去使用，要不回来了。没有校舍，只好在朱辛庄北京“农大”空着的校舍内办学。朱辛庄距城区十多公里，原有的校舍与设备只适合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而且教职工上班，学生到校外观摩、实习，及请外来的教师讲课都不方便。就在这种条件下，电影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克服种种困难，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于1978年夏季，在小西天原电影学院干部宿舍院内，招收了第一批本科新生。招生考试时，新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也到考试现场视察。经过严格筛选，录取了177名新生，其中包括19名表演师资进修班的学员，这个班的学员为了观摩与实习方便，就在小西天原校址西边的一片空地上，建了两排简易房住宿和上课。其它各系新生，都到朱辛庄原北京农大校址内住宿和上课。这样办学困难实在太多、太大，因此不久之后，我们给中央文化部写了报告，要求在北三环一带征地建新校址。

一百多名新生进校后，虽然能按教学计划开课，但学生们的思想很复杂：一方面是为自己能在那么多报考青年中被录取进了自己喜爱的学校，学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感到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对条件非常差的校舍、设备及面临的许多困难，感到很不满意。大学生们对国家大事是比较关心的：“四人帮”垮台了，今后中国往何处去？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这都是学生头脑中感到迷惑的问题。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开学典礼，前排左5为卢梦。

由于十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对文化的摧残，使我们对世界电影所知甚少，学院为了让教师和学生们弥补这段空白，开阔思路，增长知识，汲取世界各国电影的“营养”，从电影资料馆租来放映了不少主要是西方各国60年代至70年代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制作，代表了世界电影发展的主流，但是不可避免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学生们在课外看的业务书，也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些影片，很多是过去不允许师生们看的，更不会在社会上放映。现在大家看多了，自然会受其影响，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民主生活不如人家，中国的影片不如西方的好看。虽然课堂上有讲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但是有许多学生不喜欢听你讲这些，他们怀疑马克思主义。在学生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做了一次文艺思想调查，是用测验的方法进行的，结果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于是请吴国英同志给学生讲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课，同时还要求专业课的老师们结合专业教学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学生们文艺思想的问题。

教师的实践少与学生们的实习条件差，是从电影学院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了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整顿与充实了担负学生实习任务的学院实习处，使之具备可以制作一部外景不多的故事片的能力。同时，我们又分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与各制片厂联系，由学院派出各系专业课教师去厂里参与摄制故事影片，这个办法，在创作人员很少的小电影制片厂，如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很容易解决，他们也欢迎我们派专业教师去。另一方面，导演系的专业课教师自己写剧本或者找剧本，自己导演，学院各系专业教师联合参加，由本院实习处担负制作任务，自己拍摄影片。在“文革”后学院拍出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就是1979年拍摄的《樱》。《樱》拍摄完成后，正式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学生们的实习，由专业课教师指导，在学院的实习处进行，多半是短片，拍得好的，可以拿到社会上发行。

从1978年到1983年，电影学院在继续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同时，进行了“一学二批三整改”：“学”就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批”就是批“四人帮”的反动罪行；“整改”首先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评定教师职称，改正错划右派等，以及重建实习处。这时期学院最主要的任务是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重建一处新校舍。这个报告经胡耀邦、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看后，都表示同意。经上级批示，在北三环（原黄亭子处）拨了十公顷土地给电影学院建新校舍。学院决定由副院长李牧同志负责新校舍的建设。因为北京农学院也要恢复教学，经过与他们协商，决定最近三年内，两个学院都少招一些学生。

1982年，卢梦夫妇和小儿子小明。

1980年10月，中共电影学院党委会选举产生，我任党委书记，申伸和石毓钧任副书记；文化部任命成荫为院长（成荫当时正在拍片，未到职），罗光达、张客、赵明、李牧为副院长。1980年11月，我同教务处处长刘维翰及各系一名教师到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调查，了解在各厂工作的原电影学院各系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以及各厂需要哪方面的专业干部等，为时约一个月，回来写了报告给文化部，并制定了最近几年学院培养学生的计划。

1982年4月成荫同志拍完影片后，来电影学院任院长职。他来后即积极审查各专业课的教材，并与各专业课的教师谈话了解情况，很忙很累，以致心脏病加重，只得于1983年后半年休息。

1983年10月，我和钟敬之、申伸、罗光达、张客、李牧、赵明等年龄均已超过60岁，按中央规定，相继或同时离职。离职前，文化部来人调查，选择下一任领导干部，我向他们提了由沈嵩生任院长，孙月枝为党委书记，均被同意。

1983年8月重返晋西北，在兴县晋绥革命烈士陵园的合影。

1983年学院放暑假时，我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回到山西，约了曾在一起工作多年的柳淮南和在省委接待处的老朋友李承丕，带着大儿子涛源，乘了一辆越野车，到过去工作了十二年的晋西北地区旧地重游，想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我们先到了地委所在地的离石县，住了两天，还到柳林镇看了看，然后又到临县。在临县看到大川里种了许多树，地方显得窄多了；在城北榆林村与桦林村，试图找我原来住过的地方，但那里早已变了样，所以未找到。我们乘车又到兴县，兴县城里新建了许多房子，几乎不认得了，我们在县里招待所住下。县委书记是个大学生，他派县委宣传部长、过去是县剧团的一个年轻同志陪着我们。我们先到到城关去找我原来住的地方。找到了地方，觉得那里比从前狭小多了。又到过去我住了很长时间的城西高家村看了看，然后就去了黄河边上的黑峪口。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黄河水把过去沿河的土地、房屋及大量枣树都冲得一干二净了，河对岸的大村子盘塘也被黄河水侵蚀的只剩下靠山坡的几户人家。三天后，我们到了岢岚县。岢岚从前那么高大、那么宽厚的城墙（传说是北宋时樊梨花守过的城）已经没有了，显得很荒凉。我到从前住过的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了岢岚县城，经神池县（是个新建的城区，不大）及阳方口到了忻县，原打算在此住一夜，但吃过饭后汽车司机要走，我们只好傍晚出发，连夜回到太原，然后又回到北京。

从1984年初起，我正式离休，未兼校内校外什么职务。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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